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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春:一位哲学家的漫游与奋斗     袁沅    2017年12月11日16:12

彭富春,男,1963年9月生,汉族,湖北沔阳(现仙桃)人,博士,教授;2001年9月加入民革。

现任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北省委会副主委、民革武汉市委会主委,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及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佛光大学哲学系教授。

“当代思想的任务之一,就是让‘活着的孔子’说出我们时代的智慧箴言。”2016年4月,民革党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彭富春的新著《论孔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论中国的智慧》《论老子》《论国学》等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专著后,彭富春发表的又一部力作。

从茅屋里的“四娃子”到考取武汉大学步入哲学大门,再到北京城,又到德意志大地,彭富春先后师从我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教授和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弟子博德尔教授,如今成为武汉大学史上第一位留德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回顾自己求知求索的历程,彭富春说自己是“走在一条漫游的路上,专注而持久地追求光明与真理”,哲学带给他宝贵的智慧与内心的宁静。

同时,这位游走中西、返本开新、潜心著书立说的哲学教授还是一位具有深厚人文关怀、关心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彭富春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应只在讲台和书斋做贡献,还可以走进社会大舞台,让自己的智慧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身为教授传道授业、担任人大代表发挥作用、作为党派成员建言献策,彭富春在以自己的行动,努力担当起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

求学:打开哲学大门

彭富春1963年出生在东荆河畔的江汉平原,他的求知历程可谓是一个圆梦的励志范本。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彭富春除了和动物打交道,和乡邻在节日和大事的时候打交道之外,几乎没有所谓的智力训练活动。直到小学三年级,彭富春才真正开启了对读书的兴趣。当时,彭富春的二哥卖了家里积攒的鸡蛋,把平时用来换油盐的钱给他买了一本红色塑料皮的《新华字典》和一本灰色塑料皮的《现代汉语小词典》。彭富春拿到书高兴极了,他觉得比吃了一顿大鱼大肉还要高兴。有了这两本书,彭富春如虎添翼,读书突飞猛进。到小学毕业时,彭富春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读书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

怀着帮助家乡走出贫穷和落后的理想,16岁的彭富春考取了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来到珞珈山。那时的彭富春有一个文学梦,梦想着成为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或者一位戏剧家。他热爱读书,每年暑假都一个人留校废寝忘食地阅读,同时坚持不懈地写作,就像他的先辈一样,像一个农夫那样在田野上耕耘、播种、收获。沉浸在读书和写作中,彭富春就感觉到充实、有意义,否则就会空虚无聊。

随着阅读量和文学写作的增加,到了大学三年级,彭富春的兴趣发生了根本的转移,萌生了对哲学的追求。在一段时间的写作之后,彭富春发觉没有哲学意味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都是无意义的。他认为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如果它没有对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深刻思考,那么它的文字不过是空气中的泡沫,将随风飘散;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如果它不具备哲学的洞察力和判断力,那么研究将只是流于现象的描述和分类。而哲学,就是去追求智慧。

由此,彭富春立下了一个志愿,做一个追求智慧的人,将自己的生命和哲学联系在一起。他坚持自学哲学系的专业课程,给自己规定了定量的任务,每周必须读多少页书,写多少字的文章,图书馆的哲学著作被他翻了个遍。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时彭富春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武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师。

而彭富春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对哲学的热爱驱使他继续前行。1985年,彭富春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泽厚教授的硕士研究生。3年中,他听从恩师的教诲,坚持做“孤岛上的灯塔的守望者”,努力思索、写作。“李泽厚教授的人格魅力和深邃思想启发了我的心灵。”彭富春说。在李泽厚教授的指导下,彭富春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与美学的思考。两年后,彭富春开始动手写作第一部阐述自己观点的书——《生命之诗》,让人的生存在审美中获得自身最高的意义。他还翻译了海德格尔讨论诗与艺术的英文版文集《诗·语言·思》,这一译本曾在十年间多次刊行,产生很大影响。

