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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盛事:概說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誕生     王 杰 賓睦新    2021年03月26日13:40

20世紀初年,華夏大地相繼發生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和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兩件大事相隔十年發生,其范疇相同而性質各異。因為其民主革命的范疇相同,兩者間有著承傳和接續的聯系。辛亥革命為中國共產黨誕生准備了前提與序曲,中國共產黨誕生則是辛亥革命的繼續和必然,辛亥革命加速了共產主義的傳播、工人階級的成長、革命干部的培養,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客觀條件。又因為其新舊革命的性質不同,中國共產黨既繼承辛亥革命的成果,汲取辛亥革命的經驗教訓,又領導中國人民推動革命繼續前行,從而超越了辛亥革命,逐步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民主共和和民族復興。正如毛澤東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所指出的:“研究黨史,隻從1921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不說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於共產黨的成立和以后的歷史,也就不能說得清楚。……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譜寫了古老中國發展的新篇章。由於歷史的局限性,辛亥革命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由是,辛亥革命的成就和不足,都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政治環境和社會條件。

推動民主政治,掀起思想解放

 中國君主專制統治,皇權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權神授”“君為臣綱”觀念根深蒂固。辛亥革命推翻了專制政治,中華民國的最大成就,就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國家根本大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該法宣布:“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同時規定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遷徙、信教等自由。人人講平等,成了口頭禪,不許喚老爺,不許喚大人,不許坐轎子,廢除三拜九叩等封建習俗和禮節,使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大解放,民主共和觀念逐漸深入人心,為探索強國興邦打開了新的視野。列寧在評價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時,以“東方的覺醒”作高度概括。盡管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倒行逆施,終歸曇花一現。辛亥革命所推動的思想覺醒,有力地促進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解放,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的結合。

  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產物。辛亥革命的勝利,擴大了國人對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接受度和容納度,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共產黨的孕育提供了土壤和環境。如金沖及教授所說:“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失敗,從正反兩個方面,為五四運動的興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直到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准備了重要的條件。”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以嶄新的形式出現在國人面前,民主革命派用立法的手段表明對封建君主專制的否定及對民主共和政體的確認。此后,民主、共和已成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毛澤東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使人們公認,任何違反這個觀念的言論和行動都是非法的。”“專制局破,共和成立”,大大激發了人們參政的熱情。全國報紙的數量也從十多年前的100多種增至近500種,議論時政,宣傳民主、科學和各種社會政治學說,促進了政黨、社團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民初政黨數量“殆達三百有余”。相輔相成者,世界上各種社會政治學說廣為流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正是與各種思潮奔涌而至一起傳了進來,並逐漸發展成新思潮的主流。另一方面,“起共和而終帝制”的辛亥革命的失敗,又使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先驅於痛感失望和迷茫之時,積極尋找探索民主共和國的新路。其時國際國內局勢恰好發生了重大的轉折,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顯示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的威力﹔五四運動前后,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等,接受並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主動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誕生了。共產黨的誕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換言之,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推助民族經濟,壯大工人階級

  中國工人階級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成長起來的。

  中國工人階級產生於19世紀中葉的外國在華企業中,並在同世紀60年代清政府的官辦企業和70年代興起的民族資本企業中發展。這是一個很獨特的情景,即中國的工人階級比本國資產階級的產生早一些、資格老一些,因而社會基礎更廣泛一些。

  辛亥革命后,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有很大變化。資產階級革命派掌握了南京臨時政府的領導權,不少商界人士都參與了各地軍政機構,擔任要職。社會政治地位的變化,使其獲得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某些發言權,通過所握的權力,制訂若干有利於振興實業的政策法令,如1912年12月5日,工商部頒布了《暫行工藝品獎勵章程》,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條例》和《公司保息條例》,1914年3~4月頒布了《礦業條例》和《審查礦商資格細則》,1915年公布了《農商部獎章規則》等。這些法令放開了開辦企業的若干限制,廢除了封建性的專制壟斷等,利於促成民族資本發展。加之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使得中國民族工業獲得一個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據統計,從1914年到1919年,民族資本新設廠礦379家,年均63家,新投資本8580萬元,年均1430萬元,年均設廠數和投資額均比此前19年間增長一倍以上。民族資本在全國產業資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早期產業工人,以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為主,另外還有約4000萬手工業工人、運輸業的苦力、雇農等非產業工人。

 中國工人階級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重壓迫剝削,惡劣的勞動條件、食不果腹的生活條件,遠超過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群眾,這自然會培育出中國工人要求改變現狀的強烈願望,即極強烈的革命性。中國工人階級人數相對比較少,大多出身於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深切體會貧苦農民大眾的艱辛和苦難,容易發動和組織廣大的貧苦農民參加斗爭,形成極其廣大的革命陣營。他們具有最徹底的革命性和堅強的戰斗力。

  隨著工人階級的成長,工人運動也在逐步開展。辛亥革命時,不少地區的工人都參加了革命斗爭,成為革命的動力之一。辛亥革命后,工人的罷工斗爭顯著增長。據不完全統計,自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中,有記載的罷工斗爭計有105次,而1912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的8年中,罷工就達130次,規模也擴大了。其中1916年天津人民反對法國侵佔老西開地區的斗爭,法租界的工人罷工成為這次斗爭的主力,迫使法帝國主義不得不暫時放棄侵佔老西開的打算。這顯示著中國工人階級愛國熱忱和覺悟程度的提高,預示著中國工人階級即將走上政治舞台。

