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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未來     吳克峰    2021年03月26日11:33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以“仁”為核心價值,在兩千余年間逐漸衍生出一整套完善的道德倫理規范,適應了協調傳統農業社會人與人之間,家庭、國家、社會之間各種關系的需要。毫無疑問,它是傳統社會人類最具有生命力的思想體系。同樣毫無疑問,它在遭遇西方現代文明之后,衰相盡顯。

  西方現代文明,以自由、平等為其核心價值。這些價值,不惟在我們的傳統中沒有,在產生它們的西方的傳統中,乃至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中,同樣沒有。它們不是西方傳統文化的產物,而是在晚近的四百年裡,隨著資本主義的勃興,經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宗教改革而發生、發展起來的。

  何謂自由?

  自由就是“免受強制和阻礙”。即一個人的自由,意味著其行動和選擇不受他人行為的阻礙。這是自由一詞的本義。它又區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前者是指個人不受外部因素的限制,可以按照其意志做或不做某事。后者是指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個人能夠實現其意志的能力。斯密、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者堅持消極自由的概念,他們確信,在涉及自己利益的問題上,誰都不比誰聰明多少,個人可以而且能夠做出足夠明智的決定。如果不加限制和干預,每個人就都能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幸福。所以,他們認為構建一個社會的基本原則是:公共權力除了維持其基本的公共職能外,最好什麼都不管。他們也一致認為,在個人自由和公共權力之間,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如果超越了這個界限,專制就將必定出現。

  而格林等新自由主義者則堅持積極自由的觀念。他們批評“消極自由”關於政府是“守夜人”的設計限制了政府的作用發揮,降低了政府所應該承擔的道德責任。並且,消極自由把整體看成是個人之總和,沒有注意到個人和整體、眼前和長遠利益之間的復雜關系,從而忽視了政府在調節這些關系上應有的擔當。但無疑,歷史上由積極自由的觀念所帶來的權力的濫用,並因此造成的人類文明史上的災難更值得警惕。於是,在公共權力與個體的私權利之間,設置一道堅實的屏障,就同樣成為“積極自由”支持者的要求。並且,無論消極自由的支持者,還是積極自由的支持者,他們都認為這道屏障,正是專制社會與自由社會的分水嶺。

  由此,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明確劃分了屬於個人自由的三大領域,即思想意識活動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活動領域,並確定公民應當享有如下的不可侵犯的自由權利:(一)人身自由,包括人身行動自由、安全自由、居住遷徙自由、住所安全自由等。(二)精神活動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著作和講學自由等。(三)選擇職業自由、團體生活自由(包括秘密通信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這即是時至今日全部自由主義者所理解的屬於私域的絕對不容侵犯的自由。這是一種現代政治思想。

  何謂平等?

  從前述消極自由的概念出發,在邏輯上我們可以推導出每個人都應該是自由的,並且享有的這種自由應該是平等的。但從積極自由的概念出發,我們發現每一個個體都是存在差異的,並且,他“能干什麼”與他的這種個體差異密切相關。大約是從平等的概念出發、卻並沒有得出平等的結果這樣一種事實,使得政治學中所討論的平等概念從哲學上的信念轉向資源的分配原則。而根據所分配的對象不同,平等大致有了以下四種形式:

  (一)根本平等。這是哲學信念上的平等,堅信人生而平等,強調人類的生命是等值的。(二)形式平等。是指社會成員在權利和資格方面的正式身份的平等,如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政治參與的平等。(三)機會平等。是指每個人起點相同,機會均等。其意義在於區分了兩種不平等的結果:由於社會的區別對待而產生的不平等和由於個人在價值、才能和工作意向方面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平等,它反對前者。(四)結果平等。即收益的平等分配。

  上述平等形式的前三種,關涉的是人的基本權利。否認這三種平等,則前述屬於私域的個人自由即無法想象。它同樣是公權力所必須保障的,是絕對的。而結果平等,作為非基本權利的分配,可根據人們對社會貢獻的大小和多少來進行,而這種貢獻的大小和多少的計量,不可能有絕對的標准,因此這種形式的平等,是相對的。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及他們內部的論戰決然不是要不要平等的問題,而是如何實現平等的問題。

