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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华委员:平台经济是一款“补药”,但也有毒性         2021年03月11日15:19

新民周刊(记者 王仲昀)“我们对外卖,真是既爱又恨。下单的时候非常方便,但一边吃一边还要揣摩,吃下去是不是安全。”两年前,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李国华提到外卖平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两年后,外卖平台解决了很多问题,其体量发展迅猛,国家的新经济政策,又给平台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然而发展中一些新问题,让我们又多了一份担忧。李国华说,现在“爱恨交加”,总体来说,特别是通过疫情,爱的成分就更多。

对于外卖平台在内的平台经济,李国华始终保持着关注。2021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此次会议,李国华委员从当前平台经济涉及的相关主体出发,提交了《关于加大保护平台经济领域相关主体的建议》。在今年全国两会前一个月,李国华还在上海两会上递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平台企业监管的提案。

事实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以来,李国华围绕着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进行调研。在上述相关提案中,既有明确的态度与建议,亦有详实的数据支撑,“在这些专业领域,我和我们团队始终在用对待科研的态度来做提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国华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他谈到了近几年持续聚焦平台经济的缘由与动力。同时,李国华也再次提出:“如今的平台经济,从体量上看,已经足够壮大,甚至是庞大。但是,我们更要追求它们内在的健康。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能够持续发展,迸发活力,为社会造福百年或更多。”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平台经济正处于发展的“春天”。

《新民周刊》:首先想请问您是从何时开始,出于怎样的缘由,关注到“平台经济”这一议题?

李国华:最早能关注到这话题,主要还是和我本人的履职有关。一方面,我在新区分管的主要是教育与医疗领域。其中,食品安全是重要内容。前几年,我们就注意到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点外卖,通过疫情,外卖也已经成为百姓生活中离不开方式。另一方面,作为政协委员,现在参政议政、提出精品提案,这个精就是精准,围绕百姓关心的,聚焦市民关注的,准就是要找短板、问题,能落到实处、点上。

2018年,有媒体曾报道美团外送的骑手在给客人送餐时恶意吃外送的餐点,还回吐咀嚼物至餐盒的事件。了解到相关情况,那年上海两会,我和其他委员提交了一份《加强外送平台监管的建议》。从那时开始,我们收到的外卖包装上有了安全搭扣,贴上了封条,这是外卖食品卫生的改进。

从当时的外卖配送,到现在平台经济,这是从点上发现问题,再扩展到面的过程。

《新民周刊》:从最早关于外卖商品安全搭扣的建议,到如今提出加强对平台经济领域相关主体的保护,这几年间您和团队持续对这一行业保持关注,背后又有怎样的动力?

李国华:平台经济本质上属于互联网经济。它与传统经济有很大区别,是一种特殊的数字经济形式。它们当中很多和最新的科技密不可分,从业人员接受新事物快,思想束缚少,这是优势,是发展迅速的理由。但是,正是由于发展得过快,就更需要有一种道德伦理去支撑企业发展,就是那种向善的理念,不能以宝贵的生命或是“一家之大”的垄断地位来换取短时利益,企业必须要有对社会责任的承诺。

强调这种“向善的理念”,是因为未来社会会愈发数字化,而这些平台企业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想要为老百姓持续提供服务,眼光就得长远,而不是只聚焦眼下的盈利。历史上的“百年名企”,都有这种向善的理念在支撑。

目前看来,在平台经济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上,让企业主动承担更多责任可能比较难,这才凸显出创新监管的难能可贵。所以我这些年一直通过提案来呼吁,不仅要加强监管,更要“创新监管”。

“创新监管”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作为新经济形式,创新要在监管之下,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另外,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经济的治理规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新课题。近些年,出于呵护新产业、新业态的考虑,我国对平台企业监管一直十分审慎。这要求我们的监管部门,接下来要更加灵活创新。

《新民周刊》:鉴于现在平台经济的规模愈发庞大,有观点认为其属于“造福和方便公众的新经济”,也有人指出它“形成垄断侵犯相关主体权益”。在这两极之间,您觉得应当如何用好平台经济,从而真正地为老百姓带去更多便利?

