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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中德智慧城市建設合作     王海濤    2021年03月26日11:30

 

關於“智慧城市”的定義,如果考慮到世界各國每個智能�智慧城市項目都是在其自身的初始情況下進行計劃的,那麼,根據方法的不同,完全可以將其理解成智能城市、智慧城市或生態城市。歐盟委員會“智慧城市與可持續性”部門負責人科萊特·馬洛尼博士認為,智慧城市沒有標准化的模型,“每個城市都是不同的,需要自己關注才能使智能城市的元素融為一體”。

  相對於中國而言,德國的智慧城市建設起步相對較晚,但隨著歐盟框架條件的逐步完善以及德國聯邦、城市、企業和研究機構之間的全面協同,德國智慧城市建設得以長足發展,其在醫療、教育等領域啟動的逾40個智慧城市建設項目極大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質量。

  德國重視頂層規劃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將智慧城市與生態城市相融合,利用城市運行中的各類數據、信息、知識和資源進行不同組織機構之間的業務協同,提高政府決策水平,提升對社會和產業的服務能力,在歐盟框架下實現了以人為本的智慧社會建設、以節能減排和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智慧環境建設,和以經濟持續增長為重點的智慧經濟建設:

  明確各城市建設主題、規劃建設內容以及牽頭單位,參與合作的企業可代表當地政府提出長期、宏觀的規劃目標,並從市場上挑選最具吸引力並適合當地實際的智慧城市項目﹔

  重視公共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供應商和用戶提供基礎設施、信息和服務共享平台﹔發展重點放在節能、環保、交通、醫療等重點領域的應用﹔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制定了到2022年關閉所有核電站以及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佔80%的戰略目標,同時促進智慧城市建設與智慧經濟的融合,深度融合“工業4.0”戰略,促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的應用和產業化﹔

  採取因地制宜和試點先行的發展模式,確保智慧城市建設取得實效﹔

  提倡政企合作,通過多方出資的方式來積極推進多元化投資模式,並採取有效的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保証智慧城市安全高效可持續發展。其以人為本和以民生為導向的理念,引領智慧城市的建設不斷滿足社會公共需求。

  基於中國快速的城市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近年,中徳兩國在智慧城市方面的合作快速發展。

  智慧城市的發展主要依靠信息和電信技術(ICT)的應用,從而實現城市各區域與功能的互通互聯,造福於城市居民,並在生態上實現可持續發展。在這一方面,德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將傳統增長模式下的城市轉變為節省資源和高效的智慧城市﹔而在中國,特別是大都市地區的人口強勁增長,正迫使城市行政管理部門將城市系統的組織和互動進行網絡化升級。雙方需要共同解決的是開發規劃和控制系統,以融合人口稠密地區的許多獨立和垂直的IT解決方案,從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提高居民生活質量。

  雙方的科研和智庫機構也開展了廣泛的合作,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CSUS)與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於2018年聯合組建了智慧城市智庫,促進雙方在智慧城市領域的聯合研究和技術交流,合作內容包括智慧治理、智慧住區、知識交流和專家咨詢等。雙方主要聚焦智慧城市建設中的城市治理與智慧住區兩個維度。在城市治理方面主要通過開展中德城市智慧治理的比較研究,形成最佳實踐案例﹔制定出智慧城市發展戰略的編制指南﹔形成行動路徑的標准化對策以及智慧城市的商業策略。在智慧住區方面以最佳實踐案例為指導建立智慧住區的標准體系,其內容包含智慧住區的設計、建設、運行、服務和評價標准等,將有助於制定出現有小區的智慧更新方案並提供新建智慧住區的建設和商業模式指南。

