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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革中央大調研 | 讓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兩個輪子一起轉         2021年04月15日09:44

當前,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聯系日益緊密,以計劃管理、跟蹤引進等為主的傳統科技發展模式已遠遠不能適應新時代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更不能滿足社會和市場對科學應用產品日益龐大的需要。一系列新定位、新部署、新要求,為新時期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支撐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亟須從科技創新法治建設、政策引領的全局角度統籌考慮、系統布局、協調實施。

民革中央2021年重點考察調研課題就聚焦“強化法治保障與政策引領,助推國家科技戰略實施”,以充分發揮民革在社會法制方面的特色優勢,為助推科技戰略實施提供有益參考。

《民革中央大調研,首站走進江蘇》《2021民革中央大調研,第二站來到廣東》

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推動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顯著提升。

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以及諸多挑戰面前,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讓科技創新煥發生機活力,一方面需要更具現代化的法治建設保駕護航,另一方面,行業對靈活開放的政策和溝通機制也展現出了極大渴求。受中共中央委托,民革中央2021年重點考察調研課題聚焦“強化法治保障與政策引領,助推國家科技戰略實施”。在這一改革的深水區中,為保証高質量發展平穩推進,具備創新優勢和條件的省份早已開始主動作為,探索出一系列的地方性先進做法,為全國戰略科技發展尋徑探路。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率民革中央調研組考察調研網絡通信與安全紫金山實驗室。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鄭建邦率民革中央調研組考察調研廣州百濟神州生物制藥有限公司。

江蘇、廣東是我國的科研大省、創新大省,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此次民革中央年度重點考察即選定蘇粵兩省,3月25日至4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鄭建邦,分別率領民革中央調研組先后赴江蘇南京、蘇州和廣東廣州、深圳,考察近年來改革創新的新經驗新舉措,以及面臨的新挑戰。

民革中央調研組指出,要綜合運用法治與政策手段來系統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堅持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兩個輪子一起轉,從提升科技創新領域法治水平、深化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創新政策體系、強化科技人才支撐等方面入手,推動科技創新法規政策成為一個體系完整、相互支撐的有機整體。

 

加強政策引領

萬鄂湘率民革中央調研組在南京高速齒輪制造有限公司實地考察。

“我看了你們的介紹,你們專門做齒輪能做到現在的規模,很不容易!目前賣到了多少地方?”“我們的產品現在銷往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主要是面向美國、歐洲、巴西和印度。特別是風電產品,已經佔領了國內市場份額近6成、全球市場份額超過3成。”這一問一答發生在江蘇南京的高速齒輪制造有限公司,發問的是前來調研的萬鄂湘,作答的則是該公司的負責人。

利用高科技賦能,把產品做精做強,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行業領軍者,這在江蘇和廣東並不少見。作為我國創新活力最強、創新成果最多、創新氣氛最濃的省份之一的江蘇,擁有我國15.1%的領跑技術,納米科技、超級計算、生物醫藥、物聯網等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和創新水平位居國際前列。公開資料顯示,2020年廣東區域創新能力排名全國第1位,已連續4年領跑全國,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有效發明專利量、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等指標均居全國首位。

取得這樣的成績,科技政策法規的支撐作用功不可沒。

“十三五”期間,廣東出台實施《廣東省自主創新促進條例》《廣東省關於進一步促進科技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等科技創新地方性法規3部、政府規章2部、綱領性(綜合性)文件12個、專項政策文件100多個,形成了覆蓋創新全鏈條的科技創新政策法規體系,為推進科技創新強省提供了堅實的法治保障與政策引領。

江蘇也在改善地方科研基礎條件、優化科技創新環境、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落實國家科技改革與發展重大政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早在1992年,江蘇就在全國率先制定《江蘇省科學技術進步條例》,並結合后來國家出台的科技進步法制定出台了企業技術進步、發展民營科技企業、專利培育、技術市場管理等一系列地方條例。

在瞬息萬變的多變局勢籠罩之下,產業關鍵環節“缺芯少魂”,多項“卡脖子”技術難關亟待破解,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成為了政策法規的重要著力點。

江蘇省堅持把科技創新擺在核心位置,“十三五”以來,每年都要召開一次綜合會議或出台一批重點文件專門研究部署。針對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卡脖子”問題,江蘇堅持把產業技術創新作為主攻方向,聚焦“卡脖子”環節組織重大技術攻關,加強創新源頭供給,實施了前沿引領技術基礎研究、前瞻性產業技術創新、重大科技成果轉化等多個專項,在人工智能、石墨烯、區塊鏈、6G等一批關鍵領域形成諸多有力的競爭優勢、先發優勢。

在江蘇調研期間,萬鄂湘指出,當前我國科技戰略發展已經到了參與國際競爭的關鍵階段,特別是要突破產業鏈、供應鏈關鍵領域的“卡脖子”難關,要著力構建鼓勵科研、保護創新的政策和制度體系,在金融財稅、資金管理、知識產權保護等配套制度上給科技創新提供有利條件。

