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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召的力量——共产党人与马占山         2021年09月03日10:20

 

 

马占山将军

作者:马志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历史是人与事组成的,是有温度与故事的。在中国共产党感召和凝聚的爱国人士的实例中,我祖父马占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我作为马占山将军的后裔,很希望通过讲述前辈所经历的故事,让大家了解我祖父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从一个旧时代的旧军人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者与同路人,并努力为新中国的建立尽心出力的。

江桥抗战

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与声援

1931年11月4日,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我的祖父马占山在明知打不赢的情况下,率部在黑龙江的江桥镇抗击日本侵略者,打响了著名的江桥抗战。

在政协齐齐哈尔文史学宣委员会编印的《江桥抗战史》中对江桥抗战是这样评价的:“过去一直认为,江桥抗战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战,而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员亲身参加,以全国各族、各界民众为后援的全民族抗战。”

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准确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时间站到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1年9月19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痛斥了日本的强盗行为,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把“满蒙”变为它的殖民地所采取的蓄意行为,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还发表了《为日本武装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日本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周恩来同志发表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提出:“我们要领导与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在江桥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齐齐哈尔地方党组织,组织全市“工人、农民、公教人员、商店店员、医务工作者参加抗战救国活动,组织街头宣传队声援江桥抗战,组织战地慰问团运送弹药、护理伤员。战局紧张之时,齐齐哈尔地区大批工人、店员自动携带锹、镐赶赴前线修筑战壕。”齐齐哈尔地方各个人民团体,募集慰问金十余万元,猪、羊200余头,分送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黑河史》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1932年,马占山率领黑龙江义勇军反攻哈尔滨时,黑河粮草中断,抗日部队官兵只好以马料为食。面对困境,马占山一筹莫展。中共党员王复生看到抗日军民忍饥挨饿,焦虑万分,后想到“广发祥”糕饼店老板王国华。王国华是老共产党员,在中苏边境以开店作掩护,实际上是中苏两党的联络人。王复生找到王国华,经王国华协调,王复生到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商谈为马占山领导的抗日部队解决粮食和武器弹药问题。事后不久,领事馆通过苏联外交部很快帮助解决了大量面粉。至于武器弹药,苏方担心引发国际纠纷,提出将1930年“中东路战争”中,苏军缴获的东北军梁中甲旅的武器归还马占山的抗日部队,帮助马占山部解决了粮食和武器弹药困难问题。

在江桥抗战后的黑龙江义勇军抗战中,中共满洲省委派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李继渊到马占山部队任少校秘书。对这件事,曾参加过江桥抗战的马占山卫士长杜海山在《再揭抗日旗》中回忆:“30日之战斗(罗圈甸子战斗),时起时息,午后3时,卫队营王青龙营长率所部179余人,向西山口冲出,敌包裹过来,王营奋战,愈陷愈深,以致全营殉国,省府秘书李煦尧亦同时战死。”李煦尧就是李继渊。

江桥抗战打响后,当时中共满洲省委派出骨干,组织游击队协同配合马占山抗击日军,张甲洲就是其中一位。他于齐齐哈尔甲等工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1932年,张甲洲与巴彦中学校长孔庆尧、县保卫团长王家善等人联合各方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建立了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张甲洲为巴彦抗日游击队队长,赵尚志为政委。在日军进攻马占山部时,巴彦游击队配合马占山部作战,在呼海铁路泥沙火车站炸毁日军北进的军火列车。巴彦游击队主动联合黑龙江抗日义勇军作战的行动是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探索。

在苏联、在天津

与共产党真诚交往

1932年12月,在义勇军抗战进入绝境的情况下,马占山与苏炳文等人进入苏联。1933年4月16日,由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陪同,马占山、苏炳文等来到莫斯科,接受了各国记者的采访,还瞻仰了红场,游览了市容。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的景象给马占山留下良好的印象。用马占山的话说,见了进步的世面了。马占山在莫斯科给良友画报及朋友寄出的照片、明信片写道:“愿以身殉国”,表达了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

马占山等将领从苏联回国途中经过柏林时,中共党员于炳然前往柏林,一同做各位将领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共抗日。在柏林的十几天里,马占山与于炳然相处较好,这些都加深了他对共产党人的认识,也坚定了他进一步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态度。

