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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盛事:概说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王 杰 宾睦新    2021年03月26日13:40

20世纪初年,华夏大地相继发生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和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件大事相隔十年发生,其范畴相同而性质各异。因为其民主革命的范畴相同,两者间有着承传和接续的联系。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准备了前提与序曲,中国共产党诞生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必然,辛亥革命加速了共产主义的传播、工人阶级的成长、革命干部的培养,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又因为其新旧革命的性质不同,中国共产党既继承辛亥革命的成果,汲取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又领导中国人民推动革命继续前行,从而超越了辛亥革命,逐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民主共和和民族复兴。正如毛泽东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指出的:“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的新篇章。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由是,辛亥革命的成就和不足,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

推动民主政治,掀起思想解放

 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权神授”“君为臣纲”观念根深蒂固。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政治,中华民国的最大成就,就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同时规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等自由。人人讲平等,成了口头禅,不许唤老爷,不许唤大人,不许坐轿子,废除三拜九叩等封建习俗和礼节,使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大解放,民主共和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为探索强国兴邦打开了新的视野。列宁在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以“东方的觉醒”作高度概括。尽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倒行逆施,终归昙花一现。辛亥革命所推动的思想觉醒,有力地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辛亥革命的胜利,扩大了国人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接受度和容纳度,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孕育提供了土壤和环境。如金冲及教授所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在国人面前,民主革命派用立法的手段表明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否定及对民主共和政体的确认。此后,民主、共和已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专制局破,共和成立”,大大激发了人们参政的热情。全国报纸的数量也从十多年前的100多种增至近500种,议论时政,宣传民主、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促进了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初政党数量“殆达三百有余”。相辅相成者,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广为流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与各种思潮奔涌而至一起传了进来,并逐渐发展成新思潮的主流。另一方面,“起共和而终帝制”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又使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先驱于痛感失望和迷茫之时,积极寻找探索民主共和国的新路。其时国际国内局势恰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动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了。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换言之,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推助民族经济,壮大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长起来的。

  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并在同世纪60年代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发展。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情景,即中国的工人阶级比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早一些、资格老一些,因而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很大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不少商界人士都参与了各地军政机构,担任要职。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其获得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发言权,通过所握的权力,制订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如1912年12月5日,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4月颁布了《矿业条例》和《审查矿商资格细则》,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这些法令放开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等,利于促成民族资本发展。加之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使得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一个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新设厂矿379家,年均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年均1430万元,年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早期产业工人,以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为主,另外还有约4000万手工业工人、运输业的苦力、雇农等非产业工人。

 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剥削,恶劣的劳动条件、食不果腹的生活条件,远超过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这自然会培育出中国工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即极强烈的革命性。中国工人阶级人数相对比较少,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深切体会贫苦农民大众的艰辛和苦难,容易发动和组织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斗争,形成极其广大的革命阵营。他们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工人运动也在逐步开展。辛亥革命时,不少地区的工人都参加了革命斗争,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辛亥革命后,工人的罢工斗争显著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自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中,有记载的罢工斗争计有105次,而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8年中,罢工就达130次,规模也扩大了。其中1916年天津人民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地区的斗争,法租界的工人罢工成为这次斗争的主力,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放弃侵占老西开的打算。这显示着中国工人阶级爱国热忱和觉悟程度的提高,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走上政治舞台。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主要由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持斗争,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时达到10万多人。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很快扩展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使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产业工人如此大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革命新的领导阶级。

  当然,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必须取得科学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并在这一先进思想指导下,组成与旧式会党、行会完全不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司令部来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进行斗争。

  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也在发展。辛亥革命前,产业工人约10万人,1914年增至100万人以上,1919年五四运动前已达200万人以上,到1920年,已经达到二三百万人。可以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一过程的量的积累,在五四运动时就很难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更不可能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间成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因此,辛亥革命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一个临界点,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急剧地积聚着阶级力量。

洗炼仁人志士,培养革命干部

 “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1941年10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或者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甚至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或者受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影响。这些早一代的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正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陈独秀、朱德、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皆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陈独秀曾是安徽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的总会长,武昌起义后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任弼时、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张太雷、赵世炎、李立三、彭湃、王若飞、蔡和森、陈潭秋等,虽未直接参加辛亥革命,但读过进步书刊或接受过同盟会员的启蒙。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自己青年时代常读《民报》,从报纸上“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从而“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最初几批党员中,约有10%出身于同盟会会员,直接或间接有过辛亥革命运动洗礼的人数约占1/3,经过锤炼,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启迪彻底省思,孕育新兴革命

  毋庸讳言,从轰动效果上说,辛亥革命胜利了;但从实质效果而言,辛亥革命又失败了。说它失败,是革命的不彻底——没有从根本上完成反帝反封建两大历史任务。

  先说反帝: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5日政府宣布对外文告:“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革命之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概有效。临时政府以为谦恭能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想法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仅仅过了3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为诱饵,于1915年5月9日强迫袁全部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时期,日本以“铁路借款”“矿山借款”为由取得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满蒙五铁路以及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的抵押。以“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为由,控制了我国的电讯事业。通过“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的名目取得了所谓中国参战军的指挥权。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与段政府以共同抗敌为口实,于1918年5月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此日本取得了在我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东北与蒙古的特权。可见,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反帝之日没有穷期。

  次说反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只是打倒了一个皇帝,而封建专制的根基没有动摇。

  袁世凯假冒“共和”,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政权一到手,就下令解散民主共和的标志——国会,继而破坏临时约法,帝制自为;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粉墨登场,衣钵依旧,争斗无休。战乱使苍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把先进分子、革命人士诬为“乱党”,捕杀不已。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辛亥革命虽然有自己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有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但是没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没有充分依靠和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农村的革命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加和支持,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前面就显得势单力薄,容易妥协。同盟会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缺乏凝聚力,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内部就四分五裂,无法形成一个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坚强核心。尽管辛亥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迫使许多投身过这场革命或者受其影响的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和寻找新的出路。

  弦外之音是,辛亥革命留给时代最大的思想成果,就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反省中获得了真谛的感悟——辛亥革命缺乏一个坚强的、团结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没有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些“短板”无疑限制了辛亥革命的发展和深入,最终导致革命成果被阴谋者所窃取。这无疑为后来者制定正确武装斗争策略和发动群众提供了有益启迪。这便是辛亥革命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谁才能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历史使命?历史作出了回答,只有新的阶级即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未完,待续)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宾睦新,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责编 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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