彭富春在武汉大学

北京学成归来,彭富春又回到了他无限思念的珞珈山,成为武汉大学一名哲学系教师,追寻哲学智慧的同时成为年轻人学习的引路人。彭富春说,哲学并不遥远,它不止停留在书本上,还存在于当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它是一种对自身生活的哲思,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哲学可以让人拥有辨别能力,辨别真理与谬误,掌握一种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方法。

回归:游走中西 返本开新

学习哲学对个人有什么影响?彭富春说:“学习哲学能帮助我接近真理,获得智慧。知道自己是谁,世界是什么,就能在光明中行走,在光明中行走的人就会找到正确的方向。所以碰到人生交叉口时,我通过哲思,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这一次,彭富春选择去圆了他的一个梦想。随着海德格尔引入中国,彭富春为他的哲学着迷。他说:“海德格尔关注人的存在,他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社会,虽然物质条件很好,但却没有家园的感觉。他的思想很独特,让我激动。”

1992年,彭富春克服重重困难险阻,成为奥斯纳布吕克大学一名正式的哲学博士生,师从哲学名家海德格尔的弟子博德尔教授,这一学,便是7年。

异国求学的经历异常艰难。彭富春在刚开始的求学生活中,经常盘点哪些是他必须面对的困难,同时考虑如何去克服它们。“第一是语言,虽然我能对付一些简单的日常对话,能听能说,但稍微复杂了还是不行。第二是经济。我是属于自费生中没有任何经济保障的,成为异乡人中的异乡人,而且只能等把语言提高了,等待时机才能找到工作。第三是专业。学习德国哲学是非常困难的,许多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更多的只有西方哲学史的传播。因此我必须抛弃自身过去在国内接受的哲学教育,完成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除了这些,彭富春说自己还要克服生活和心理上的困难。从基本的吃饭问题,他要尝试吃面包加黄油和奶酪,并练习使用刀叉。只有当其他德国同学不在厨房时,他才能偶尔做一点中餐,并马上彻底清除中国菜烹饪过程中所特有的油烟味。而一个人在德国,彭富春觉得就如同一个人生活在陌生的世界,最大的心理问题就是孤独和寂寞。“特别是在周末,楼里的同学都纷纷外出,与友人共同享受欢乐时光,而楼道里仅剩下我一个中国人。这样往往整天没有人说一句话。由这种孤独寂寞所引起的对家人的思念,对未来的忧愁往往如同雾霾一样弥漫在我的心头。”彭富春说。

为了学习纯正的德国哲学,彭富春用顽强的毅力去努力克服困难。“我一定要克服它们,走出一条路来。”深处异国的彭富春去过许多地方打工。曾经在一家食品工厂,彭富春被安排在流水线中间的一个环节,即蛋糕经过烘焙出炉的地方。这里必须用手工操作,即把传送带中传出来的铁盒中的蛋糕倒在另外的传送带上。出炉口的地方热气灼人,彭富春一站在那里便“哗哗”地流汗,虽然带着厚厚的手套,但那铁盒在高温中烘烤得灼热无比,彭富春的手上烫起了水泡,满是伤口。

身体的疾病、对异乡人的歧视、强烈的孤独感都没有将他打败,彭富春始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伟大也是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跟随他的弟子学习,可以学到原原本本的海德格尔思想。”彭富春说。

1997年5月,彭富春终于将自己的博士论文完稿。他的导师波德尔教授在鉴定上写道:“该论文不仅显现了海德格尔的整体,而且也清楚地表达了其主体的变化。”他称赞彭富春对海德格尔的认识是卓越的。校外的教授在鉴定上写道,他很少读到如此令他神往的著作,他认为彭富春具有把握和表达这一艰难问题的头脑,彭富春的著作取得了非凡性的成就。事实上,彭富春在博士论文答辩上,也收获了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论文也由欧洲科学出版社出版。

