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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浑号到尊称:孙中山宣传见长     王 杰    2021年03月24日16:34

近代中国,际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国将不国,民不聊生。一大批忧国忧民之士奋起抗争,前赴后继探索救亡的道路。

 孙中山无愧为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先驱。28岁那年,他组织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反清团体“兴中会”,呼号振兴中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揖美追欧。因为他的思想引领时代潮流,登高一呼,让时人望其项背,不免招来不解、非议、妒忌、调侃与诋毁,认为他思想超前,驾空现实;或攻击他轻夸海口、大话连篇,“孙大炮”的诨号随之而来,不胫而走。是耶,非耶?本文就此表象作一疏理,藉以厘清其脉理与归因,凸显其奥秘,谨求教于方家。

“孙大炮”诸说由来

 要寻根问底“孙大炮”说之源头,恐难有个准确的说法,如下例举,见仁见智,权作参考矣。

 1894年季夏,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国家“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期“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希望李氏向朝廷转呈他的政见,被拒。由此,他从医人毅然走上医国之路,于是年冬,远赴太平洋彼岸的檀香山创建兴中会,号召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创立共和国体。那时候,华侨风气未开,听到一位未满三十岁的“靓仔(后生仔)”要造反朝廷,很多人都视为洪水猛兽,掩耳而走——反朝廷,非但横遭杀身,还要株连九族啊!面对应者寥寥,孙中山还是坚持不懈地宣传反清革命,反复强调推翻专制政治,称恶劣政府寿命不长,华侨听得多了,讥笑他在痴人说梦,戏谑地叫他“孙大炮”。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往来越南西贡、堤岸奔走革命,两广籍的华侨对反清革命多持同情与支持。一日,在宜心茶居,一人在茶客中指摘孙中山,说“孙大炮如何这般”,在座者起而争辩,至面红耳赤,互相殴打起来,直到将那位胡说八道的人赶出茶居,才算了事。此亦一说也。

 有亲历者言之凿凿,说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乃是凭借“大炮法螺”上位的。1911年底,孙中山从欧洲返国抵沪,“乃与党人协商,并自谓伊在美募有美金千万元,兵船十只;如在宁组织临时政府,举伊为临时大总统,可将钱及船献出为政府用。此时各方为组织临时政府事,正无办法;孙先生为中国革命领袖,如能担任危局,各方实所赞成。商之代表团,亦认可。于是……举孙为临时大总统,黎为临时副总统”。这一记录无从佐证,但白纸黑字,有案可稽,很大程度上对孙中山形象无疑是一种中伤。

 同时,另有一说:孙中山于归国途中,国内的报纸开始宣传他在西方募筹款项、订购军舰,须“劝募足额,始能归国”,独立各省对此期盼甚殷,跷足企盼之至。12月25日,孙中山甫抵上海,有外国记者就迫不及待地追问:“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孙答:“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又有时人回忆:黄兴、陈其美等党人在四川路为孙中山开盛大欢迎会,“会间有人询孙携归若干饷械?孙大笑答曰:‘余携全副革命精神,载得满船欧美民气而回,饷械何足计哉!’闻者忍笑不禁。次日,大炮法螺之谣,遍上海矣”。这也是“孙大炮”的由来之一。

 1912年3月,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职,致力于发展民生,马不停蹄四出宣传铁路建设。8月,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应邀入京,与袁世凯举行四巨头会晤,协商国是。29日,他与袁世凯作第五次会谈时表示:此十年内,君当大总统,专练精兵五百万,始能在地球上与各强国言国际之平等。至我当于十年内筑路二十万里,此路造成,年可获八万万,以之练兵及作中央地方行政经费,不患无钱筑路费。拟用公司名义借外款六十万万,分四十年还清。这是孙中山给未来的中国描绘的一幅雄伟、壮丽的蓝图,展示了他培育国基、追欧揖美的豪壮气魄,确定是他真实的主张和美好的愿景。但是,消息传出,曲高和寡,人们认为这是徒尚理想,不切实际,是根本办不到的事,说他是放大炮,“孙大炮”之名由是传了开来。