  中國在5G方面的領先地位為中徳智慧城市合作開創了新的篇章。以5G為龍頭的智慧技術的提升和發展,讓城市規劃和建設變得更加規范、高效,有助於解決因城市人口增加而導致的城市優質公共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智慧技術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不同產業之間深度的融合,催生了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強大動力。德國杜伊斯堡於2018年5月宣布選擇華為的智慧城市方案,致力於打造下一代物聯網平台,凝聚城市所必需的基礎共性能力,在大數據、物聯網、數據技術和統一通信等技術基礎上發展城市生態,促進可持續發展。華為提供的整體融合解決方案為杜伊斯堡智慧城市的各層面提供了一體化支撐。此次合作也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德合作的裡程碑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中徳智慧城市合作在原有基礎上取得了難能可貴的發展,中國在數字抗疫方面所取得的成績成為雙方智慧城市建設經驗交流的重要切入點。作為歐盟輪值主席國的德國進一步推動了2020年第五屆中歐綠色智慧城市峰會的順利舉辦,主辦地重慶成為峰會永久會址,並現場簽約曼海姆(萊茵—內卡)—重慶中心。雙方集中展示了數字化抗疫的優秀案例,交流抗擊疫情的實踐經驗,同時採取措施維持企業運行,緩解公共財務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騰訊、百度、京東、字節跳動、美團、滴滴等眾多互聯網平台企業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信息採集和算法推薦功能,在信息服務(包括信息播報、疫情督查、辟謠科普)、輿論引導、社會公共溝通、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協助政府部門建構起線上線下相互協同的疫情防控體系,充分體現了中國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平台社會和國家治理模式的制度性優勢。平台聚合的“實施疫情地圖”、人員遷徙地圖、百度發熱門診地圖以及微信開通的實時疫情咨詢查詢入口,向疫情重點地區主動推送,在疫情防控上保証了信息的科學傳播。同時組織醫學權威專家第一時間對疫情動態進行在線解讀,宣傳科學防護知識,有力抑制了“信息疫情”的蔓延。平台媒體利用強大的用戶到達率開放公眾參與,擴大疫情社會監督,各平台企業配合政府開發了線索征集程序,例如在“城市服務”微信界面加入了征集入口。各城市也紛紛上線微信小程序,搭建公眾與政府溝通平台。中國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所取得的巨大優勢在抗擊疫情中得以充分展現,且進一步推進了“數字政府”的智能化和精確化管理水平。

  雖然中徳智慧城市建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雙方發揮各自優勢,不斷深化合作,同時致力於整合各自成果,面向第三方市場開拓新的機遇,但其中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根據德國的研究,市政當局的財務能力和數據保護法規的限制被稱為實施此類項目的最大障礙。德國很多城市僅在少數幾個主管部門中創建了必要的組織架構,許多地方缺少明確的數字化策略。在外交層面上,兩國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的合作還受到德美關系的影響,如今后華為是否能繼續參與並擴大德國的5G建設還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在中國,除了空氣質量和更可持續的交通管理外,面臨的中心問題還包括如何提高公民參與度和維持經濟的強勁發展等。有些地方認為智慧城市主要就是硬件基礎設施的建設,對應用強調得不夠﹔有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設主要就是政府投資,對於市場的力量發育不夠﹔有些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設主要站在有利於政府提高效率的角度,對於民眾的感受、社會便捷度的提高關注不多﹔還有一些地方隻強調城市城區,對於信息化水平較低的鄉村民眾照顧不夠,人為地造成了一些信息鴻溝。人們在思想上體現出重建設、輕運營,重設備、輕軟件的特點,而且認為僅靠信息通信技術就能為復雜的城市問題提供完善的解決方案。

  同時,我們還必須防止由新的城市管理系統帶來的生活條件改善而引發的進一步的不受控制的“移民潮”。因為每個智慧城市項目都存在擴大城鄉之間數字鴻溝的風險——研究表明數字化程度較高的(大型)城市對公司和高素質員工更具吸引力。此外,隨著智慧城市發展的深入,網絡安全問題、以及可能引發的一些風險等,也都需要引起注意。■

  (王海濤,山東建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責編 劉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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