彭富春虽是海德格尔思想研究方面的学者,但他多次强调,自己从海德格尔那里所学到的更多的是方法,而不一定是内容。“在德国,最触动我的,是海德格尔非常推崇老子思想。”随着对海德格尔更为深入的研究,彭富春发现,海德格尔在演讲当中,多次引用过《道德经》和《庄子》。彭富春说:“可以看出,海德格尔是非常向往东方智慧的,他的哲学与中国思想是有亲缘关系的。”

彭富春曾在论文《学习如何思考》中写道:“在将近7 年的留德学习之后,我现在回到了中国,亦即回到了汉语的思想天地。我所思考的中心不再是西方哲学史,也不是海德格尔哲学,而是汉语思想的历史。”

在德国期间,彭富春开过一个《道德经》的研讨班,和德国同学一起研读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道德经》。“当时,我一直在想:回国以后,不能只当一个海德格尔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者,而要借助西方思想来重新思考中国思想,思考中国思想如何引入当代。”

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富春与导师李泽厚在荷兰的莱顿大学相遇,李泽厚建议:一定要回到中国,研究中国思想的本源,研究中国思想如何走向现代化、如何走向世界。这与彭富春的想法不谋而合。

1997年彭富春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留德哲学博士。次年,彭富春回国,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并兼任国内多所大学教授。回国之后,彭富春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他的研究重心除了美学、海德格尔思想之外,还回到了中国的基本经典。他将自己所学西方哲学整体与局部的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求索:读书、教书、写书

彭富春说,做学问没有什么秘诀,不需要什么花招,就是专注而持久地研究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想通想透。担任大学教授这些年,彭富春说自己一直在做三件事:读书、教书、写书。

彭富春是一位博学多产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于1998年由欧洲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成为研究海德格尔的经典著作之一。此外,他还著有《漫游者说》《哲学美学导论》《哲学与美学问题》《美学原理》《美学原理》《论海德格尔》等著作。自1998年以来,他已主持完成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多项课题,在国内外学术专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彭富春也是一位被学生们衷心拥戴的好老师。彭富春所授课程的内容,都是源于他自己的著作和论文,都是经过他自己认真思考并认为正确的。

2001年,彭富春在武汉大学推行与世界接轨的哲学教学模式,开办“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推出“原典教学”:一方面讲授西方哲学的经典原著,引导学生阅读英文或者德文原著;另一方面解读中国思想的名著,鼓励学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独具匠心的讲课方式不仅吸引了校内外大批学生,引得课堂和讲座常常爆满,彭富春还获得了国家和学校的肯定,先后被选入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荣获教育部全国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宝钢全国优秀教师奖,2004年他又被选入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同学们把彭富春当作“精神导师”,他们说:“彭老师的课,使人得到精神的洗礼和思想的升华。”而彭富春希望通过自己的教学,培养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的能力,他说:“尤其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高度流通,如何辨别真理与谎言,就需要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彭富春认为,哲学的学习不应只是停留在书本上,要存在于当下,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哲学并不遥远,它就是对我们自身生活的哲思”。

“必须对儒、道、禅著作进行文本解读,让新的思想从经典文本中生长出来。”彭富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对儒道释原典的文本阐释,这与他提倡的治学态度有关。他反对那些大而化之、以空对空的做学问的方法,在平时总是教导学生要阅读经典原著。

而彭富春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厚积薄发。他的“国学经典新读”系列图书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2010年,彭富春著《论中国的智慧》,指出中国智慧的核心是儒、道、禅。彭富春称,以往国内学者对中国思想研究易套路化,用西式哲学术语、话语方式去阐述中国哲学,而他避免这样,用生动、通俗、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从存在、思想、语言去解析中国思想,以更“接地气”,好读易懂。“让新的思想从经典文本中生长出来。”2015年,该书修订更名再版为《论国学》,以全新视角重新阐释国学,刷新人们对国学的认识。去年至今,彭富春著书《论老子》《论孔子》,更深入详解道、儒思想。目前,彭富春已完成了该系列第四本著作《论慧能》的写作。对于彭富春日前出版的《论孔子》一书,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黄裕生说,彭富春教授对《论语》的具体解读中,有许多深度思考的表现。

