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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協運動中的民革前輩     莫岳雲    2019年09月05日16:05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領導下,掀起了一場以香港為中心,主要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以討論和籌備新政協會議為核心內容,以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新中國為目的的新政協運動。新政協運動的開展,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順利召開作了充分的准備。在新政協運動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發表宣言、聲明和通電,積極參與籌備新政協的討論,為新政協的召開獻計獻策。

李濟深: 中共邀請名單中的重要人物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委會主席。李濟深在香港民主黨派領袖中最具政治影響力,成為時局的焦點人物,各種政治勢力都想爭取他:蔣介石不願意他離開香港奔赴解放區,派人嚴密監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配合,取蔣而代之﹔美國甚至游說他組建新政府,與共產黨“劃江而治”﹔港英當局則希望他留在香港,成為自己手中一張“有用之牌”。李濟深均不為所動。

“五一口號”發布后,李濟深熱烈響應。5月5日,他與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聯名致電毛澤東,盛贊中共“五一號召”“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並發表通電,號召國內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8月1日,毛澤東電復李濟深等民主人士,對他們的行動表示贊賞與欽佩,並請他們就召集新政協的時機、地點、召集人、參加者的范圍及會議討論的問題等進行研討。9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黨組織安排和護送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並將李濟深列為重要人物,一再誠邀。中共中央高度重視,毛澤東致信邀約,周恩來坐鎮指揮,親擬邀請名單和相關電函,制定接待方案。

由於行動受到港英當局和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李濟深要順利離開香港,阻力重重。周恩來為李濟深等人北上制定了極其細致的接待方案,包括租用的輪船、登陸的口岸、居住的旅館,甚至御寒的衣物等等。中共香港分局為李濟深秘密離港北上解放區做了大量工作和精心安排。

當時,港英當局在李濟深寓所對面租了一層樓,派特工進駐,名為“保護”,實則監視。中共護送工作小組擬定了一個周密的計劃。為了轉移香港當局的注意力,李濟深利用聖誕節大宴賓客,賓主頻頻舉杯,談笑甚歡。李濟深中途離席去了洗手間,隨后悄然離開,在中共的接應下登上雇好的小汽船,裝著泛舟游覽的樣子,在維多利亞港間流連﹔趁著天色漸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蘇聯貨輪“阿爾丹號”,李濟深迅速登上船。當天晚上,貨輪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香港。隨行的還有章乃器、茅盾夫婦、彭澤民、鄧初民、施復亮、洪深、馬敘倫等民主人士。經過12天的航行,1949年1月7日上午,“阿爾丹”號安全抵達大連。三天后,李濟深乘專列到達沈陽。李濟深離開香港多日之后,香港《大公報》才刊登了一則消息:“李濟深已離港赴華北中共區。”港英當局如夢初醒,十分尷尬。

朱學范: 接受中共領導的積極推動者

朱學范是近代中國勞工運動領袖,著名政治活動家,曾任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全國郵務總工會常務委員,中國勞動協會常務理事、理事長,國際工會聯合會理事、國際勞工局理事等職。1948年,參與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擔任中央常委兼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新政協運動前后,朱學范至少三次向民革領導人致電提出接受中共領導的建議。

第一次是1948年2月。朱學范到莫斯科考察,親眼目睹社會主義蘇聯戰后重建所呈現的欣欣向榮景象,感觸良多,他給李濟深寫了封長信,就反對中間路線和實行“一邊倒”政策談了自己的體會,明確提出民革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二次是1948年3月。2月下旬,朱學范從莫斯科來到東北解放區哈爾濱,次日,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表示要在共產黨領導下,參加偉大的革命斗爭。信中說:“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更相信還有不少真正孫中山信徒和廣大的愛國人士,都要向這一方向前進,並肩作戰,在你們的領導下,斗爭到底,獲得最后勝利。”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復電,對朱學范決心與中共合作的行動表示“極為佩慰”和“熱烈的歡迎”。朱學范在東北解放區的農村、工礦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考察學習,感觸很深,並於3月31日在給李濟深的信中再次提出接受共產黨領導的看法,“在今天民主革命斗爭中,站在領導的地位,隻有由中共堅決領導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勝利。不但如此,將來革命勝利后,在民主建設中,中共是第一大黨來領導建國工作。”這對李濟深和民革影響很大。第三次是在1948年10月21日。朱學范在中共中央東北局與民主人士就“新政協諸問題”召開的座談會上再次就領導權問題抒發己見,說:“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新政協乃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參加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必須根除‘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唯其如此,新中國才能強盛。” 他的提議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后,民革領導人欣然接受和響應中共關於召開新政協的倡議,並著力推動。李濟深到達東北解放區后明確表示:我來到解放區這行動就表明了擁護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新中國。“反帝反封建也好,一邊倒、反對第三條道路也好,核心問題是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革命的‘三民主義’雖與新民主主義原則是一致的,但要付諸實行,全國也要步調一致,顯然這也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朱學范等55人聯名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自此,我國各民主黨派一致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譚平山: 列入最早一批北上名單

譚平山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的傳奇人生盡顯革命本色。辛亥革命時,他追隨孫中山參加反清斗爭,是同盟會會員和國民黨元老,因反蔣被國民黨開除黨籍。譚平山又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21年春廣東共產黨組織成立,陳獨秀、譚平山先后任書記,他因事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譚平山任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書記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州分部主任﹔他參加了共產黨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工運、農運、學運、宣傳、教育等許多重大開創性工作,在第一次國共合作、農民運動、南昌起義中,都有著重要貢獻。譚平山曾參與組建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多個民主黨派的創建人之一。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譚平山被推為中央常委。他的人生經歷十分坎坷,但他始終站在革命斗爭的最前列,為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奉獻畢生精力。在響應中共“五一口號”、開展新政協運動中,他的主張和行動,為民革和各民主黨派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協商建國,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共“五一口號”發布不久,譚平山與李濟深等人聯名發表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通電。5月23日,譚平山在《華商報》發表《適時的號召——論中共“五一”節口號》一文,指出:新政協不是舊政協的還原。新政協的構成,是能夠代表人民利益而且確有群眾基礎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新政協所討論的共同綱領,是新民主主義的政綱,絕不是舊政協連歐美舊民主都不如的政綱﹔新政協是各民主黨派分擔革命責任的會議,而不是分配勝利果實的會議﹔新政協的領導責任,不能不放在中國共產黨肩上,這是歷史發展上一種不容放棄的任務。這些觀點對於正確引導和影響新政協運動的健康發展, 具有重要意義。

鑒於譚平山的積極態度,中共香港分局將他安排在最早一批的北上名單中。1948年9月12日,在中共香港分局組織下,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搭乘“波爾塔瓦”號秘密離開香港。經過十余天的行程,他們最終抵達中共中央東北局所在地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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