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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金華:立足“五化”,構建民主黨派參政議政新格局         2021年03月26日11:24

  我於2010年從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留學回來上海任教,有幸在2012年12月15日正式加入民革。過去八年裡,我在社會法制領域從事法律學術研究、撰寫社情民意。下面,我談一談自己在參政議政工作方面的一些體會,求教於大家。

  首先,做強“專業化”,實現社情民意和建言的對症下藥。2018年,我到中央社院參加第39期干部進修班。其中有位老師講到:現在民主黨派的角色和建國初期到改革初期非常不一樣,當時,中共的干部大部分是戰士出身,文化水平不高,而黨派成員大部分是高級知識分子,互補性很強。所以當時民主黨派前輩們即便把見聞整理起來、把日常的隨思隨想整理起來,便是一個很好的建言。但是現在不一樣,中共的干部很多都是專家、甚至是這個領域的最優秀專家。所以,我們現在不能隻把見聞整理起來就提交,不能隻談感想,而必須是專業研究的結果。在社會法制領域的參政議政,更是如此。在法治建設、司法改革、社會治理等領域裡,我們的建言不能是“大路貨”,盡量避免說“外行話”。根據這樣一個理念,我自己撰寫的參政議政建言,基本上也是圍繞法治建設領域的建議,一般也都是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比如前不久,我給民革中央社法委提交了一個關於當前法院系統工作負荷科學評估與減負對策的建言,這也是我參與亞洲開發銀行資助、最高人民法院委托研究的“大數據與中國司法改革”課題的階段性成果。

  值得高興的是,近年來,民革中央和地方各級組織非常重視社會法制領域專業人才的吸納與培養,為做強“專業化”儲備了大量的人才資源。

  其次,做足“組織化”,讓黨內外專家集思廣益、優勢互補。有時候,社會法制領域的問題千頭萬緒,並非靠一兩個專業人士就可厘清思路,相反需要團隊合作,需要集思廣益。因此,在專業化的基礎上,我們還要做好組織化的工作。

  在這方面,民革中央給我們做了很好的示范。每年,民革中央都組織幾個重大調研課題,由萬鄂湘主席等中央領導親自帶隊調研,開展研究。去年,民革中央關於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的課題成果還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最近幾年,我自己在上海先后參加了萬鄂湘主席帶隊的關於營商環境、長江大保護的課題調研,鄭建邦常務副主席帶隊的關於“雙循環、智慧城市治理”的調研。

  在上海民革,我們市委會也基本上形成了類似的工作機制,每年都發布市委會課題,然后由專委會來組織研究,並酌情把專委會的研究成果轉化成市委會的組織提案與政協大會的口頭發言。作為上海民革社法委的主任,我自己也責無旁貸,基本上每年主持或者參與一個市委發布的課題,然后集中我們專委會的專家、黨外專家的力量,來一起做研究。在這一屆,我們的課題成果已經有兩次轉化為市委會在上海市政協大會口頭發言。

  對於民主黨派而言,做足“組織化”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盡可能讓黨內專家組建成相對穩定的興趣與研究小組,另一個方面是盡可能邀請中共專家、其他黨派專家參與我們階段性的研究小組,做到集思廣益。

  再次,做到“持續化”,實現專業建言的“馬太效應”。有了專業化和組織化,社會法制領域的參政議政工作自然就打了開局面。但是,如果要把社會法制領域參政議政局面升級為強項,我們還要在特定的領域持續耕耘,避免“打一槍、換一炮”的局面。

  我認為,無論是民革中央還是地方組織,現階段在參政議政的選題上都面臨著一個悖論:一方面,中共中央和地方黨委的“中心大局”工作經常做階段性調整﹔另一方面,我們民主黨派的中央與地方組織、民主黨派專家的專長領域是固定的。

  怎麼去解決這對矛盾?我自己的理解是:萬變不離其宗。比如,十八大以來,上海市的中心大局工作就先后出現了兩輪自貿區建設、科創中心建設、司法改革、“一網通辦”與智慧城市治理、長三角一體化、進口博覽會等等。這些看似並不直接相關,但是從我的角度看,都有法治問題,並且都有相關聯的法治問題。所以,圍繞這些中心大局工作的法治問題進行參政議政,便是“萬變不離其宗”。

  其四,做精“特色化”,培育各級組織的參政議政“拳頭產品”。做到上面三個“化”之后,就會自然而言地出現第四個“化”,也就是“特色化”。坦誠地講,在社會法制建設領域,執政黨擁有比所有民主黨派加起來更多的黨內專家,在組織化和持續化方面,也比任何一個參政黨強得多。雖然,民革全黨上下把社會法制作為三大參政議政領域之一,但是也沒有能力、沒有必要、沒有條件在社會法制領域全面開花。反過來,即便在這個領域之內,我們也還要依托專業化、組織化、持續化的努力,在特定的事項中精耕細作,形成品牌,形成特色。

  這一點,民革中央做得非常出色,已經在司法改革、區域一體化、長江大保護、營商環境等領域形成了影響決策的特色產品。我們經常講,“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套用這句話,我們不妨講,在參政議政領域,“民革的才是全國的”。前提是,我們要有一些精耕細作、長期關注的特色產品。我們上海民革市委會從2013年開始對政府法律顧問制度進行研究,提出了系列的參政議政建言,對上海乃至全國的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建設產生了持續的積極影響。在2018年,我們又做了新一輪跟蹤研究,進一步提出了優化該制度的建言,獲得了較好的評價。

  最后,做好“平台化”,實現建言影響的網絡效應。做到上面的“四化”之后,我們還要讓建言為政府所用、為社會所知。傳統上,我們的參政議政成果都是通過黨派、統戰部和政協的途徑報送。最近幾年,部分黨派、部分地方也開始“開疆辟土”,拓展新的途徑,包括以論壇的方式來擴大影響力。

  在上海市徐匯區,我擔任區委會主委之后,我們每年圍繞上海和徐匯的社會法治建設,舉辦年度的“光啟法治論壇”,邀請相關領域的黨內外專家參與研討。今年已經是第四個年頭,今年的主題是“民法典時代的涉訴涉法信訪與城市治理”。之前,該論壇還分別就基層法治、政府法律顧問制度、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進行了研討。這些都是結合民革上海市委會社法委、民革徐匯區委會或者我本人的學術研究課題開展的。應該說,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上面的“五化”不是孤立的,是一個閉環。在某種意義上,這“五化”構成了參政議政的格局,是一個體系。之前,我們可能在單個方面發力,現在需要在多個維度上全面用力。借用流行語言,在新時期,我們參政議政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也要升級。這“五化”既是對我自己直接或者間接參與民革參政議政工作的一些總結和體會,也是一種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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