彭富春说,做学问没有什么秘诀,不需要什么花招,就是专注而持久地研究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想通想透。他就是这样一直孜孜求索着。

创新:主张“思想性的国学”

无论是潜心著书立作,还是思考社会现实,彭富春的学术之路都离不开一个词:国学。

在彭富春看来,国学实为“国魂之学”,所谓国魂就是中国的智慧。因此,真正的国学就是中国的智慧之学。中国的智慧是一种自然性的智慧,区别于西方非自然性的智慧,自然是人的存在、思想和语言的根据。

而现实中,汉服秀表演、国学班、现代私塾频出等国学热的“乱象”,引发了彭富春的思考。他将国学乱象总结为:商业化国学、政治化国学、宗教性国学。“有些人借国学来谋利办国学班,有企业把传统的君臣观念强化为一种主奴观念,来控制员工。凸显国学当中的宗教性的成分,甚至还包括风水、相面等。”

彭富春在批评这些看似热闹的“伪国学”的基础上,提出真正的国学形态应该是思想性的国学,强调要有学术功底、语文学和书学的功底,在此基础上,研究和探索国学的思想意义。

“我们对国学应有的研究态度可以用 ‘承认、批判、继承、借鉴、创新’这五个词来总结。”彭富春经过多年的学术探索和思考,讲述了这五个词具体的意味。“所谓承认,是指对近百年来的国学热以及对儒道禅的现实存在的双重承认;所谓批判,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即通过区分找到国学的边界,对国学中的内容做一个追求真理的探究;所谓继承,是指继承国学中有真理性的内容;所谓借鉴,是指对从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直到后现代的西方智慧的借鉴;所谓创新,是指以儒道禅的智慧应对当下现实的返本开新。”

彭富春特别强调了国学创新。“中国国学的创新,首先要立于中国传统语言、思想、历史之中,儒道禅是根。同时要回到中国现实问题,在当下,我们面临虚无主义、技术主义、享乐主义泛滥,也是所谓精神空虚的时代,我们要让儒道禅在当下讲话。”

如何让中国智慧在当下讲话?彭富春认为,中国的智慧一定要立足于当代,既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国学必须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才能回答中国和世界的问题,这样的国学才有魅力。

彭富春举了一个国学创新的例子,即他发现的“新中国智慧”——“天人共生”。他认为,面对“天人相分”的现实,“天人共生”强调天与人互不为主人或者奴隶,而是伙伴关系,天与人共生共荣;由此引申出“人我共生”,即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差异,但是都是平等的,也应当抛去主奴的关系,以及提倡人与自我的身心交融。彭富春认为,国学是重建民族精神的多种资源之一,不是唯一,它的启示作用不能夸大。国学解决不了中国当代面临的一切问题,但能提供一种方式,启发人们思考。

面对当前社会被“成功学”弄得浮躁、焦虑的社会氛围,彭富春认为:“国学能教我们从嘈杂的现实回到内心,用一颗光明、纯净的心去看自己、看世界。如果人们信奉孔子学说,他就没有仇人,懂得爱自己爱别人,这个社会也少一些暴戾之气、‘羡慕嫉妒恨’也会无存;如果人们信奉老子学说,就不会破坏生态,做贻害子孙的事;如果人们领悟禅宗,他便不会终日烦恼、抑郁,有着豁达超然的心态。”

正因如此,彭富春一直研究、著书、讲学,致力于传播有生命力的中国智慧。但他认为,要想真正让每个人自得、自适,仅仅传播还不够,还需要制度层面的设计,要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来保证公民权利和义务。在这样的规则下,每个人将学到的智慧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的和谐。通过法律、道德、信念,构建自己的心灵家园。