回国后,马占山寓居天津。期间,与东北籍的中共爱国人士杜重远及中共党员阎宝航、栗又文、邹大鹏、孙达生、解沛然(解方)等人交往甚密。通过杜重远的介绍,马占山认识了共产党人孙达生,经过彼此的交往,马占山更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认识,承诺孙达生联络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孙达生(地下党)回忆,“1935年10月,从上海到天津去见东北军的好友马占山等人。我与马占山作过三次深谈,马占山特别讲了他在武汉对张学良的谏言。批评张学良对待蒋介石犯了三次大错误:第一次是1928年冬不应该拥护南京政府挂青天白日旗,加入国民党;第二次是九一八事变,不应该听从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拱手放弃东北四省;第三次是不应该回国宣传法西斯能救中国,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参加剿共内战。”马占山说:“国民党这些南蛮子怎么能给东北人好待成呢?东北军参加打共产党是无期徒刑,是卖命换饭吃。”马占山说,他率领的几万黑龙江军队退到苏联后得到补充,蒋介石要把他的军队调回国,归还东北军建制,参加打共产党。他使手段抵抗蒋的命令,现将部队集中到新疆待命,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决不参加剿共内战。又说他出国见到了进步的世面,中国人要打小鼻子一定能得到大鼻子的援助,这是斯大林亲口答应的。副司令(张学良)出国喝了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迷魂汤,拥护蒋介石打共产党,这是死路一条,决不能走下去。

1936年5月,马占山派他的老部下袁晓轩去绥远找李上林(时任绥远省国民兵副司令),联络抗战力量。袁晓轩亦是中共党员,一直跟着马占山在黑龙江抗战。李上林在同年7月送家眷到北平时顺道到天津见马占山。据李上林回忆:“见面后,马问我,一旦中日战争爆发,我到绥远,人民能否群起响应?蒙伪军的招抚能否便利。我说,蒙伪军不管怎样,总是中国人,决不会一点天良没有的。绥远民众虽比较落后,但因日伪势力的压迫已引起愤恨。将军如能到绥远号召,群起响应无问题。我在各方面竭尽一切力量援助将军。马听到我的话后,特别高兴。他派邹大鹏(共产党员)、袁晓轩招待我。9月马占山又派邹大鹏到绥远见我。”

马占山虽闲居天津,仍心系抗战,并与共产党人来往密切,派出的亲信、部下大部分是中共党员,不停地为抗战集结人马。

在西安、在延安

认识和结识中共领导人

1936年12月初,马占山接到蒋介石从洛阳发来的电令,让他到洛阳待命。6日,马占山一行到了洛阳,没见到蒋介石,说是已飞往西安。两天后,马占山一行到达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212房,与蒋介石的军政大员比邻。

12月12日夜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一干随行而来的军政要员。马占山作为一个局外人意外赶上了西安事变。

事变当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即对外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通电发出八项主张。马占山与东北军将领都在通电上签名支持八项主张。

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16日来到西安,住进张学良公馆金家巷。

马占山亲眼见证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他看到周恩来为了说服各方,每天会见西北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陈述共产党人的观点以及各方团结的重要。这一切,加深了马占山对周恩来的认识,尤其是周恩来在混乱局面中处惊不乱、依旧以一片真诚对待朋友的态度,这是马占山第一次面对面见识中共领导人的才干与能力,对中共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来马占山在榆林府谷抗战,接纳不少中共干部到其部队任职,并信任有加。

1937年8月21日,蒋介石委任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理东北四省招抚事宜。24日,马占山赴山西大同组建东北挺进军司令部,原东北军刘桂五骑六师划归挺进军。杜重远、栗又文、徐寿轩等来到大同,给马占山送来了电台。9月,日军大举进犯绥远,马占山率部展开绥远保卫战。在包头、五原、东胜、准格尔与日军、伪蒙军激战。

1938年4月,日伪军集中兵力包围了马占山司令部,在黄油杆子激战几昼夜,马占山突出重围,骑六师师长刘桂五牺牲。刘桂五是挺进军牺牲的军阶最高的将官,他的遗体运回西安后,国共两党共同追悼公祭这位东北军的抗日将领,当时这是一件空前的事,也让马占山再一次看到共产党坚定的抗日立场和民族大义。

5月中旬,马占山赴重庆向中央报告晋绥抗战形势,解决武器弹药补给。在重庆等了两个月才见了蒋介石一面,领到了部分枪支弹药及军饷。马占山在7月返回府谷途中右手掌受伤,副官急忙通过边区电话联系中共中央交际处处长金城,被安排在延安拐卯医院救治。马占山在延安住了一段时间,手的伤势好转。与这里的医护人员相处久了,发现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普通工作人员,人与人是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的。他还发现在延安的东北老相识、老朋友真是不少,如张学思就经常来与之交谈,言谈中充满了对中共领导人的敬佩,讲述了共产党人的品行,马占山深受感染,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天,副官杜海山报告,说毛主席来看他了。马占山急忙起身迎接,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伤势,诙谐地说:我可是久闻大名,八年前,马将军在黑龙江抗战,劳苦功高。你可不能死在这里呦,那蒋介石会大做文章的。

