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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中國智慧”     李廣良    2021年03月26日11:18

“中國智慧”一詞近些年頗為流行。不僅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級領導干部頻頻談及“中國智慧”,專家學者們也不斷就“中國智慧”進行討論。所有這些關於“中國智慧”的話語,都在強調“在推動全球和人類發展中體現中國智慧,貢獻中國智慧”,“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差別隻在於是“已經”還是“將要”。

  在這種“中國智慧”說的背后,有著深刻的“存在意義”和“文化意義”。就前者而言,它表達了“中國人”的“存在”感,透露了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勃勃雄心,或在世界政治版圖中“大國崛起”的強力意志﹔就“文化意義”而言,它塑造了一種“智慧國家”或“智慧民族”的意象,借此突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因為其“偉大智慧”,而不是基於“優越的地理位置”、“狼性的進取欲望”,或者“特定的歷史條件”之類。

  然而,對“中國智慧”說我們仍然要進行一些探析,而不能停留於不假思索的人雲亦雲之中,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無智慧地”談論“中國智慧”。因此,我們不僅應該分別對“中國”和“智慧”進行解析,而且應就“中國—智慧”之整體進行研究,以便揭示“中國智慧”的深層意蘊,揭示“中國智慧”對“中國文化復興”的意義,進而揭示“中國智慧”對“中國人”如何在“世界”上“更智慧地生存”的意義。不過,鑒於此課題的難度,本文隻能做如下之簡要分析。

  首先,關於“中國智慧”之“中國”。從“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角度看,“中國智慧”之“中國”指的是“政治中國”,即“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亦即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本質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從中華優秀傳統思想體系中包含著豐富的“歷史智慧”、“知識智慧”和“治國理政智慧”,“實現中國夢需要充分運用中華民族5000多年來積累的偉大智慧”的角度看,“中國智慧”之“中國”指的是“歷史中國”和“文化中國”。從“歷史中國”和“文化中國”的角度看,“中國”是一個有著自身的“精、氣、神”的“文化共同體”,它有著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觀念系統、內在信仰和情感生活,走過了自己獨一無二的“歷史道路”。而“中國”的“本質”就在“中”字之中。正是在“中”的場域中,“中國”才一方面堅守著自己的“中道”,一方面與“上下”“四方”連接,從而通達世界上的一切現象。我們之所以能在失去“中央之國”的地位后還能為這個世界“貢獻中國智慧”,正是因為我們還能“守中”以“應化”。

  其次,關於“中國智慧”之“智慧”。“智慧”二字頗不易解釋,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能對“智慧”二字進行文字訓詁學的或者哲學的分析和詮釋,而是由於“智慧”天然排斥一切現成的概念化企圖,隻有打破既定的思想框架和人生格局,以自在應對世間之變化者才可稱為“大智慧者”。不過隻要我們不為名言概念所束縛,我們仍可對“智慧”有所言說。就“智慧”之內涵而言,智慧既與純粹知識和真理相關,亦與生活實踐相關。前者是“知”的問題,后者是“行”的問題。就“知”的方面而言,“智慧”意味著對事物、世界以及人自身的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成果﹔就“行”的方面而言,“智慧”意味著在生活實踐中圓融處理人、我關系和人、物關系。“智慧”總是與“知識”相連,人類智慧最突出的表現正在於人類在知識方面的偉大成就,但人類在哲學、宗教、藝術、軍事以及日常生活中亦充分地顯示自己的“智慧性”。“智慧”並不是天才的專屬物,毋寧說人人皆有“智慧”,各民族、各時代、各國家的人皆有“智慧”。中國人不必以為自己的“智慧”高人一籌,也不必在“智慧”方面有自卑心理。但“智慧”確實具有“大”“小”之別與“高”“下”之分。“小智慧”堅守著“智慧”的現成形式,不斷地炫耀著自己有限的成就,而“大智慧”則採取了“愚”的形式,以掩蓋自己固有的光明,這是“智慧”的辯証性、靈動性之所在。從“智慧”的本性上說:離開天然的生存體驗者,不足以言“智慧”﹔對人生的“終極勢態”無所洞察者,不足以言“大智慧”﹔在二元對立的格局中不知“雙非”或“雙遣”者,不足以言“真智慧”。

  再次,關於“中國智慧”之“智慧學”。有“智慧”,理應有“智慧學”,但一般很少說“智慧學”。關於智慧的思考言說,多是在“哲學”的名義下進行。“哲學”一詞的本義就是“愛智慧”,然而東西方哲學中甚少談“智慧”,談“智慧”之“愛”者亦不多見。哲學多數時候是在談“存在”與“本質”、“真理”與“自由”、“認識”與“實踐”等,這不是因為哲學失去了“智慧”,而是因為哲學本身就是“智慧”最高的實現形式之一。因此,我們可通過各種不同的哲學而通達各種不同的“智慧”。但哲學並不是通達“智慧”的唯一形式,我們還可通過科學、歷史、宗教、詩歌等形式通達“智慧”,並形成專門言說“智慧”的“智慧學”。在“智慧學”的視域中看,所謂“中國智慧”就是緣於“中國”特有的生存形勢而激發出來的“生存智慧”和對“智慧”的言說。“中國智慧”的基本精神是從人生的長遠和全局上,從“天命靡常”這個最基本的形勢估計中發展出一套“長生久視”之“道”。在“道”的無微不至的光照中,生活中的尋常勞作也可以閃耀出智慧的光明﹔而失去了與“道”的本源性關聯,即使是所謂“慧智”,也可以是“大偽”的根源。儒、道兩家的“大智慧”正在於原發體驗視野中的終極勢態的開啟。從印度傳來的佛教雖在思想方法和實踐路徑上與中華文化異趣,但其“出世超越”之精神和“轉識成智”之妙慧,亦開啟了“中國智慧”的新境域。明以后“西學東漸”,“中國”卷入西方主導的“世界歷史”之中,“中國學術”亦逐漸為“西方哲學”和“科學”所主宰,以至今日我們不得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不過是意識形態架構中的“學科建設工作”,其“源頭活水”還在於“中國智慧”的永不枯竭的奔涌流動。

  最后,關於“中國智慧”之創造性轉化。“中國智慧”並不是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建構,而是在“文化中國”的歷史中自然形成的“本源智慧”,是一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人類智慧”。不能把“中國智慧”看作局限於“中國”疆域之內的“地方性知識”,正如不能把緣於希臘半島的“哲學”看作“地方性知識”一樣。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中國智慧”雖然在思想、宗教、藝術、個人精神體驗等方面有特殊的穎悟,但在知識創造和技術發明方面就力有未逮,而知識和技術創造恰恰是“智慧”的重要內容。另外,“中國智慧”在現代世界政治方面也沒有大的作為,我們所提供的“中國方案”非但沒有獲得世界的認同,反而引來普遍的猜疑。所以我們在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還需對“中國智慧”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以生成具有更豐富可能性的新“中國智慧”,從而讓我們的“中國道路”變得更為廣闊。

  為此,我覺得應該從兩方面著手:

  一是重新樹立“根源意識”,從“大本大源”處悟入,重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宏大誓願,重開“三智一心中得”之精神世界,如此,才可能繼承“中華文化”之血脈慧命,為中華民族的自由做長久根本打算﹔二是重新確立“中國智慧”之“世界意識”,真正為“全球和人類發展”而開辟新途,為此既要增強“純粹理性”精神以創造新的知識,又要培育“愛”與“慈悲”的精神以和合世界眾生。如此,方可期望“中國智慧”之重光與“中華文明”之復興。■

  (李廣良,雲南師范大學法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責編 劉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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