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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与全球价值链     夏杰长    2021年03月26日13:38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中指出:“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发展服务贸易指明了方向。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是顺应服务贸易发展大趋势和重构全球价值链、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举措和关键力量。

  一、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的区别

  数字贸易,是采用数字技术研发、设计、生产,通过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用户交付的产品和服务,它是以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交互为特征的贸易形态。目前看,数字贸易主要包括从搜索引擎、云计算、卫星定位、交通导航到通讯社交软件、软件应用等范围广泛的信息技术服务,从网络媒体、网络教育和学习、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等数字内容服务,以及其他各种以数字形式交付的外包服务等。

  与传统贸易相比,数字贸易存在多方面的重大差异。从主体角度,传统贸易主体,要么是企业,要么是消费者,但数字贸易中,政府也是重要的主体。比较典型的比如政务数据,是数字贸易的重要内容。在版权交易方面,很多的知识产权或者版权都在政府手中。政府在数字贸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交易主体或者交易对象之一。

  从效率与成本的角度看,数字技术彻底颠覆贸易方式、贸易成本和贸易效率。传统贸易的特点是“三现”交易,现场,现金,现货,其信息成本高,交易限制条件多,效率低。数字贸易特别是数字技术完全颠覆了这种贸易方式,极大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规模边际成本,特别是打破了交易的时空限制,在支付尤其是在跨境支付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度。贸易必须基于信息的传播,需要口碑,需要潜在交易对象的认知,需要广告营销的推广。而传统贸易方式中营销、口碑传播或者广告的推广成本都很高,但数字技术创造了新的传播和推广方式,成本极大的降低了。

  从贸易内容角度看,传统贸易的对象主要是货物和商品,数字贸易则是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从技术角度看,传统贸易是基于制造技术和交通设施,数字贸易的关键技术则是信息通讯技术,两种贸易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国际贸易带来分工,是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也是同一产业的不同环节的分工,其分工影响还不能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数字贸易带来的不仅仅是分工,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和财富的分配,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全,比如数据和知识产权领域,都关系国家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乃至战略安全。

  从监管方式的角度看,两者也存在重要的差别。传统贸易中,监管依赖的是专门性的、科层制的职能部门,从市场监管、海关监管、检测、检疫部门、外管局等等。在数字贸易当中,这些部门的监管作用能够得以多大程度的发挥,是很可疑的,分层配置、地域区隔的网络监管机构与跨越地域的、平台化的网络贸易体系之间存在显著的适配问题,需要系统性的重构和完善。

  对于数字贸易的认知,我们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主要的有三个。第一个阶段主要被认为是电子商务,主要的特征就是商务活动的信息化;第二个阶段是跨境电子商务,分属于不同关税国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商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第三个阶段才是我们今天对数字贸易的认知,强调的是数字化交付的产品或者服务。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数字贸易的分类和认知具有典型意义。在较早的2013年版本中,他们把数字贸易分为四个方面,数字内容(数字化的音视频、游戏书籍等)、社会媒介(社交网站、评论网站等)、搜索引擎、其他产品和服务(软件服务、云计算、互联网通讯、互联网平台服务等)。到2017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了新的解释,认为,数字贸易是指“通过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网络连接传感器等相关设备交付的产品和服务”,涉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及网络、云计算服务、数字内容、电子商务、工业应用及通信服务”等六种类型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反映了数字贸易的边界动态变化,也进一步突出了数字化交付的本质特征。

  二、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数字贸易应运而生,迅速崛起。数字贸易的发展,不只是改变了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更是对全球价值链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正在成为重构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力量。把握数字贸易时代全球价值链的变动轨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才能把握数字贸易时代的发展机遇,采取适合本国数字贸易的发展路径,以推动实现全球价值链迈向中高端,提升未来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中的话语权。

  数字贸易在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数字贸易发展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是不同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以某一种共同商品为载体实现各自价值而形成的一个链条,不管这种商品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其中都不可或缺的是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服务,如研发、设计、广告、分销、售后服务等。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环节越来越多地被数字化,从而以数字产品的形式嵌入到最终商品中,这个嵌入过程本身就是数字贸易过程,因此数字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促使更多的数字化服务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

  二是数字贸易发展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广义的数字贸易除了包括以数字为内容的贸易之外,还包括数字贸易方式。一方面,广义的数字贸易促使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内更加便利地找到其实现最大价值的路径和归宿,更大程度上实现了贸易方的双赢。另一方面,广义的数字贸易使供需双方的信息和特征以数字形式储存和传输,这些信息和特征易于被迅速捕捉和分析,并形成有效匹配,从而更能精准地满足个性化需求。数字贸易的上述两个功能使更多的企业融入了诸多纵横交错的价值网络,相对于传统的贸易模式和价值链,每一个企业都可以更加灵活和低成本地融入不同的产业链,同一个企业在不同的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因此价值链不再是简单的线性的链状模式,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网状模式。

  三是数字贸易发展形成了全新的价值链。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更多的数字内容产品大量涌现,数字产品数从创意、设计、制作到分销和售后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价值链条,这个价值链条的载体不再是有形的产品,而是无形的数字,自始至终由数字贯穿。与此同时,数字产品先天具有贸易成本低的特点,另一方面,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数字产品具有可编码、可重复、可检验的特点,从而以数字为内容的价值链克服了无形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这无形中极大降低了由于无形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性引起的交易成本,使数字产品贸易更加顺畅,因此价值链上的各个企业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根据每个环节的相对优势寻求上下游合作企业,从而形成全新的全球价值链。

  三、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

  数字贸易的发展对全球价值链重构有着巨大影响。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排名第二的经济体,要充分利用好数字经济和庞大国内市场的优势地位,抓住数字贸易大发展机遇,助力中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在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发展数字贸易,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施策:

  一是提高数字贸易的战略定位。目前已有不少国家洞察到数字贸易对未来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规则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把数字贸易的战略地位提高到国家战略与国际贸易优先发展的领域。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同时为了有效应对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其他国家对我国数字贸易发起的各类不合理和不平等措施,我国必须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数字贸易发展,加强数字贸易顶层战略设计,制定数字贸易中长期发展规划,积极研究和倡导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和维护。

  二是加强数字贸易理论研究,完善数据要素流通制度。实践已经表明,数据在各行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作为一种可贸易的生产要素,其市场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数据的需求方往往是明确的,而数据的归属问题目前还有待于理论上的界定与确权,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应加强数字贸易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市场体系,建立数据收益补偿机制,强化数据收益保护与管理,加快形成有效的数据要素市场,推动国内数据共享与自由流通,从而进一步建立适应数字贸易发展的核算和指标体系。

  三是积极有序扩大数字贸易对外开放。在自贸试验区尝试率先开放数字产品有关服务,允许外国数字服务提供商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包括数字中心、云计算、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等。在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监管体系下,不断完善新金融监管制度和技术体系,建立数字支付监管制度体系,适时开放数字支付服务,为积极探索数字贸易监管体系积累经验。■

 (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此文系作者2020年10月13日在民革北京市委、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主办,民革北京市东城区委承办的第二届“中山论坛”上的演讲稿/责编 张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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