  即便是亲密战友朱执信,其私函中也调侃孙中山为“大炮”“炮”“大炮友”。此举一例:1914年6月2日朱氏致函古应芬、李文苑称:“近日大炮欲与黄跛手大相冲突,炮以书与跛谓,中国事应于二年间归跛包办,跛之部下不听指挥,皆以跛故。请跛两年勿与国事。如两年无事,再让跛包办云云。”(“大炮”指孙中山,“黄跛手”指黄兴。见《记我所知道朱执信从事革命活动的片断》,《广州文史》第77辑)

“真大炮”论说种种

 应该指出,与不同层次的人论理,需要底气,尤须引领。孙中山正是这样,他脚踏大多时人无法涉足的国度,他研读过大多时人未能涉猎的典籍,他感悟的真知,乃缺乏阅历与内涵的国人难能领悟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站在山顶,放目是无限开阔的意象;别人在山腰,看到却是满目荒凉……

  说“孙大炮”是真大炮,奥秘就在这里,故事也不胜枚举:

  冯自由十四岁(1895年)在日本横滨加入兴中会,孙中山给他讲述三国演义和革命救国的关系,思维融贯古今、理喻穿越中外,阐明:“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清,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此种知识之广,阅历之深,令冯自由洗耳恭听,钦羡不已。

  1908年,孙中山前往新加坡进行革命活动。由于保皇党先期在此对反清革命作过恶意歪曲,很多华侨不仅不相信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甚至引生误解。一次,孙中山正在餐馆吃饭。一位广东华侨故意出题为难:“孙文,你说要打倒清朝,请问你用什么兵力去打倒?”孙中山答道:“老乡,我们有办法的,打倒清朝很容易,我们的军队多着呢!哈哈!”华侨质问:“什么军队?我只见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孙答:“是的,我们有很多军队,清朝的新军就是我们的军队,清朝皇帝在给我们训练军队呢。” 华侨听完,放声大笑:“哈哈,真是孙大炮!”旁人随之哄笑起来。

  孙中山面对嘲笑并不感意外,依然宣讲革命主张,激励华侨资助反清。随行的同志深知先生为革命殚精竭虑,反被误解,欲起而论理。孙中山即心平气和地解答:“没有什么,不要怪人家,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还不够,侨胞们误解我们是很正常的事,当他们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后,他们会起来支持革命的。”对于浑号“孙大炮”,他幽默地回应道:“我做一门革命的大炮有什么不好,我宣传革命嘛。”孙中山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隐喻清朝的脉门——朝廷训练的新军不正是日后推翻清朝的主力军吗!这门大炮足够“火力”!

  古语云,唯英雄识英雄。孙中山伟大的抱负、理想与气魄发于平凡,又超乎平凡。他于1917年创发“知难行易”学说,旨在勉励国人追求真知,力行民主,有的放矢,切中时弊,却亦遭非议。胡适无愧眼光独到,曾力排众议,为此学说作过客观的评价: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画……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为空谈的亏……在这个时候,若能用科学的知识,定下一种切实的远大计画,决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从前不知尚且能行,现在有了正确的认识,行起来更容易了。

  胡适原本也是瞧不起孙中山的,认为孙氏能说善道,只是会做表面文章,肚子里恐怕是空的。

  有一次,胡适有意造访孙中山,看到满架子的书,心中暗自好笑:“孙文倒会装面子!”趁孙中山有事离开,他随便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只见几乎每页都圈圈点点,不由吓了一跳。他转念一想:“这也许是碰巧吧!”便又抽出一本,还是如此。抽出一本又一本,竟没有一本不熔铸着孙氏的心血!胡适顿生疚意,汗颜而归。事后,悄悄对友人说:“‘孙大炮’,可是门不可轻视的实炮!”