廣東省則出台實施《廣東省重點領域研發計劃實施方案》,圍繞產業發展“卡脖子”領域,精准實施省九大重點領域研發計劃,在量子通信、芯片、5G、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領域布局“先手棋”項目,全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為應對中美經貿爭端,廣東還積極探索建立“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組織規則,迅速梳理形成受影響的企業、產品和技術、項目“三個清單”,啟動30個快速響應項目,堅決扶持受打壓重點企業供應鏈。

鄭建邦在廣東調研時,也著重強調了重點領域的研發工作。他講到,要注重破解制約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體制機制障礙,優化資源配置和創新要素布局,系統推進各重點領域和環節改革,激發突破“卡脖子”關鍵技術的總能量。

強化法治保障

“法律應該是鼓勵創新,而不應消減部分高端人才、核心技術企業的創新積極性。”在江蘇南京召開的座談會上,江蘇省科技廳副廳長夏冰列舉工作中發現的涉及科技創新的不同法律之間的導向沖突和一些現行法律實施中對創新積極性挫傷的案例,建議從國家層面,對現有科技法律體系進行梳理和總結,開展好“廢、修、立”的工作。

如何讓法治為戰略科技力量的提升提供更有效的保障,這是調研組此行求解的問題之一。

夏冰的一席話引起萬鄂湘的高度關注。萬鄂湘專門就此回應說,必須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領域立法,妥善解決好相關法律之間的有效銜接問題。

江蘇在立法、司法和行政執法的領域面臨的問題不是個例,廣東也有類似的困境。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廣東省在地方立法方面呈現出先行性和探索性等特點,然而針對於自貿區內的立法授權,其適用范圍、內容和時間,由於受到地域限制而無法擴大適用,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立法過程中遇到阻礙,地方立法自主權難以及時滿足科技創新高質量發展的需求。

“目前,我國的科技創新法律和政策體系,多側重於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滯后於技術創新,嚴重制約了技術創新,也影響了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參與在廣東調研的民革北京市委會副主委、中關村智造大街總經理程靜也表示,在企業發展過程中,感受到了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發展不匹配帶來的現實問題。

對此,鄭建邦在談到強化法治保障作用、促使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新引擎時指出,科技體制改革的重大成果需要通過建法立制來固定下來,形成新的國家科技創新管理秩序,從而大幅提高改革舉措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強化改革措施的約束性和引導力。

事實上,在這一方面,江蘇和廣東都進行了一些探索和嘗試,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制度。2016年修訂的《廣東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對科技成果處置權提出了“項目承擔單位對其權屬享有自主處置權”的大膽規定﹔江蘇省人大常委會也於2017年制定了《蘇南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條例》,聚焦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等。

這些地方法規都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反響,但在實踐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廣東省副省長、中科院院士王曦就提出,在科技創新立法中強化我國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和建設科技強國的戰略導向,推動各級政府出台的含金量高、針對性強、務實管用的科技創新政策上升為法律法規條文,以解決部分先行先試法規與上位法存在沖突導致落實難的問題。也有專家建議,進一步加強立法和政策保障的協同性,建立預防和約束引導機制,避免同質化、無效化,避免“立法打架”的問題。

民革中央調研組在蘇州國際商事法庭實地考察時,萬鄂湘(中)觀摩模擬法庭。

此外,知識產權保護也是科技創新領域司法實踐中較受關注的問題。萬鄂湘每考察一處企業,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你們在知識產權保護上有沒有遇到困難”,在蘇州他還專門聽取了蘇州國際商事法庭和知識產權法庭的情況介紹。聽說有關企業“各項專利也都及時申請了保護”,他不時點頭表示贊賞。他還強調,在司法實踐中更加注重協調,要處理好保護科技創新和讓科技成果更快更廣惠及人民等方面的平衡問題。

參加在廣東調研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廳長李劍也表示,依法保護知識產權,要確保公共利益和激勵創新兼得,防止權利濫用,打擊投機失信,促進科技創新、激勵競爭、文化繁榮和社會發展﹔要依法平等保護中外權利人合法權益,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打造訴訟優選地,同時有力維護我國司法主權和發展利益和創新企業合法利益。

營造創新環境

鄭建邦率民革中央調研組考察中新廣州知識城。

“有多少項目是我們自主研發的?國內外的高科技人才構成比例是多少?”“在科技成果和產業融合過程中,你覺得最難的是什麼?”……在廣東調研期間,鄭建邦走進有關科技企業、科研單位,詳細了解科技創新研發和產出的相關進展情況與具體問題,高科技人才的培養使用和創新環境的營造始終是他關心的問題。

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惟創新者進,惟創新者強,惟創新者勝。“十四五”規劃將科技創新放在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核心位置,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而在推動國家科技戰略實施中,人才是打開新世界閥門的鑰匙。採取積極措施吸引高層次人才,是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壯大本國人才隊伍的通行做法,也是在較短時間內突破技術瓶頸、提升科技水平的一條寶貴經驗。