彭富春对国学的研究和热爱最根本的原因,源于其内心深处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从刚踏上德意志土地的那一天,他就开始想念祖国和家乡。正如他自己所说:“德国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经济发达,文化丰富。但我始终认为,它是德国人的祖国,而不是我这个中国人的祖国。我很喜爱它的美,但我从不觉得它是我的。”

虽然在德国6年,获得博士学位,并收到了来自导师和其他机构抛来的橄榄枝,许多甚至是名利双收的职位,但彭富春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国。在他办理回国手续的过程中,需要一份政审的鉴定,必须要求加盖当地大使馆的红印。当彭富春拨通柏林大使馆的电话时,说明了自己的情况,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大声喊道:“一个留学生在德这么多年,还愿意回国,本身就是最大的爱国!”一句旁人的话语,印证了这位哲学家对祖国的情愫。

彭富春就这样一直将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发扬和创新作为自己治学的使命。

担当:用哲学思维参政议政

彭富春不仅是一位学院派的教授,他还关心国家,关注社会。彭富春认为,学者参政议政,一方面推动了我国政治文明的进展,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学者自身的视野,提高了自身理论境界。

2001年9月,彭富春加入民革。虽然是教授、博导,但作为一名新党员,他必须从头学起。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彭富春历任民革洪山区工委会主委、民革武汉市委会副主委、民革武汉市委会主委、民革湖北省委会副主委等职。

在最初的阶段,彭富春接触了大量的基层党员,他认为这对他了解基层党员的工作、生活及内心想法很有帮助。后来,彭富春愈发从全局的高度,强调民革特色,重视组织发展及自身建设。特别是在参政议政方面,彭富春多次强调民革党员要提高自身素质,与时俱进,号召不同层面的党员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牢记参政党使命,恪守职责,严格政治纪律,发挥民革优势,结合区、市、省的情况,提出有影响的提案。在他的带领下,民革武汉市委会多项参政议政成果获奖。

彭富春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不断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社会问题。他积极关注武汉市环境建设,提出建立“大东湖”的概念;他关注武汉市现代化建设,认为武汉的现代化首先是武汉市民的现代化。2014年9月24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和宜昌市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9月25日起,三峡大坝旅游景点对中国游客(含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实行门票免费,彭富春是最早的提案人。

“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不应只在讲台和书斋做贡献,还可以走进社会大舞台,让自己的智慧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彭富春说。作为一名学者,彭富春尽自己所能地继承儒道禅的智慧,结合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实际,有所创新。他一直在试图解决中国思想如何在当下存在,国学如何更具有生命力。在他看来,从事思想研究的人,对国家建设大有可为,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彭富春说,自己将哲学思维运用到了参政议政上。

彭富春多次参与民革中央展开的各项调研,并在其中贡献了许多智慧和力量。2003年,民革中央与民革武汉市委会联合调研,就武汉市洪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提出建议。当时,彭富春作为民革武汉市委会主委,紧紧围绕武汉改革发展大局,提出许多意见建议,认真履行了参政议政职能。

2013年1月30日,随着彭富春宣布“武汉双闪志愿者车队”正式成立,200余位车主们奉献爱心的义举正式启程。活动中,彭富春与车主们一起为爱心车辆贴上“武汉双闪志愿者车队”车标,并寄语爱心车主:“希望通过双闪车队的爱心活动,带动更多的市民加入到微公益的行列中,让更多的人能在武汉感受到家的温暖、家的关爱,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武汉双闪志愿者车队必将成为志愿者服务体系中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

事实上,在彭富春的带领下,从开展修路、义诊、法律咨询等帮扶活动,到实现困难群众的一个个“微心愿”,再到调动每一位民革党员的积极性投身志愿服务,民革武汉市委会在奉献爱心、温暖民心这条社会服务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奋力前行。

