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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谈中西文化     姚传德    2022年01月10日16:46

中山先生受过系统完整的中西学教育,对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有着客观清醒的认识,对中国文化始终抱有很强的自信。他在早年,对中西文化论述不多,只是在知行观方面做过深入的讨论;到晚年,针对国内盛行的民族自卑主义思潮,开始集中阐述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一)关于恢复民族精神

中山先生坦承,在中国国民性格习俗中,有很多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比如随地吐痰、宴饮之际大声喧哗。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因为中国文明总体落后就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相反,中山先生认为要想振兴中华,首要条件是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

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固有道德是民族复兴的根本。在有关民族主义的演说中,他认为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地位,除了大家组织起来从事革命运动之外,还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复。他认为,中国人的固有道德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

中山先生说,中国现在受外来民族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就应该要保存继承下去,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他说有一回战争的间隙,他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按规矩,从前一定还有一个“忠”字。这些现象,他看到不止一次。他说,由此可见,现在一般的人们以为到了民国,没有了皇帝,就可以不讲“忠”字了。中山先生认为这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说忠于民可不可以呢?忠于事可不可以呢?他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即便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这便是“忠”。现在人们都说道德沦丧,推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丧失了“忠”的精神。所以,中山先生认为我们尽管身在民国,还是要尽忠,不是忠于君,而是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至于“孝”字,中山先生说,它更是我们的特长,即便当今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在“孝”字方面,还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善。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

中山先生认为,如果能够把“忠孝”二字发挥到极致,国家自然可以强盛。应该说中山先生的看法确系至理名言,忠、孝二字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连亲生父母都不孝顺的话,还能希望他忠于国家吗?一个不忠不孝的民族还有凝聚力吗?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民族能够实现现代化吗?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中山先生认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中外交通之后,外国人到中国设立医院、育婴堂、学校,教育救济中国人,以致于一般的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的“仁爱”精神远不如外国。其实,中国人有“仁爱”但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践力行。所以,要学习西洋人的实践精神,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

中山先生说中国古时无论对邻国,还是对朋友,都是讲“信”的。外国人对中国商人的诚信精神赞不绝口,很多商业交往不需要订立契约,只是一句承诺就足够了。他说,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比较一下中国人与日本人,都会赞扬中国人。至于“义”字,更是中国古人所提倡的。就国家间的关系而言,中国古代在很强盛的时候,也扶弱济贫。中国强盛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但日本强盛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亡了,由此可见中国人更加重“义”。所以,要想加强社会的团结与秩序,必须恢复中国“旧”道德所提倡的“信”和“义”。

中山先生说,“和平”更是中国好道德。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最讲和平,西方列强纷纷推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策,大肆侵略扩张,灭亡弱小国家与民族,抢占殖民地。所以,不仅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在外国人之上,“和平”的道德,更在外国人之上。

(二)关于自由和平等

在自由方面,中山先生说,西方近代两三百年以来,用了很大的力量去争取自由,甚至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这是因为欧洲以前缺乏自由。在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社会上存在大量奴隶,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任何自由。到中世纪等级封建制时代,自由是贵族、骑士们的专利,而普通农奴依附于庄园主,没有迁徙、就业、买卖、财产处理等方面的自由,甚至连穿什么衣服、用什么交通工具的自由都没有,普通民众深深感受到不自由的痛苦。因此,欧洲社会自古以来就非常看重自由,一直在为自由奋斗。

他认为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虽然属于古代社会,但是同西方中世纪的等级封建时代不同,社会有相当的自由。秦朝以后的历代皇帝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对于威胁到其统治地位的反抗行为,一般都是严厉镇压。但是,除此之外,无论人民做什么,政府并不过问。在清朝,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此,在中国,以自由作为口号来争取普通民众加入革命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革命中真正的问题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泛滥。外国人评价中国人为一盘散沙,就是因为太缺乏团体感与纪律性。所以,要想驱逐外国帝国主义,恰恰要约束个人的自由,使中国人结成坚固的团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的自由。

中山先生指出,平等也是欧洲各国革命所争取的目标。欧洲自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存在不平等问题,那时候,公民、外邦人、奴隶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到中世纪,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封建等级制度,帝、王、公、侯、伯、子、男、骑士、农奴、贱民等,每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权利与地位,都是世袭的。所以,欧洲民众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建立一个没有等级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在中国古代社会,若说绝对平等,当然也不是。官民不平等、富人与穷人不平等、绅士与百姓也多少有些不同。但是这些不平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寒门人士如果智慧、勤奋也可以变为官僚、富人、绅士。所以,这种不平等往往是各人努力的结果,并非是一种世袭的特权。他指出,有一种错误的平等观念,就是要实现人们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平等,这是危险的。平等是指政治地位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平等,然后,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如果像平均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那么,世界就不会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这种平等是假平等!

中山先生认为,中国要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学习欧美是应该的,但是不能丧失自信地去盲从,否则将祸害国家,误尽苍生。

事实证明,在鸦片战争之后,东亚社会以自身的文化为背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选择了向西方学习,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除了受斯大林模式祸害的国家之外,很快都完成了现代化任务,从而创造出了东亚现代化的辉煌。所以,只要我们保持理性与自信,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继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吸收西方现代国家乃至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长,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中华文化就一定能够再现辉煌!(作者为民革江苏省委会理论与学习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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