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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鵬:延遲退休年齡、探索彈性退休機制是大趨勢     張 棟    2021年03月26日11:28

老齡化,是現代化的伴生現象,同時也是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社會現象。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人均壽命快速提升,國民健康狀況不斷改善,生育率也不停下滑,在當前和今后都將處於快速老齡化的過程中。同時,老齡化也是眾多未來社會趨勢中相對確定性和可預測性較高的一種。對於老齡化,我們應有哪些觀念和認識上的准備?我們就此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杜鵬老師,請他闡釋,以饗讀者。

  記者:伴隨老齡化的,是人們對人口撫養比和經濟增長動力削弱的憂慮,您如何看待?

  杜鵬: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國家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長期規劃》,開篇就提到,“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體現”,老齡化是社會、經濟、科技各個方面進步的結果,比如醫療衛生的進步、收入和營養水平的提升、教育水平的提升、男女平等的改進、社會保障的完善等等,這些都共同體現在老齡化的成因上,聯合國在1982年第一次老齡問題世界大會也給出了明確的定性,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成就。

  隻要人類的社會經濟繼續發展,老齡化必然就將是一個不斷加深的過程。老齡化只是指老年人口佔人口比重不斷提升的現象,它的直接成因包括,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轉變和人均壽命的延長。老齡化帶來的挑戰是這種人口結構轉變要求社會和國家因之進行適應性的調整,老齡化本身並不必然是一個負面問題。從消費端看,人口結構的轉變帶來需求結構的改變,面向青年的產品和服務佔比減少,但相應的老年性的需求增加,老齡化並不一定是社會總需求的削弱性因素。我們需要看到,所謂銀發經濟,滿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健康照護需求也會是重要的經濟動力﹔從生產看,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並非人力資源的減少。勞動人口的按年齡區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統計上的便利,它適應過去的社會現實,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勞動年齡人口的統計方式的價值在削弱。勞動年齡的范圍,是16~59周歲,大部分高中生、大學在校學生都是勞動年齡人口,但並非勞動人口,隨著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年輕人實際進入勞動的時間還在不斷推遲。相應的,隨著健康改善和壽命延長,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在不斷改善,為數眾多的老年人也可以是健康的、生產性的人口。我們現在有3600萬在校大學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累計培養了超過2億大學生。到2050年,60歲以上老年人中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就會超過8000萬,這是巨大的人力資源。這種勞動力素質的提升,足以抵消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另外在生產方式上智能化、自動化,也在不斷削弱生產對勞動力數量的要求,提升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在整體上,人力資源並不因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而削弱,而是在不斷增厚。

  事實上,世界上並沒有哪個國家因老齡化而發展停滯,包括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和老齡化速度最快的韓國。到2050年,日本的60歲以上人口佔比會達到43%,我們會達到37%,實際上到2050年,我們的老齡化水平才會達到日本當前的水平。其他國家在人口老齡化上的應對策略可以成為我們的借鑒。在老齡化的進程中,我們有足夠的適應過程,不必擔心人口決定論下的過度憂慮。

  記者:老年人並非社會的負擔,老年人仍然承擔重要的社會責任。真正需要照護的是失能人口,我們的平均失能時間是多少,這個時間變化趨勢如何?

  杜鵬:關於人均失能時間,我過去做過大致的測算,男性大概是1.5年,女性大概是2年,其中嚴重失能時間不到一年。根據國家衛健委的數據,我國人均健康預期壽命和平均預期壽命大概相差8年,目前人均健康年齡大概是69歲,到2030年,按健康中國的目標,大概會達到71歲。人均失能時間雖然不長,但隨著人均壽命的延長,還是呈現變長的趨勢。所以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也提出,要穩步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這是針對老齡化不斷加深的一種積極應對。

  記者:老齡化的一大基礎原因就是健康的改善和壽命的延長,那麼老年的概念是否需要重新界定?

