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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經典教育”的新時代     李廣良    2021年03月26日11:32

“經典教育”的沒落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大趨勢”。盡管在各種讀書沙龍和國學班上我們還在讀著某些經典,微信群和公眾號上也有一些嚴肅的學者在進行著真正意義上的經典閱讀,但就整體而言,經典教育在當代中國處於一種極度衰微的狀態。不但中國傳統經典教育在“現代教育”的沖擊下七零八落,即使現代“紅色經典”教育也不令人樂觀。在功利主義的時代氛圍中,潛心經典成了最奢侈的事情。人文學者也做著一些經典校注、詮釋的“活計”,這些“活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體制性”和“政績性”的“科研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是“滋養性”和“化導性”的“文-化”事業,是可以打問號的。但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言,就中華文明的賡續來說,我們需要開創經典教育的新時代。

  何謂經典?張祥龍教授有言:“經典是影響一個悠久文明走向的文本源頭。它不限於時間上的源頭,還意味著重現思想與人生開端的溯源能力。這也就是說,它能讓我們重回起頭處,體驗到最初的、邊緣上的取向如何發生,並由此而生出某種邊際處的敏感。”基於此,所謂經典教育就不是文獻學意義上的“古典文獻”研究或胡適所雲“國故整理”,而是“重現思想與人生開端的溯源能力”的激發活動,是一種基於經典的生命意志和民族精神生命力的綿延。這種經典教育當然也可視為一種“愛國主義教育”,但其用意顯然要更真誠、更深刻、更純粹、更具有本源性和生發性。

  中華文化有許多經典:儒家有四書五經,墨家有《墨經》,道家道教有《道德經》《南華真經》《黃庭經》《陰符經》等,兵家有《孫子兵法》,武者有《太極拳經》,就連弈者也有《棋經十三篇》。異域傳來的佛家亦有經,小乘有《阿含經》,大乘有《金剛般若經》《維摩詰經》《法華經》《華嚴經》等,號稱“教外別傳”的禪宗也有《壇經》。所有這些經典,從整體上形成了中華文化的“經典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哪一本“經”有獨霸之權,反而是形成了一種諸“經”“共治”的局面。這是中華文化獨有的勝景:各家各派既有自家的經典,但又不排斥別家的經典,甚至可以用自家的義理去注解別家的經典,用自家的經典去疏通別家的義理,“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從而形成一種“經典心靈共同體”。這與某些“文化”或“文明”一經“獨尊”的形勢完全不同。

  中國傳統經典教育為孔子所開創。孔子並沒有自己編寫“教科書”,也沒有任何“專著”,他只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如斯而已!孔子的教學,也只是與弟子們進行“對話”,而且不是蘇格拉底式的“辯証”對話!孔子激勵弟子們直接去朝向“經典”,朝向“事情自身”。如此方有一代又一代的“文脈”傳承、“道統”相續,又保留了思想的開放性和新的創造的可能性。孔子之后,華夏世界的心靈就在經典的浸潤之中。我們常說“中華文明是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盡管此處的“唯一”二字頗具爭議,但中華文明沒有中斷過卻是實情。自古以來,泱泱中華何時不遭到異邦文明的沖擊,何時不面臨“生死危機”,但中華文明卻每每能在危機之中存續,此中究竟是何緣故?我們當然可以對此“現象”進行精細的分析,以找出其中的“根本原因”和“次要原因”,但我想成熟的經典教育至少是“根本原因”之一。孔子時代的經典教育尚屬“民間社會”性質,西漢以后則形成了一個由“官學”和“私學”共同構成的經典教育制度,佛、道二教興起以后加入其中,經典教育獲得了新的“超越”精神的支持,即使元、清興起亦無改於此,故經典之道長存於中華。經典在,則“斯文”在﹔經典滅,則“斯文”毀。

  迄至清末,隨著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系列失敗,“西學”大興,中國深深地卷入到了西方主宰的“世界歷史”之中,“中學”及其所依的文教系統徹底崩壞,新式文教系統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自覺地開啟了運動式大規模吸收“西學”的歷史序幕,通過“新文化運動”,中國“引進的不僅是一種新文,而且尤其是一種化的能力”。這種“化的能力”主要是通過激活中國傳統文化的“質野”一面,以及通過學習吸收西方文化的“質野”一面(各種脫離原初歷史文境的“主義”)而來的(柯小剛,《道學導論(外篇)》)。其中,中國傳統文化的“質野”一面既包括從《詩》、《書》、《周易》、《春秋》、漢儒、宋明心性儒學到譚嗣同、康有為的“儒家革命傳統”,也包括從“墨辯”的科學技術、法家的反封建、道家的“逍遙游”和佛教的唯識學中獲得的“革命思想”﹔西方文化的“質野”一面則包括所有經由中文翻譯、消化和重新解釋的西學各派經典,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經典。現代中國革命領袖如孫中山、毛澤東等融匯中西思想形成的“革命思想”亦屬此類。這些質野一面本來是我們重建文化的力量源泉,是我們壯大經典教育的資源。但是如何一方面通過文化建設、教育活動使之落實到各民族日常的禮樂文化生活之中,一方面重新構建“質野”與“文史”之間的和諧關系,則是我們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進入20世紀以來,各方面人士都有推進經典教育的意願,也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努力,但教育體制和大部分教育從業者則在頑固地拒絕著經典教育。

  拒絕經典教育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拒絕了經典教育,其實就是拒絕了經典,而拒絕了經典,就是拒絕了中華傳統文化。由於中華傳統文化承擔著生成“中國人”的任務,所以拒絕經典教育其實就是拒絕成為“中國人”。我們經常說:“我是中國人。”然而,有中國國籍者不一定就是“中國人”。“中國人”是“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雙重意義上的,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種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對“中國人”進行分析,我們發現“中國人”至少包含著“中國”、“人”和“中國人”等構成環節,從而具有“中-國-人”的現象學結構。在儒家的經典中,“中”意味著“中和”、“中道”、“中心”、“中正”、“得中”等義理,也意味著“天地之間”的生存場域,“中國”作為一個以“中”為名的國家,亦必是得天地“中正”之“氣”養育的“國家”,此國之人民,亦必是具有“中道”之“人”也。故中國之經典教育,首重“成人”“立人”,而人之所以為人者,是因為“人”之“性”來自“天”之所“命”,故人必須對“天”和“天下”有所擔當。中國傳統經典教育都是在解決萬物和“人”的根本問題、終極問題,即所謂“道”的問題。由於“道”不離尋常日用,所以傳統經典教育也一直強調日常的政治、經濟和倫理教化,從而為“中國人”的生命安頓提供切身的指導。

  故此,我們大力倡導重建經典教育,開創一個經典教育的新時代。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個系統的政治建構,而且是一個系統的文化建構。無論是作為政治建構還是作為文化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必須有自己的經典教育,此經典教育既是“社會主義的”,又是“中國特色的”,沒有經典教育,“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為此,必須重建由國家和社會共同構成的經典教育體系,這個體系既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的,又是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就內容而言,新時代的經典教育應當包含“中”、“西”、“馬”三系經典,而如何處理這三系之間的關系,方克立先生的“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許是最智慧的原則,最能適應當下的時代境況。但無論如何,我們的經典教育不僅應是高蹈遠舉的思想活動,而且應是充滿生活力的具體的政治、倫理和教化活動,如此,方可望“闡舊邦以輔新命”,從而開創華夏文明的新盛世。■

  (李廣良,雲南師范大學法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責編 劉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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