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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恩:國民健康是重要的經濟發展動力     張 棟    2021年03月26日11:13

對於我們每一個人,健康本身都是一種重要的價值。而站在國家社會而言,公眾健康是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次重要講話中,都把人民身體健康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內涵,“健康中國”也已成為我國的國家戰略。同時,公眾健康在作為一種具有根本性的社會價值之外,也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而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也需要系統的,大規模的投資。觀察和理解“健康中國”戰略,也需要經濟學的視角。為此,我們採訪了北京大學中國衛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國恩教授,請他分享自己的思考和觀點,以饗讀者。

  記者:您曾在文章中指出,“國民健康是重要的生產力”,我們應怎樣理解健康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劉國恩:經濟增長,從理論上看主要是三個要素,物理資本、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物理資本(physical capital)指土地、機器、設施等物理性的資產和工具﹔勞動力包含數量和質量,勞動力的質量也就是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則主要決定於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一個人如果從事的是依靠體力的勞動,那麼健康顯然是他所擁有的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而一個人擁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高的知識和技能水平,那也就擁有更高的生產力,但這種生產力的發揮也需要基於健康。全要素生產率,是資本和勞動投入貢獻於經濟產出的效率,從宏觀上,它主要取決於我們社會中,政治和經濟的制度安排,從微觀上,它主要取決於每個人對未來的預期。如果一個人對未來的預期正面,他健康且樂觀,那麼,他就有更強的動力投資於人力資本,追求教育水平、知識和技能的提升,他會樂於進行各種長期投資,包括對於物理資本的投資,他能夠預期這些長期投資能夠獲得足夠的回報。相反的,如果一個人疾病纏身,或者預期壽命很短,對未來的投資可能難以獲得回報,這種預期就會約束他的長期投資,尤其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他就隻會傾向於短期行為。

  從實証的角度上講,國內外都有大量不同的研究,對健康水平的經濟影響進行分析。不論從國家、地區還是個人層面,健康都對經濟產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2015年,北京大學中國衛生經濟研究中心的“國民健康與經濟繁榮”課題組,基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經貿合作組織(APEC)21個經濟體的長期發展數據,對國家經濟繁榮與國民健康資本的復雜關系和作用機制進行了系統的經濟學實証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健康水平對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非常顯著。當時中國的國民期望壽命是75歲,根據研究推斷,如果通過健康投資把國民期望壽命提升到76歲,新增健康人力資本將有助於提高中國人均收入12%左右。

  記者:健康水平的經濟影響有比較確切的定量研究嗎?

  劉國恩:我們基於歷史數據可以計算出,人均期望壽命、嬰兒死亡率以及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等不同健康指標和經濟數據之間的邊際影響值,但這主要的是一種統計上關聯,它的結論也會隨著不同的指標選取、不同的模型構建而不同。現實世界中,經濟增長受太多因素的影響,健康水平的影響很難被單獨分離出來。健康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水平不會有一個確切數值,但其重要性在各種研究中都得到支持,是一個確定的結論。我們可以明確地說,國民健康水平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長期變量之一,是重要的發展動力來源。

  實際上,健康水平的經濟影響也是非線性的。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健康水平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也不同,這在我們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數據支持。一個國家,越是處於發展的早期,健康水平的提升對其經濟成長的作用就越大,相應的,隨著其發展水平提升,健康人力資本對經濟產出的邊際影響也逐漸降低。

  對於我國而言,當前還處於中等收入水平,2019年人均預期壽命76.1歲,和發達國家普遍80歲以上,還存在顯著差距。通過投資於國民健康,提升健康水平和經濟績效還有很大的空間。

  記者:站在公共政策角度,投資於國民健康,應著力於哪些方面?

  根據公共衛生方面的研究,對公眾健康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四大因素:

  首先是環境。我們很容易理解和接受自然環境的影響,比如空氣和水污染情況,環境保護也一直是重要的公共政策板塊。但我們不能把環境僅僅理解為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樣重要。我們的健康和心理壓力是高度相關的。現代社會,抑郁和焦慮等心理疾病本身就是不能忽視的健康問題,同時心理壓力水平也和身體健康緊密相關,過高的心理壓力更容易引起廣泛的健康問題。心理壓力主要由社會壓力導致,如何降低社會壓力水平,加強社會安全感,降低社會焦慮水平,這也應該在公共政策層面上得到關注。

  第二是醫療。治療性醫療,作為亡羊補牢的手段,無疑也是影響國民健康水平的重要的因素。站在公共政策角度,如何通過制度安排使醫療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具體的則是分級診療、醫生自由執業、醫藥分開、醫保完善等一系列的醫改命題,最終使人民群眾都能在可及的地方,以可支付的價格,獲得適合的醫療服務。與治療性醫療相對的,則是預防性醫療,也就是公共衛生事業。盡管今天我們主要健康威脅已經是一系列由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引起的慢性疾病,但這次的疫情又一次提醒我們整個社會,公共衛生、傳染病防控仍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公共問題。

  第三是行為。相對於人均預期壽命,對於我們每一個人,對於社會經濟,更有意義的是人均健康壽命。而在當前的條件下,主要的制約因素是各類慢性疾病的發生率,而這又主要取決於人們的行為和生活方式。人的行為會從很廣泛的角度受到公共政策的影響。比如在認知層面,我們在學校和面向公眾的健康教育水平。我國的公眾健康知識水平比較低,這是國家衛生健康委的評價,也符合我們的經驗。比如城市的規劃,我從家到工作的北大大約7公裡,如果中間的道路有專門的、安全的自行車道或者步道,我可能就會選擇騎行或者步行上班,而不是開車。人們的鍛煉行為,會受到機會成本的約束,有足夠自制力和條件安排專門運動時間的人通常只是少數。站在公共政策角度,需要的更多是盡可能創造條件使健康的行為可以融入公眾日常生活。又比如食品安全,提升國民健康水平,就要求更加有效的政府監管,這可能既需要更強大的技術手段,也需要更多的公眾和企業參與機制。事實上,通過影響公眾行為促進健康水平的提升,需要的是“健康中國”的理念和要求,滲透到、體現在我們公共政策的各個方面。

  第四是基因。這是很多醫學研究中強調和研究的健康要素,但並非公共政策的直接作用范圍,更多需要依靠生命科學的進步。生命科學的投資和發展當然也會與公共政策相關,也許未來生命科學的某些突破會對人們的健康產生根本性決定性的影響,但這畢竟沒有明確的預期。■

  (責編 劉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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