彭富春在传达精神、组织动员的讲话中,在总结工作、开展活动的报告中,总是发挥哲学家的智慧来讲好民革故事,发挥精神和思想的动员力量。在民革湖北省委会理论研究与学习教育委员会暨宣传工作会上,作为理论研究与学习教育委员会主任的彭富春号召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把握好同心思想的内涵,践行同心思想的要求,进一步开创参政党理论研究工作新局面。他作为民革武汉市委会主委,为民革党员讲民革工作,总是受到热烈欢迎。

作为一位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关心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彭富春一直在以自己的行动探索着。“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对于人类的热爱一直是激励我生命的根本动力。”彭富春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除了继承发扬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之外,还要拥有时代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要有全球视野;二是要有批判意识。

笃志学术、传道授业、博学多产的同时,彭富春还能关注民生、建言献策、参加社会活动,在50岁知天命的年龄,彭富春每天的生活被安排得紧凑而充实,却并不慌乱。这其中的秘诀,彭富春又用了哲学的思维:“人要有规划,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智慧。”业余生活,彭富春喜欢喝茶、散步、听音乐、做吐纳呼吸等健身。他始终坚信专注而持久,“只有冷静细致地思考一个问题,才能把问题想清楚”。

使命:只有强国文化才能文化强国

2003年,彭富春作为民革党员提名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5年后,他连任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学校要强化心理教育”、“国学教育和现代公民教育相适应”、“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程”……担任人大代表期间,彭富春每年至少提交两个议案,许多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

“复旦投毒案”、“南航宿舍命案”等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件,让人们愈发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早在2004年3月党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彭富春就提交了“注重学生心理健康,在学校成立心理咨询机构”的建议。

多年后,谈起当时提交这一建议的灵感,彭富春说是来源于自己的教学工作。在与学生交往时,他敏锐地意识到,有的学生面对人际交往、就业和升学压力时无法纾解,造成孤僻、抑郁等心理问题,曾经有一个学生一天内给彭富春打了100次电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彭富春就有意识地与学生交流,总结问题,查阅资料,形成后来的建议案。彭富春建议在学校成立心理咨询机构,开设心理课程,加强人格教育,维持学生情绪的和谐与稳定。

彭富春欣喜地看到,他12年前提的建议如今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入学心理指导、心理门诊、心理课程、心理导师等一系列制度在各大、中学正逐步建立和完善。

“从当选人大代表那一天起,我就思考如何担当这份责任。”彭富春说,他会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扬己之长,关注文化、教育及社会问题。同时,他努力用哲学思维来参政议政,他发现这样看待问题会更加全面,可以更好地对现象进行思考,看清问题所在、症结所在,并提出具体可操作性的方案。

运用自己的“秘籍”,彭富春提出的许多建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2009年,彭富春提出“关于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程”的议案,这份篇幅不长的议案,在人民网“‘两会’专题”最维护国体的十大议案提案调查中,以15%的网友支持率排名第三,并激起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探讨。采访彭富春时,笔者带了两本他的著作。彭富春看到后,欣然为笔者签名。他拒绝了笔者递给他的中性笔,从自己包里掏出一支软头签字笔,用毛笔的握笔姿势写下一行字迹遒劲的赠语。

彭富春自己就一直坚持练习书法。他说,行笔的轻重缓急能让人体会到汉字独特的美。而且练习书法能够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人在书写过程中会感到内心很安静,宁静致远,静能生智。

彭富春在练习书法

除了“最维护国体的议案”,用哲学思维来思辨的彭富春,经常观点鲜明,逻辑清楚,引发众人思考。他参与的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关于“兽首之争”的激辩PK,就非常引人关注。

“对于兽首拍卖事件,有人说它违背游戏规则,是程序上的不正义,也有人说它以毒攻毒,是道义上的正义,在我看来,要表达爱国之情,与其用这一亿元参加竞拍,倒不如去修一千所希望小学来得更加实在。爱国,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