  1919年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開始主要由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堅持斗爭,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斗爭,高潮時達到10萬多人。上海工人的行動推動了全國各地的罷工風潮,很快擴展到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使五四運動取得勝利。產業工人如此大規模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斗爭,表明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成為中國革命新的領導階級。

  當然,中國工人階級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必須取得科學的思想即馬克思主義的武裝,並在這一先進思想指導下,組成與舊式會黨、行會完全不同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作為司令部來領導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進行斗爭。

  隨著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中國產業工人的數量也在發展。辛亥革命前,產業工人約10萬人,1914年增至100萬人以上,1919年五四運動前已達200萬人以上,到1920年,已經達到二三百萬人。可以說,無產階級如果沒有從辛亥革命開始的這一過程的量的積累,在五四運動時就很難以獨立的力量登上歷史舞台,更不可能在五四運動以后的兩年間成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因此,辛亥革命是工人階級發展壯大的一個臨界點,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急劇地積聚著階級力量。

洗煉仁人志士,培養革命干部

 “共產黨人和全國一切真誠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實的繼承者。”(《中央關於紀念雙十節的決定》,1941年10月6日)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家,或者直接參與過辛亥革命運動,甚至在辛亥革命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或者受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影響。這些早一代的共產黨人和許多后來同共產黨合作的民主人士正是從辛亥革命出發再繼續向前邁進的。陳獨秀、朱德、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皆直接參與過辛亥革命運動。陳獨秀曾是安徽反清秘密組織岳王會的總會長,武昌起義后擔任過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任弼時、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周恩來、惲代英、張太雷、趙世炎、李立三、彭湃、王若飛、蔡和森、陳潭秋等,雖未直接參加辛亥革命,但讀過進步書刊或接受過同盟會員的啟蒙。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中,說自己青年時代常讀《民報》,從報紙上“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和綱領”,從而“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最初幾批黨員中,約有10%出身於同盟會會員,直接或間接有過辛亥革命運動洗禮的人數約佔1/3,經過錘煉,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啟迪徹底省思,孕育新興革命

  毋庸諱言,從轟動效果上說,辛亥革命勝利了﹔但從實質效果而言,辛亥革命又失敗了。說它失敗,是革命的不徹底——沒有從根本上完成反帝反封建兩大歷史任務。

  先說反帝: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1月5日政府宣布對外文告:“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革命之前,滿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凡革命以前滿政府所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這就是說,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一概有效。臨時政府以為謙恭能換取帝國主義支持的想法完全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僅僅過了3年,日本帝國主義以支持袁世凱恢復帝制為誘餌,於1915年5月9日強迫袁全部接受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時期,日本以“鐵路借款”“礦山借款”為由取得了東北的吉長、吉會鐵路和所謂滿蒙五鐵路以及吉、黑兩省的森林、金礦的抵押。以“無線電台借款”“有線電報借款”為由,控制了我國的電訊事業。通過“參戰借款”“軍械軍火借款”的名目取得了所謂中國參戰軍的指揮權。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日本與段政府以共同抗敵為口實,於1918年5月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由此日本取得了在我國駐兵和軍隊自由出入東北與蒙古的特權。可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而反帝之日沒有窮期。

  次說反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只是打倒了一個皇帝,而封建專制的根基沒有動搖。

  袁世凱假冒“共和”,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政權一到手,就下令解散民主共和的標志——國會,繼而破壞臨時約法,帝制自為﹔袁世凱死后,各派軍閥粉墨登場,衣缽依舊,爭斗無休。戰亂使蒼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把先進分子、革命人士誣為“亂黨”,捕殺不已。革命后的中國社會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辛亥革命雖然有自己明確的、科學的革命綱領,有矢志不移的奮斗目標,但是沒有徹底地反帝反封建,沒有充分依靠和發動最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大眾,農村的革命沒有任何改變,沒有中國最廣大的農民參加和支持,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前面就顯得勢單力薄,容易妥協。同盟會是一個比較鬆散的組織,成員復雜,缺乏凝聚力,當革命取得初步勝利后,內部就四分五裂,無法形成一個把革命推向前進的堅強核心。盡管辛亥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迫使許多投身過這場革命或者受其影響的愛國者不能不嚴肅地重新思考和尋找新的出路。

  弦外之音是,辛亥革命留給時代最大的思想成果,就是先進的知識分子從反省中獲得了真諦的感悟——辛亥革命缺乏一個堅強的、團結的領導核心,沒有建立一支可靠的武裝力量,沒有發動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這些“短板”無疑限制了辛亥革命的發展和深入,最終導致革命成果被陰謀者所竊取。這無疑為后來者制定正確武裝斗爭策略和發動群眾提供了有益啟迪。這便是辛亥革命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誰才能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歷史使命?歷史作出了回答,隻有新的階級即中國無產階級,才能完成這一重大的歷史使命。■(未完,待續)

 (王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顧問﹔賓睦新,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責編 劉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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