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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后賈亦斌對多黨合作和祖國統一事業的貢獻     吳先寧    2021年03月24日10:12

 

賈亦斌(1912—2012),湖北興國(今陽新)人,我國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民革杰出的領導人之一。曾任第五至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七屆全國政協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副主任﹔民革第五至七屆中央副主席、執行局主任,名譽副主席﹔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會副理事長。他早年即深受孫中山愛國革命思想之影響,18歲投身軍旅,在抗日戰爭中參加了淞滬、徐州、武漢、鄂西、長沙等五大會戰,由於戰功卓著而從營長不次提升為師參謀長、軍委會少將參議。后進入陸軍大學學習,研究“新國防論”和預備干部制度理論,以著作《預備干部制度的理論與實際》一書為蔣經國所知遇。1949年4月,他因不滿國民黨政府的獨裁腐敗,在國防部預備干部局代局長兼陸軍預備干部訓練團團長、第一總隊總隊長任上率部起義。這一起義因在杭嘉湖這一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地區和軍事后方舉行,給予內戰中搖搖欲墜的國民黨統治以沉重打擊,為人民解放戰爭的加速勝利,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改革開放之初,賈亦斌從上海來到北京擔任民革中央的領導職務,此時他雖已年過六旬,但依然精力充沛,對多黨合作事業和祖國統一大業抱有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此夙興夜寐、殫精竭慮,做了大量工作。在他80歲辭去民革中央副主席前兩年,筆者協助他做了若干文字的工作,對他晚年的貢獻和心路歷程親見親聞親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現借民革浙江省委會等舉行嘉興起義七十周年研討會之際,簡述他晚年所做的三件事,以表見老一輩統一戰線代表人士對國家民族的赤誠之心和杰出貢獻。

  一、對民主黨派性質的思考:參政黨

  1979年,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小平同志在五屆政協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開幕詞、這一我國統一戰線理論劃時代的文獻中,深刻分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三十年,我國社會階級狀況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所發生的根本變化。他指出,原有的階級和階層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資本家階級、各民主黨派等,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其階級屬性和思想面貌都發生了根本轉變。因此他強調,“我國的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由此,“新時期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維護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斗”。10月19日,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代表時的講話中,鄧小平進一步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由我國的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小平同志的上述重要論斷,不但在民主黨派中間、而且也在“文革”以后剛剛恢復的政治學學科領域裡,引發了熱烈的反響和討論。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文革”前,我國事實上一直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但沒有從國家政治制度的高度來加以明確,更沒有把這一制度提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點和特點上來認識。因此,小平同志的論斷一經提出,便引起熱烈的討論,並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學術問題。同時,在統一戰線內部,也開展了有關的討論。如1986年,中共中央統戰部就舉辦了改革開放統一戰線的理論與實踐理論研討會,並編輯出版了會議論文集。按照著名政治學者、人民大學教授高放的概括,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涉及民主黨派的理論問題,主要是:我國的民主黨派的性質問題,即我國的民主黨派算不算政黨?如果是政黨,那麼是什麼性質的政黨(見高放:《政治學與政治體制改革·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中國書籍出版社,2002年1月)?

  對這一問題,當時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

  一是認為民主黨派不是政黨,而是“一般的政治團體”(《現階段民主黨派是工人階級的一般政治團體》,載文匯報內部刊物《理論探討》,1986年第1期)。這一觀點的主要理由,是認為“政黨”顧名思義,是階級的政治代表和領導集團,現階段我國已經消滅了剝削階級,各民主黨派的大部分成員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或者正在向工人階級轉化,各民主黨派除了本身的黨員以外,不能對本階級群眾發生領導作用,更不能對工人階級發生領導作用,所以民主黨派就不是科學意義上的政黨。

  二是認為民主黨派是“參與執政的黨”,相對於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執政的黨,民主黨派作為參與執政的黨,可以稱為“次執政黨”。高放教授本人即持這一種觀點。其主要依據,是基於民主黨派一直以各種方式參與政治活動,其成員很多擔任了人大常委會和政府部門的領導的事實。也有一些學者不同意這一觀點,認為這是從西方政治學理論和有關概念出發看待中國政治現實的結果(參見吳雲立:《民主黨派也是執政黨嗎》,載《探索與爭鳴》1988年第3期)。但是民主黨派應該如何定位,則沒有提出正面的意見。

  三、還有各種關於民主黨派性質的說法,比如“合作黨”、“資政黨”、“親密友黨”等,這些說法的提出者並沒有對此作嚴肅的理論上的論証,顯然是摘取某些政策性語匯所做的隨意命名,故沒有多少政治學的理論含量,也不是嚴格的學術概念。

