郭耕的幸福公式         2017年12月08日10:23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郭耕有很多頭銜，他是北京市政協委員、民革北京市委委員、北京市青聯委員、北京麋鹿生態實驗中心副主任、北京科普作協理事、“自然之友”理事、“全國先進科普工作者”、北京市團委科普顧問;他曾被北京科技周組委會評為“科技大使”，近作《鳥獸的絕唱》獲得全國科普優秀圖書一等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而這些頭銜和獎項也勾勒出他過往的人生軌跡。當年，人民大學貿易系畢業的郭耕，順理成章地做起了商人，正當他經商成功的時候卻突然轉行當了一名動物飼養員。與動物打了15年的交道，現在他是一位堅定不移的動物保護主義者。他說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改變人在野生動物眼中丑惡的形象。

郭耕的經商生涯隻有五年時間，但他是成功的，憑借他個人的努力就為公司創收利潤100多萬元。在1984、1985年，100多萬可不是個小數字。以他突出的成績，那年被評為“北京市新長征突擊手”。

但這位“新長征突擊手”很快對紙醉金迷式的庸俗商業文明產生了不可遏制的厭惡，在那些近乎奢侈的商業宴席上，他表現得更多的是尷尬而不是高興。1985年夏天，郭耕出差去內蒙古，適逢一位大學教授帶領一群學生考察昆虫。他興沖沖加入到這支快樂而富有詩意的隊伍中，在夜晚的草原上打開手電筒，吸引來各種各樣的昆虫，圍繞光柱熱烈地飛舞，郭耕看得目瞪口呆，童年某些已然模糊的記憶仿佛蘇醒過來，那一刻，他激動得幾乎跳起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伴隨急劇變化的社會進程，生活場景也隨之變得讓人眼花繚亂，而郭耕卻時常悶悶不樂地發現它們並不像原先設計和預期的那樣。1987年1月，郭耕所在的公司與林業部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共同籌建北京瀕危動物馴養繁殖中心，郭耕做下了青年時代最為重要、但也足以讓熟悉他的人目瞪口呆的一個選擇——26歲生日那天，他來到北京南郊大興榆垡一個叫東胡林的地方，成了一名動物飼養員。

那時郭耕做的是真正的飼養員，工作就是打掃衛生、撮糞、沖洗籠子、切香蕉、蒸窩頭等等。可當他從養猴子的痴迷中醒過來的時候，看著關在籠子裡的猴子，他困惑了，為什麼是猴子在裡面，而人在外面？人與動物的關系就應當如此嗎？如果有一天，人被關進籠子飼養是什麼情景？

郭耕的生活於是再次改變。他開始為動物們吶喊、演講、寫動物保護的文章，起草宣言，以期把環保的理念深入到更多人的頭腦中去。

“我的工作可以劃分成前后兩段，在1995年前是代表人面對動物;在1995年后是代表動物面對人。”郭耕說。從飼養動物轉向了教育人類約束自己的行為，是他思想轉變后主動作出的選擇。

於是，在北京麋鹿苑內，就有了世界上第一座“世界滅絕動物墓地”。在一個蒼涼的十字架上，排列著近三百年來已經滅絕的各種鳥類和獸類的黑名單，兩座具象征性的墳塚、橫斜的枯木、低飛的寒鴉把整個墓區籠罩在一派蕭瑟、悲涼的氣氛中。這是郭耕一手設計和籌劃的，他希望到麋鹿苑參觀的人們都能來此憑吊自然界中永遠逝去了的動物物種。

郭耕為這些滅絕動物寫了墓志銘:“工業革命以來，以文明自詡卻無限擴張、為所欲為的人類，已使數百種動物因過度捕殺或喪失家園而遭滅頂之災。當地球上最后一隻老虎在人工林中徒勞地尋求配偶，當最后一隻未留下后代的雄鷹從污濁天空墜向大地，當麋鹿的最后一聲哀鳴在干涸沼澤上空回蕩……人類也就看到了自己的結局！善惡終將有報，獵天必被天獵。當人為造成的物種滅絕事件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倒下的時候，作為自然物種之一的人類，你就能幸免於難、在劫而逃嗎？”

郭耕說，這正是滅絕的動物對人類的警示。

隨著思想理念的轉變，在生活態度，乃至生活細節上，他都作出諸多調整，堅持一些，也放棄一些。比如節儉，他一直在堅持，他一直沒有私車，出行盡量乘坐公共汽車，在當選市政協委員后，積極倡導北京設立“無車日”;他的東西只要能用，不管多舊，他從不丟棄。吃肉的習慣，用空調的習慣，他都主動放棄了。

郭耕有一個幸福公式，幸福等於物質佔有除以物質欲望。這是一個分子與分母的關系。分子越大，就越幸福，或者分母越小，也會越幸福。他認為，物質追求沒有一個標准刻度，也不是完全由自己決定的，人卻可以把握自己的欲望，縮小或者膨脹。所以幸福與否在於每個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