当彭富春在节目中当着观众旗帜鲜明地亮出“爱国理性论”时,演播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回忆起那次参加节目,彭富春说原本只是想来听听别人的观点,并没有上台参加辩论的打算。可当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在拍卖事件、民族情结等问题上展开唇枪舌剑的激辩时,一直静静坐在嘉宾席上的他再也按捺不住。

彭富春说:“爱国需要理性,需要体现出一个大国的气度,避免陷入爱国误区,否则爱国主义可能会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爱国可能会变成害国。”他的“爱国理性论”获得许多网友留言支持。

2011年,彭富春去孩子学校看表演,发现孩子们被老师安排穿上“汉服”,齐声诵读《弟子规》等,这引发他的思考。彭富春认为,《三字经》和《弟子规》并非儒学的经典,只是通俗的读物,它里面除了有孔孟儒学的经典东西,还掺杂了许多陈腐的观念,比如君臣观念、主奴意识。这些观念照搬拿给孩子们,非常不合适,在当下应作为糟粕剔除。担任人大代表的彭富春据此撰写建议案,批评“国学热”乱象,建议一经媒体报道就在网络上引起很大反响,一个晚上就引来十几万人的回复。

这中间当然也不乏反对意见,有人会叫他“彭复古”、“彭古董”,比较极端的时候彭富春还招来谩骂、攻击甚至恐吓。但彭富春对这种现象颇为豁达,他认为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能够引发全民讨论,这对于其传承和发展绝对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应该有义务、有担当,直言敢谏。”

尤其是当下,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彭富春认为,这极其重要,把握了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随着国力的增强,文化的自身建设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对此,彭富春还有很多思考。“建设文化强国,应发展强国文化。我们需要的强国文化是要有强大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利于国家复兴的文化。”彭富春认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摸摸家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中精华的标准应该是合乎科学、民主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一定要足当代,跟当下中国现实结合在一起,同时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创新。“要使得传统文化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气派;在当代中国有正能量,在当代世界有生命力。”

彭富春曾在2008年全国“两会”的小组发言上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他7岁的孩子认为动画片都是西方出的,还曾说“没到迪士尼,就不算去了香港”。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支撑迪士尼运作的有五大事业部:影视娱乐、媒体网络、互动媒体、相关消费品、主题乐园,迪士尼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彭富春认为,目前我们缺的正是这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文化和文化产业。要实现文化繁荣和发展,政府应该鼓励打造划时代的文化作品,并借“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出海,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魅力”,输出“中国价值”,强壮“中国国力”,使文化这一“软实力”,成为中国经济的“硬支撑”。

“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的主体肯定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是现代的,而不是复古的。一个保持了中国同一性同时又具有现代性的文化,是我期待的当代中国文化。”彭富春说,文化是一个民族心灵的“后花园”,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是大国崛起的必然趋势,也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要更进一步地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从而抵达文化强国的彼岸。”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彭富春认为,这既表达了时代对于思想者的召唤,也传递出思想者对于时代召唤的积极回应。如何彰显中国思想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彭富春认为要立足当代现实,要对话世界思想,要勇于个人探索。

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彭富春深深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之前异国求学遭受轻视,到如今国力增强受到尊重,彭富春说:“祖国强大了,我们深感光荣与自豪。个人奋斗非常重要,要通过个人奋斗推进社会发展。而自己奋斗的同时,也要努力推动其他人一起奋斗,共同改变国家和世界。”

笔者在交谈中深深感到,彭富春淡然于心、从容于表,看待问题很通透。当问及现代社会弥漫着焦虑与暴戾之气时,彭富春多次强调中国古典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他说,有了这些思想,人就会有精神家园,能教我们从嘈杂的现实回到内心,用一颗光明、纯净的心去看自己、看世界。看着他的眼睛,我仿佛看见了他的光明、纯净的心……(摘自《亲历者赞——民革人物报道集》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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