  正是在這種百家爭鳴、眾說紛紜的學術背景下,賈亦斌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1988年7月14日民盟中央主辦的《群言》雜志編輯部舉辦的座談會上,賈亦斌做了專門發言,較早地提出了“參政黨”的概念:

  賈亦斌:關於民主黨派的地位問題,……所謂“地位”,我的理解是指一個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處的地位,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國各民主黨派的地位,既不是執政黨,也不是在野黨,而是參政黨。

  ——曲偉整理,《民主黨派的地位和作用》,載《群言》1988年第10期

  這是本人能夠查閱到的、相當早的關於“參政黨”概念的出處。這一概念的提出,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是很好地解決了民主黨派的性質和定位的問題。“民主黨派”作為一個歷史的概念,具體指抗戰中和抗戰勝利以后,支持和贊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爭取民主的各個小黨派。經過新中國成立后,作為長時期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並發揮積極作用的民主黨派,他們的現實作用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然完全不同,因此亟需有一個符合實際的、與多黨合作制度相適應的政黨概念來指稱,這也是上述鄧小平同志關於我國政黨制度的優勢和特點及民主黨派性質的論斷所提出的任務。“參政黨”概念的提出,很好地解決了這一理論和實際問題。這就為《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一般稱作89【14號】文件)對“參政黨”性質、地位、作用的一系列規定,提供了思想資源和學術基礎。

  二是“參政黨”概念的提出,為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自身建設,提供了理論依據,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在“文革”之前,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路線的影響,民主黨派一度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政黨”,因此其自身建設的主要內容就是思想改造。如何適應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指導思想的轉變,激發廣大成員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投身改革開放,是當時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首要問題。“參政黨”概念的提出和確立,在理論圓滿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在中共中央89【14號】文件的指引下,參政黨的自身建設,從理論到實際,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三是“參政黨”概念的提出,是對於當代世界政治學和政黨學說的一個重大創新和貢獻。基於西方政黨發展歷史的傳統政治學和政黨學說,按照政黨與政權的關系,把所有的政黨分為兩類,一是執政黨,一是在野黨或反對黨。“參政黨”概念的提出,在理論上打破了那種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簡單機械的分類方法,為世界政黨學說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提供了獨特的、充滿中國智慧的解決方案。

  二、破除兩岸統一的最大障礙:《論“台獨”》

  1993年,賈亦斌主編的《論“台獨”》由團結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內乃至全世界第一本全面揭露“台獨”的危害、深刻分析批判“台灣獨立”的各種謬論、系統梳理“台獨”的歷史背景、源流和發展過程的兼具政治性和學術性的專門著作。是書剛一出版,就在海峽兩岸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我國的外交部門聞訊一次性購買了7000冊,分發各駐外使領館作為重要的反“台獨”的參考資料,台灣的海峽學術出版社也於次年在台出版了漢字繁體字版。在台灣的我國現代著名學者胡秋原為台灣版《論“台獨”》作序著重指出:“目前‘台獨’的宣傳甚多,批判‘台獨’之書似以賈先生此著最為系統。……賈先生書中所說事實,我想有好多是此處本省人、外省人所不知的。知道以后,必不容少數不肖之徒自甘墮落,出賣台灣,以求個人榮利,貽祖宗和二千萬台灣人以萬世之羞。現在海峽學術出版社將此書在台重印,必能使此處愛國愛鄉之人皆能了解‘台獨’的真相,也必能堅決地與‘台獨’進行斗爭。”給予此書以極高的評價。本書的組織編寫和出版,是賈亦斌晚年對祖國統一事業的又一貢獻。

  自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特別是鄧小平同志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科學構想之后,經過全國人民包括台灣同胞的共同努力,海峽兩岸關系發生了一系列令人矚目的變化,兩岸長期隔絕的局面被打破,隨著兩岸“三通”陸續實現,民間的經貿、文化、科技、體育等方面的交流不斷擴大,台灣商人在大陸的投資日趨活躍,顯示兩岸經濟互補互利的特點。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統一的方針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准確的切實可行的,兩岸正朝著有利於和平統一的方向發展。但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賈亦斌因其與台灣各界人士的密切交往、以其敏銳的眼光,發現兩岸和平統一歷史潮流下也隱藏和潛伏著一股不可忽視的逆流,就是島內的“台獨”思潮。當時,島內外少數“台獨分子”在某些外國敵對勢力支持下,一有機會就乘機造勢、興風作浪,或明或暗地推行“台獨”主張,進行分裂國家和民族的罪惡活動。特別是1991年10月,台灣民進黨將“台獨”條款寫進他們的黨綱,公然打出“台獨”的旗號。李登輝當局也在實質上玩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手法,為“台獨”提供了條件、助長了他們的氣焰。賈亦斌深刻認識到,島內外的這股“台獨”思潮如果任其發展,必將成為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成為祖國和平統一的最大障礙。基於此,晚年的賈亦斌以維護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商請民革中央主要領導朱學范和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同意,組織民革中央聯絡部的干部和民革黨員中的專家學者,共同編寫了《論“台獨”》這部書。