  現代社會有別於傳統社會的最大處即在於它確立了自由、平等這樣的現代價值,發育出現代民主制度與之相匹配,並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

  1840年,英帝國攜其堅船利炮呼嘯而來,對中華文明造成了有史以來的最大沖擊。李鴻章說,中華文明面臨著三千年未有的歷史大變局。於是中國社會的各階級開始積極探索國家的未來道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相繼發生。

  是辛亥革命高舉自由、平等的旗幟,一舉終結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主權在民的中華民國。但民國初年的種種亂象又使陳獨秀、胡適之們意識到如果沒有思想的啟蒙,如果國人不能確立起對自由、平等、民主與科學的信仰,那麼,反映到政治生活上,就隻能是假共和、真獨裁。至此,國人終於認識到,西方文明從器物、制度再到思想文化,都優越於我們的傳統文明。於是有反傳統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有“打倒孔家店”這樣激越的口號和行為,有魯迅的《阿Q正傳》和《藥》。

  在五四運動已然過去一百余年的今天,無論對於傳統文化還是西方文化,我們都能比較客觀地加以評說了。這是時間的效果。

  事實上,以儒家“仁”為核心的價值,與現代自由、平等等現代價值並非水火不容。不惟如此,了解了自由與平等的真義,近代以來積極推介、奉行這些價值的,如郭嵩燾、嚴復、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等等恰恰是一些儒家知識分子。在我看來,傳統文化的最大問題是其價值觀和制度之間的疏離,與和它並行的自秦朝確立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沒有多少關系。秦建立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目的在於弱民強國。它本想藉此以最快的速度汲取資源,強大國家以傳之於子孫萬代而不絕,卻不料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二世而亡。漢代延續了這套制度,但70年的休養生息后,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仁”確立為國家價值觀,而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卻沒有相應的變化。也就是說,自漢代以后至滿清,兩千年中,政治制度不是為捍衛“仁”的價值觀而設計和存在的,這套制度與封建時代所推崇與尊奉的“仁”為核心的價值觀體系是分離的。於是“表儒裡法”這樣的說法,廣獲認同。——終於形成兩千年中的治亂循環或者內卷化。

  中華文明如果不是遭遇西方文明,也許還會在其傳統的軌道上繼續滾動。但近代以來,在西方文明的挑戰過程中,中華文明對西方和自己都有了切實的認識,從而開始了中國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艱難轉進,並進而產生了“創造性轉化”與“轉化型創造”的命題。前者以現代性為目標,是一個如何改造自己的文化土壤完成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問題,它假設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跡是線性演進的,包括中華文明在內的形形色色的傳統文明都將殊途同歸於現代的旗幟下。后者則是如何超越中西方乃至東西方現有文明,創造出一個更高的新文明的問題。它認定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其現有的文明樣態都存在可以完善的部分,都還有進步的空間。

  回顧中西方文明遭遇以來的歷史,我們清楚地看到“富強”是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追求的最大目標。自洋務運動開始,在文化的層面上,中國漸次學習過西方的器物、制度,並最終在新文化運動中把德先生與賽先生請進中國,以為是中國完成其現代轉型的必經路線。而我們學習的國家,在建國前,依次有英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建國后,先以前蘇聯為榜樣,繼而又以市場經濟、產權制度為目標。我們向所有先進國家學習的態度,虔誠且認真。

  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們接續前賢,仍將富強作為我們的核心價值。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犧牲過自由,也放逐過平等。在這一過程中,曾經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但它作為中國人深層的精神、情感結構和禮儀規范卻早已植根於中國人內心深處,存在於人倫日用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表達方式。如何植根於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土壤,利用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民族精神、思想觀念、人文關懷、道德規范,在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現代價值的觀照下,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構建一個既超越於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價值,又超越西方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並進而構建出捍衛這種價值、價值體系的制度體系的責任,就歷史地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相信,我們中國人會因為中華文化自身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影響而與眾不同,而中華傳統文化也必將隨著時間推移和時代變遷而不斷與時俱進。■

 (吳克峰,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本文是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研究”〈18JD710057〉階段性研究成果/責編 劉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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