李国华:我是医学出身。平台经济,我把它比喻成一款“药”。用得好,就是“补药”。日常生活中,它创造了大量劳动岗位,帮助解决就业,这些已经说得比较多,暂且不谈。在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很多人都离不开平台经济。它帮助解决了很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之余,也为疫情防控贡献很多。抵御疫情,它也算一种特殊的药。

但是,是药就会有毒性,同样是疫情期间,餐饮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商家,面对线下亏损,不得不上线外卖平台,以此提高人气、增加现金流。然而平台的高额抽成,使得他们也苦不堪言,不上平台揽不到客,上平台赚不到钱。

因此,需要靠社会各界把握它的药性,用创新的模式驯服、减弱它的毒性。用好平台经济,也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享受优点和便利,暂时也要包容他的不足。在此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在不断探索他的发展规律。我们不仅需要《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这类规范性指导文件的出台,更需要尽快探索符合数字经济特点的创新平台企业监管机制。

 《新民周刊》:您今年最新提案中也提到,治理平台经济领域问题任重道远。现在看来,治理的“任重道远”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最新的货拉拉事件,又把类似的网约货运平台问题呈现出来。您觉得和外卖平台相比,其中有哪些相似和不同?

李国华:我觉得平台经济作为新经济的一种形式,总有新问题出现。今年两会召开前,货拉拉事件引发社会关注,我看到后也感到很痛心。一方面,涉案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抢着接下一单,然后女孩害怕后做出一系列举动,司机居然无动于衷,甚至还去‘软暴力’。这暴露出平台对于司机的安全和法律教育非常不够,也暴露出企业对于底线的思考和要求是缺失的。

另一方面,司机也是劳动者,也需要生存,关键还是平台能否给这些司机提供必需的社会保障。像货拉拉这样,一个新的企业从诞生到发展起来非常快,它可能还没搞明白自己到底需要怎样的安全意识。这还是以前我们常常说到的平台经济“野蛮生长”,还是旧矛盾,只不过现在又有了新的表现,以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

既然谈到平台经济的新问题,还有一个也值得反思,那就是今天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存在的“996加班文化”。很多企业和员工现在都默认“996”是企业文化,但它如果真的按之前新闻所言,让员工每个月工作300小时甚至更多,这显然违背了劳动法。企业文化必不可能凌驾在法律之上。但为什么现在外界没能一致认为它有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换句话说,必须真正地改善大环境,使得企业和员工都要有这种法律观念。

不管企业雇佣劳动力的周期是多久,双方都必须要遵纪守法。现在互联网企业里,年轻人居多,他们的青春岁月非常宝贵,理应体验更丰富的人生,理应承担更多对社会与家庭的承诺。其实这就像春夏秋冬四季,不能为了短暂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其他人生的美好,就如同春天过完直接到了秋天,看起来赚了钱,但也许失去了更多。

我始终认为,平台经济相关的企业,他们在中国是非常幸运的,得益于我们的制度优势,所以发展得很快。我的建议不是为了抑制平台的发展,只希望企业健健康康,也像青年人一样天天向上。

《新民周刊》:您刚刚提到了与传统企业相比,平台企业在“企业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不同之处。除此以外,我注意到您最新提案中涉及到平台企业的党建话题。在您看来,如何从党建这一块,加强对平台企业的建设?

李国华:平台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对党建也提出了新要求。以美团为例,2020年员工数量约5万人,但是从美团获得收益的骑手规模超过295.2万人。如此的庞大的群体,党建工作如何开展,对我们党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

它是全新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去中心化”,调研有企业反映,在平台上建立党组织,如“沙中堡垒”,缺乏稳定性;二是“去雇主化”,即平台上有很多外包骑手,双方没有形成正式的劳动雇佣关系,这部分群体难以进入平台党组织。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这部分个体从业者也能完全纳入党建体系中,真正做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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