几天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欢迎大会,设宴款待马占山一行。大会由肖劲光主持,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欢迎马占山到来。王明在致辞中说:“马将军于九一八事变后,不顾一切首先起来反抗民族敌人,首先起来打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历史上应大书特书的。第二,马将军不但勇敢,而且机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能设法从危险中逃出,是值得人民学习的。第三,马将军是自始至终抗战到底的人。马将军是主张团结全国、顾全大局,主张进步、反对倒退,只有如此,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欢迎会上,毛泽东致辞:“抗战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到底。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支持。八年之前,红军与马将军则已成为抗日同志,我们相信马将军一定抗战到底。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我们真诚地欢迎那些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我们就欢迎到底。马将军年逾半百,仍在抗战最前线与敌周旋,这种精神值得全国钦佩。”

马占山返回后,将其在延安看到与学到的,运用到自己的辖区里。一是整顿军纪,严令官兵不得侵犯百姓利益,违者严惩不贷,直至枪毙。二是发展生产、贸易,兴建学校、图书馆。三是兴建烈士灵堂,纪念自东北抗战以来牺牲的官兵,设置牌位,立碑刻文。这些遗迹至今都被当地百姓保留着。

马占山组建挺进军时,吸纳了一批老朋友及中共地下党人,如前文提到的邹大鹏(军械处处长)、栗又文(秘书处处长)、李士廉(参谋处少校参谋)、邰中复(特务营营长)、徐寿轩(少将秘书长)、关梦觉等人。这些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马占山的部队里都担任着要职,还在挺进军里成立“中共挺进军支部”,栗又文担任书记。

在北平

助力和平解放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较量之地,蒋介石想利用马占山在东北的影响,在1946年任命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马占山不愿意打内战,故一直称病休养不就任,在蒋介石电催之下,马占山不得已在1947年4月17日前往沈阳。

4月18日在沈阳北站,受到沈阳民众及军政官员的热烈欢迎。21日上午在市政府广场,各界隆重集会欢迎马占山重回东北,并赠送其“民族英雄”锦旗。马占山发表了书面演讲,他回顾了自己抗战的经历,想起那些死去的将士,“那些留在山林地带坚持游击的同志们,多少年来含辛茹苦地冲锋浴血,忠贞不屈。这种可歌可泣的精神,国家社会都应该予以相当的安慰,来表彰正气。”谈及东北的前途,寄希望于东北民众、东北青年要担当起历史的使命,认清时代,建设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马占山早年就说过,与共产党军队打,那是死路一条。他对蒋介石政府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10月,他以养病为由,返回北平,拒绝打内战。

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解放,平津战役开始。马占山在北平居住,与守城司令傅作义关系很深,他的部队都交给了傅作义,因为如此,也更关心傅作义的命运。

马占山的好朋友、中共党员蔡运升介绍中共党员王之相教授来见马占山,谈及和平解放北平的重大意义,希望“马将军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几天后,马占山抱病去见傅作义将军,并说明来意。当时傅作义告诉马占山他已做了应变计划:一是把全部军队撤到江南;二是固守平津;三是放弃平津,退保察绥。马占山此刻知道傅作义没把他当外人,就说:“你还是把宝珊接来,他和中共的关系好,又有威望。”傅作义接受了马占山的意见,当晚就派飞机接来了邓宝珊将军。马占山以给邓宝珊将军接风洗尘为名,邀请傅作义将军在家中商谈了具体的办法。过了两天,马占山请王之相和邓宝珊将军再到家中进一步商谈,邓宝珊将军说:“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傅将军也有表示,不能再打下去了。”邓宝珊与傅作义的深谈,打消了傅作义的顾虑,他还作为傅的代表直接参加与中共代表的商谈,加快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

1950年,马占山被毛泽东主席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但因病未能出席,这是他的终身遗憾。

1950年11月马占山病逝于北京,病危之际,给家人留下遗嘱:“我亲眼看见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胜利实行,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理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因病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

这份遗嘱,是马占山用他一生经历与追求所做的选择和对后人的叮嘱。马占山的选择是很有代表性的,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更多人的转变和选择,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终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我们也从中看到历史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十一届青海省政协副主席,民革青海省委会原主委。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文澜讲坛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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