  杜鵬:老年的概念在未來一定會逐步更新。以前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但現在人均預期壽命已經到了77.3歲。老年是一個生命的發展階段,它是人的生命趨向衰弱的過程,以及與之相伴的特定的生活需求。但伴隨著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老齡化的加深,簡單以某個固定年齡作為老年界限的做法越來越失去意義。老年人的差異是巨大的,老年人的狀態是一生的累積。人在幼年時,或有高矮胖瘦各種不同,但在生命狀態、生活需求上共性是主要的。而老年人經過六七十年的積累,差異是主要的,我經常看到一些人70歲身體健康,精神、思維活躍,另一些人60歲就已經非常衰弱。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同的人之間的差異性會越來越突出。未來我們需要的不再是簡單以年齡劃線,而是根據不同的實際狀況和需求,對老年進行的精細化的界定和提出精准的社會政策。

  很顯然,勞動年齡人口16~59歲的統計口徑,所針對的是教育水平較低的時代,大部分人在初中教育之后即進入勞動就業的情況,而這早已和社會現實脫節。對老年的界定也是如此,人均預期壽命尚不足60歲的時代和當前時代,同樣是60歲,他們的實際狀態和社會角色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記者:您如何看待老年人的人力資本開發?

  杜鵬:我們應該越來越重視老年人的人力資源的社會價值,不僅是老年人力資源因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數量增加而增長,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可能也好於大多數人的想象。目前老年人中,失能的佔3%,沒有失能但存在比較嚴重的健康問題,需要人幫助的佔14%,合起來為17%,但還有83%的老年人認為自己是健康的,或者比較健康的,老年人口數量的大頭在70歲以下的低齡老年人。這相比公眾一般想象中普遍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形象,情況要好很多。當前,進入老年的人是50年代以后成長起來的,他們的社會參與熱情普遍較高。在今天互聯網的技術條件下,構建終身學習的體系,老年人之間的交流互動,相互幫助溝通,難度和門檻也在不斷降低。

  實際上,我們很多地方都在開發老年人力資源上開展嘗試,比如彈性退休﹔比如組織老年人參與社區工作﹔比如老年大學,幫助老年人更新技能和知識﹔比如教育部開展的銀齡講學計劃,組織退休教師前往貧困地區支援當地教育。類似的措施辦法,還有很多可以豐富、可為之處。

  記者:根據五普、六普數據,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從2000年的25.06%下降到2010年的21.1%,不升反降,我們怎樣理解?

  杜鵬:這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在城市裡,60歲以上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差不多每十年降低5個百分點,2000年時大約是15%,2010年大約10%,現在已在5%以下。這主要是由於退休制度,養老保障的普及使城市老年人在退休后參與勞動的比例減小。農村老年人勞動參與率大概穩定在42%左右。首先是農村沒有退休制度﹔另外,農村年輕人大量外出,農業勞動較多依靠老年人﹔再次,隨著農業的機械化,農業生產的勞動強度實際下降了很多。

  所以我們看到老年勞動參與率的變化,主要是退休制度安排、農村年輕勞動力的流動、農業機械化等多個因素共同造成的。

  記者:老齡化問題總是和退休制度高度相關,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退休制度的安排,尤其是退休年齡的設定?

  杜鵬:我國建立退休制度是在1951年,它的制度初衷是保護勞動者,是一種福利制度。它的目的在於為勞動者進入老年之后提供穩定的收入,為老年生活的安排提供穩定的預期。

  男55歲,女50歲的退休年齡設定,也需要基於時代背景去理解。首先,當時我國的人均預期壽命是四十多歲,而現在是77歲,還在繼續延長﹔第二,參與勞動的時間今昔不同。當時人的工作年齡也比較長,教育時間短,大多數人在十五六歲就正式參與勞動了,現在則一般要在大學畢業之后,二十多歲才會就業,隨著教育年限的不斷延長,二十五六、二十七八才離開學校參加就業的情況也越來越多﹔第三,勞動方式不同。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勞動主要還是依靠體力的,對人的健康消耗是比較重的。但隨著機械化、自動化,今天生產過程中,重體力勞動越來越少,在勞動強度、工作環境、健康影響上,工作三四十年的意義在今天和當時是完全不同的。第四,是生育率的不同。當時的婦女在一生中平均生育6個孩子,婦女在家庭中擔負的撫育和照料責任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

  基於這些因素,我們很容易理解在當時,退休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保護勞動者的重要意義,同時也不難理解當前推遲退休年齡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退休制度對勞動者的保護作用需要保持,社會對於退休制度安排需要有穩定的預期。同時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教育年限的延長,勞動條件和工作要求的變化,老年健康的改善,老年人參與勞動變得既可能也必要。漸進地延遲退休年齡,逐步探索和實施彈性退休制度,建立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激勵機制和輔助保障機制,這是世界各國,當然也包括我國在面對老齡化社會時普遍的適應性調整,是個大趨勢。■

  (責編 劉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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