  《論“台獨”》全書共分五章、十六節。第一章,以豐富的歷史事實,考察了“台獨”思潮和組織的產生、發展及其國際背景,准確而深入地揭露“台獨”投靠外國敵對勢力、分裂國家的賣國本質。第二章,對歷史上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台獨”組織,依據其投靠的外國勢力和活動地域的不同,梳理為“兩系四派”,深挖了當代“台獨”的祖宗和老根。第三章,從歷史、民族、文化和國際法的不同角度,對“台獨”的主要論點進行了分析和駁斥。第四章,著重分析了“台獨”的嚴重危害性,指出它是祖國和平統一的嚴重障礙,是危害島內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的亂源,是國際敵對勢力“拆散中國”的急先鋒。第五章,提出了海峽兩岸共同反對和抑制“台獨”的原則和方略。

  為組織和完善該書的寫作,賈亦斌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從寫作人員組織到書的主題、內容、框架結構,直到寫作所需的有關“台獨”的資料,他都有一一親自過問、把關,還請台灣友人收集了大量有關“台獨”的第一手資料,帶回來供寫作參考。時間過去了20多年,現在回頭去看,賈亦斌主編的《論“台獨”》一書,其內容和主要觀點依然沒有過時,而給人以許多的警示和啟發。書的出版,也表征了民革作為致力於祖國統一事業的參政黨,在改革開放后兩岸關系發展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台工作的新趨勢。

  三、留下一份精神遺產:《半生風雨錄》

  辭去民革中央領導職務退休以后,賈亦斌同志自己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叫做退休后要做到“三遺”。所謂“三遺”,一是反對“台獨”、促進祖國統一要“不遺余力”﹔二是要利用退休以后的空閑好好讀書,以彌補少年失學的“遺憾”﹔三是寫作回憶錄,為子孫留下一份“遺產”。關於“三遺”,他還曾賦詩一首:人生八十今非稀,盛世恭逢心曠怡。歷來滄桑奉獻少,晚來補過志“三遺”。

  賈亦斌一生經歷曲折而豐富,歷經了中國現代史上的多個重大歷史事件,歷經了從士兵到將軍、從行伍出身到陸軍大學教官、從蔣經國的摯友親信到國民黨政權的叛逆、從舊中國高官到新中國全國政協常委這樣多個巨大的轉折。這些經歷作為回憶錄寫下來,不但對於他的家人,而且對於存史育人,作為愛國主義的生動具體的教材,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寫作一部回憶錄,賈亦斌在退休前就有此打算,並做了一些資料收集和大綱的起草。退休以后,他在家人、朋友的幫助下,經過數年努力而順利完成,於1996年由全國政協文史出版社列入“名人自述叢書”第一輯,出版了上半部分,即從出生到嘉興起義,命為《半生風雨錄》。

  《半生風雨錄》通過具體真實的記述,從個人的親見親歷,反映了近現代以來底層人民的苦難、軍閥的橫行、抗戰的波瀾壯闊和將士的壯烈犧牲﹔反映了國民黨高層的腐敗如何失去民心、軍心,最后導致政權的崩潰。《半生風雨錄》特別以嘉興起義發動者的角度,回憶了這次起義的前因后果、具體情節、事變參與者的心理歷程等,都是具有十分珍貴的史料價值的記載。

  《半生風雨錄》是一部愛國主義的好教材。作者以親身經歷和深切的感受,講述了一個貧窮少年從為生活掙扎到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艱難探索的歷程。在這一個歷程中,我們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一個結論:在近代中國,為達到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就必須跟共產黨走、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者毅然在嘉興率部起義,投向共產黨和新中國,就是一個最好的証明。該書的出版,為參政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份生動具體的教材,也為中國近代歷史的曲折發展提供了一份翔實的見証。

  賈亦斌同志是我所深為敬仰的前輩,他對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所抱有的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他心系普通百姓的深厚的情懷、他不諂不佞一切出以公心的崇高品格、他的嫉惡如仇、從善如流的君子人格,都令人非常感動,具有極強的感染力,使人情不自禁地要向他學習、以他為榜樣。適逢民革浙江省委會等舉辦紀念嘉興起義七十周年研討會向我約稿的機會,簡述上述三事,以表我的敬仰之情。如有記述不確或錯誤之處,敬請賈亦斌同志的家人和各方面同志批評指正。■

 (吳先寧,民革中央宣傳部原部長,《團結》雜志原主編。本文為作者在“紀念嘉興起義7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責編 劉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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