江蘇發揮科教優勢和開放優勢,提出“企業是主體、產業是方向、人才是支撐、環境是保障”的理念,凝聚各方面力量加快建設高水平創新省份。近年來,先后出台了“人才26條”等一系列文件,在人才評價、引進、培養和成果方面下大力氣,累計發放外國人工作許可証件9.2萬件,培養的數萬名高層次人才中有79人當選兩院院士、34人當選發達國家院士。但在高層次人才,特別是戰略科技力量上,江蘇乃至全國,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仍有差距。

南觀廣東,這裡倚靠粵港澳大灣區,承載著吸納香港、澳門以及境外各類高層次人才、促進人才交流的重大責任。雖然廣東省相繼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對於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的個人所得稅給予財政補貼,以及完善港澳居民在粵參加養老保險等政策措施,但大灣區內科技創新規則對接仍然面臨著跨境科技資金和人才等要素流通不暢、知識產權制度差異較大等問題,讓引才效果打了折扣。

“為爭奪人才,全國各地紛紛出台優惠政策。轟轟烈烈的‘搶人大戰’存在同質化無序競爭。”民革廣東省委會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華南理工大學教授車文荃建議,“應加快粵港澳三地深度融合,將制度和政策對接作為加強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政策建設的重要內容,加強人才流動、人才培養、資源互認等方面的政策協調和制度銜接,統籌布局各類高層次人才的引進,與國家重大需求和產業高質量發展深度融合。”

“資本行業分布的不均衡,同樣對創新領域的‘錢袋子’、人才的‘腦瓜子’發起挑戰。”珠海雲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雲飛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作為最賺錢行業,房地產、金融的營業盈余佔153個行業營業盈余總額的30%,如加上互聯網行業,該數據則為35%。資本流向更賺錢的行業,人才也會緊隨其后。“要打破人財物行業分配不均衡的情況,避免‘撐的撐死’‘餓的餓死’。”他說。

除了人才、資金等要素外,與科研直接相關的基礎設施、數據運用等也是營造有利於科技創新的良好環境而必須考慮的問題。前者相對來說,有投入即可解決,后者則需要破解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對此,民革黨員、河海大學水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肖洋建議,高度重視科研數據這一支撐科技創新的基礎資源,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推動數據管理、開放共享和保護使用,提高科研數據的利用效率和使用效果。

創新,意味著不斷試錯。失敗是創新路上的“常伴者”,創新需要營造寬容失敗、鼓勵大膽探索的氛圍。也有參與調研座談的地方政府部門負責人建議,建立一定的科技創新容錯機制。“希望國家層面也要考慮從財政和審計方面的制度設計上保障寬容失敗的創新氛圍得以落實。”廣州市科技局副局長弓鴻午說。

觀點

 

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開發服務中心副主任陳寶明:

總結利用地方在科技立法上的經驗

隨著新技術新產業的不斷發展,科技領域立法已經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必須加快節奏以滿足科技創新的需要。一些地方在科技立法和政策制定上先行先試,為國家相關領域的立法探索了道路積累了經驗,應該加以總結、提煉和利用,從整體上形成鼓勵創新、支持創新的法治和政策導向,營造利於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良好氛圍。

江蘇省發改委副主任王顯東:

提高對新技術新業態的政策包容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就業結構、倫理道德、社會治理等方面影響深遠。新業態的治理還處於摸索狀態,原有的監管模式難以沿用,在沒有成熟可借鑒經驗的情況下,建議提高對新技術新業態的政策包容性和法治保障力,以包容審慎的原則,建立一套鼓勵監管部門批准新技術新產品應用的激勵機制。

江蘇省司法廳二級巡視員翟潔君:

推動科技創新在法治軌道良性發展

建議積極探索適應科技創新的執法方式和行之有效的執法監管模式,在鼓勵科技創新的同時推動其在法治軌道上良性發展。一方面,構建統一聯動的信息化監管平台,從頂層設計上實現監管與服務、行政審批與創新發展的融合﹔另一方面,發揮行業自律的積極作用,形成外部法律監督、內部行業約束、科技企業積極作為的架構。

廣東省司法廳副廳長陳春生:

發揮立法的引領、促進和保障作用

建議盡快修訂《專利法》和《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調整對科學技術人員職務創新成果產權激勵,充分發揮立法對改革發展的引領、促進和保障作用。建立健全執法統籌協調機制,提高執法人員和法治審核人員素質,加大執法人員、經費、資源、裝備等向基層傾斜力度,並推動執法部門之間各執法系統的數據標准統一。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材料所所長孫蓉:

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在國家創新全局中居於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需要從國家層面加大投入力度,推動建設更多中立性、前瞻性、非營利性的平台,培育出盡可能多行業隱形冠軍。

《團結報》2021年4月13日4版

來 源︱ 微信公眾號“團結報團結網”

作 者︱ 黃昌盛 吳姝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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