  关于国人对十年筑二十万里铁路的质疑,孙中山不止一次在演说中作过回应:愚见拟于十年建筑二十万里铁路,在旁人乍听之,以为诧异。若以最浅近、最简单之法言之,则人人共晓。譬如以十人一年工作筑造路工一里,以此推之则二十万人一年可筑二万里,二百万人一年可筑二十万里矣。以中国四万万人计之,能当路工者,岂止二百万人乎?特一人驾驭二百万人或不易,或以各小团分办;则规画自易。期以十年,则范围更宽,其成功可操券也。惟是此项预算,必须六十万万元。(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可见,孙中山兴建二十万里铁路的前提“必须六十万万元”和精细的规划,显然不是瞎吹。

 话分两头,孙中山的真大炮是有充分内蕴支撑的。孙中山喜读地图,熟悉水陆航道,在危急关头,几次化险为夷,既挽救了同志,也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他的卫士长黄惠龙在《中山先生亲征录》有载:1923年“七月六日,确悉逆贼陆军,有环攻长洲要塞及我舰队、以期二次危害总理之消息。总理乃召集各舰长,开军事会议,出海图以示各舰长,且言有海心岗小河,为从来大舰所未曾通航者,水深若干,早已详注此中,此数日间拂晓时潮涨,我舰队可由此通过;各舰长面有难色,静默无声。总理遂令舰队,于九日拂晓四时,径由此海心岗小河,出三河口,绕道而至新造(即长洲要塞之后方)集中,卒之吾舰队乃安然通过,初无意外。夫以海军专家所未及察之小河,而总理却能知其必能通航者,此盖总理平日对于水陆形勢无不留心,所以收此效果也。总理平生对于海道之异迹,为余所闻见者,厥有三次:(一)为张勋复辟反叛之役,总理率北洋舰队南下护法,各舰长皆未习粵河航线,恐易搁浅;幸总理在吊桥指示,不生意外,该舰长大惊,叹为天授。(二)在粤省,由虎门至焦门,舰长不习此间风涛沙线,总理出一小地图令余与舰长细察,依照图之水线而行,卒能安然到达。(三)为此次之渡过海心岗,然后知总理平日室中水陆地图,积如冈阜,有暇则张图于地,俯伏而详视之,笔注之,盖其所得者深也矣。”(见《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

 谭廷闿对孙中山的认识转变也不失为一个典故。辛亥革命前,缘于信仰不同造成政见的差异,谭氏对孙中山的认识不免肤浅,尽管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也多行实用主义,但一直“以为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骂孙中山为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谭廷闿第三次卸任湘督后,有机会与孙中山“信使书札往还,讨论国是”。受孙中山的教诲颇多,对三民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孙中山到达上海时,谭延闿亲自到码头迎接,并连续数周每天都到孙中山寓所谈话,“过从几无虚日”。经过亲近的接触和认识,谭廷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常对人说:“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不是如我从前听说的孙大炮,而确是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除孙先生外,再没有第二人了。”他致函告诫部下要坚定信念:“我们不但救国要跟孙先生,即做人亦非以孙先生为师表不可。”(见《谭延闿文集·论稿》(下册))

 毛泽东忆及孙中山印象时指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这是时人对孙中山精神品格的高度概括。

  孙中山的虚心,确是有据为凭。1897年3月,俄国伏尔霍夫斯要求孙中山写一篇论述法国和俄国在中国的文章,孙中山复信说:“我必须承认,即没有一位朋友的帮助,我将不能用纯熟的英文写出任何的东西。在文字上帮助我的人,近几天恰巧不在首都。”此实是向朋友交底。为研究平均地权学说,他曾仔细研探德国人在青岛施行的土地公有模式,又请日本顾问两名协助研究,亦无成果。于是他致函一些党人,言明自己致力探究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但没找到有效办法,要求同仁一起探讨。其虚心可见一斑。

  孙中山生性聪慧,悟性灵敏,深悉书中的世界无限宽广。他认知的来源靠学问与经验,读书则是集聚知识、学问、经验的必途。在他看来,不读书则乏有理论的指引,更谈不上鼓动风潮,驾驭时势,开创革命大业的实践。而追求新知,阅读新著乃是秘诀。1923年冬天,黄季陆从加拿大返国,带回《战后欧洲新宪法》《近代政治问题》新书两本,历航海二十多天到广州,去请教孙中山,惊见孙中山经已在《近代政治问题》一书中,用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横线,或打问号,或有圈叉等记号。孙中山说:“读书要多读新出版的名著,这样才能渊博,才能吸收新知。阅读专著也很要紧,这样学问才有系统。……做事时更要抽出时间来读书,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成一个落伍者。”——善哉!真知—前沿—远见,便是“真大炮”的炮弹!孙中山高人一着者也!■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责编 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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