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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武:參加北平和談,推動新疆和平解放     賈曉營    2019年08月22日10:42

屈武(1898-1992),字經文,陝西渭南人,1952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新疆迪化市(今烏魯木齊市)市長,政務院副秘書長兼參事室副主任,孫中山研究會名譽顧問,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等職。民革第三、四屆中央常委,第五屆中央副主席,第六屆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第七屆中央名譽主席。第一、二、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至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政府公開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蓄勢已久的人民解放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國民黨統治地區全力出擊,以盡快解放全中國。在這個關鍵時刻,回到南京復命的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屈武,辭別了岳父於右任,匆匆登上了國民黨軍用飛機,輾轉趕赴局勢復雜的新疆。他之所以做出這一決定,是受到周恩來和張治中的囑托,准備以國民黨新疆省政府委員兼迪化市(即今烏魯木齊市)市長的公開身份,推動新疆盡快實現和平解放。

推動釋放被押共產黨員

1944年9月,新疆北部烏拉斯台地區爆發民族起義,民族軍佔領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個地區,史稱“三區革命”(又稱伊寧事件)。1945年8月,民族軍進逼迪化。蔣介石力圖和平解決新疆問題,於是派出以張治中為首的和談代表團,與三區代表在迪化進行談判。經張治中推薦,蔣介石同意屈武作為代表團成員參與迪化和談。和談期間,屈武作為張治中的得力助手,尤其在尋求蘇聯調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迪化和談歷時8個月,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雙方簽訂《中央政府代表與新疆暴動區域人民代表之間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沖突之條款》及《附文一》﹔第二階段(1946年4月至6月),雙方在《附文二》上簽字。伊寧事件由此得到和平解決。伊寧事件和平解決影響重大而深遠,特別是為三年后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礎。在隨后成立的新疆聯合省政府中,屈武被任命為省政府委員兼迪化市市長。

此次前往新疆,屈武還肩負著一項特殊使命。出發前往新疆前兩天,即1945年10月12日晚上,屈武到曾家岩50號向周恩來辭行,周恩來嚴肅而誠懇地叮嚀道:“你到新疆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辦。盛世才統治新疆時期,關押了100多名中共黨員,到現在還沒有釋放出來。今天下午,我已經向文白先生(即張治中)提出,請他到新疆后,務必貫徹《雙十協定》中關於釋放政治犯的條款,把這些中共人員釋放出來,並安全送回延安。”

由於和談進展得極為不順利,張治中無法分心營救中共黨員。在屈武的一再提醒下,張治中經過慎重考慮,決定由屈武一面參加和談,一面幫他著手處理釋放中共人員事宜。屈武即刻代表張治中前往迪化第四監獄探望中共已故領導人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和女兒瞿獨伊。屈武詳細詢問了她們在獄中的情況,告訴她們要注意身體,並轉達了周恩來夫婦的問候。屈武將獄中人員情況,及時向張治中作了匯報,並提出如下建議:一、提高伙食標准﹔二、改善醫療衛生條件,凡造成人命事故者,一律軍法從事﹔三、合並男女監,允許親人團聚,允許在獄內自由活動﹔四、取締地鋪,安裝火爐,增加被褥、棉衣﹔五、供給報紙,代購書刊﹔六、發給部分零用錢。張治中表示贊同,立即下令實施,使中共人員的處境大為改觀。

1946年4月初,屈武隨張治中返回新疆。此時張治中已被任命為國民黨政府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不僅是中央政府代表,還是地方軍政長官。張治中深感釋放中共人員一事不能再拖了,即與屈武共同擬定一封措詞強硬的電報,要求蔣介石盡快批准釋放被關押的131名中共人員。在內外形勢的迫使下,蔣介石不得不於5月10日復電同意釋放在押的中共人員。

1946年6月10日,被囚禁數年的131名中共人員重獲自由。屈武代表張治中前往送行。他在歡送詞中特別說明:“這次各位得以釋放,第一要感謝毛澤東先生,他在重慶談判時,就提出了釋放政治犯的問題,並且堅持把這一條寫入《雙十協定》﹔第二要感謝周恩來先生,在重慶時他反復給張文白先生和我交待,要我們設法盡快釋放被囚禁的中共人員﹔第三要感謝張文白先生,他真心擁護國共合作,為釋放各位,頗費周折,出了大力。至於我個人,隻不過是受周恩來先生之托,受張文白先生之命,做了一些應該做的工作,不足稱道。”7月11日,在張治中、屈武等人的周密安排下,這批中共人員歷盡艱險,輾轉6000余裡,安全抵達延安。

不經過任何談判,不履行任何手續,不附加任何條件,一次釋放131名中共人員,而且派人安全護送回去,這在國共關系史上是一個奇跡,是一曲不朽的壯歌。周恩來后來說:“當年釋放在新疆的共產黨人,這在國共關系史上是空前的,絕無僅有的。”屈武為協助張治中完成這一壯舉而由衷地感到自豪。在返回延安的這批中共人員中,有的成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如馬明方、張子意、高登榜等﹔有的成為新中國空軍的中堅和骨干,不少人擔任新中國空軍的高級領導職務,如謝良、方槐、呂黎平等﹔許多同志在新中國成立后承擔國家政府部門及科技、文化、衛生、教育部門的重要工作,如楊之華、沈谷南等,為新中國建設作出了貢獻。

推動新疆和平解放

1948年冬,內戰勝敗之局已定。1949年元旦蔣介石通電下野,避居奉化溪口。1月22日,“代總統”李宗仁在南京發表聲明,願在中共所提八項條件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3月24日,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國民黨和談代表團正式組成。4月1日,屈武作為顧問隨代表團飛抵北平。國共雙方代表團經過半個月的反復磋商,於4月15日就擬定的8條24款的《國內和平協定》達成協議。國民黨代表團推舉屈武與黃紹竑攜帶《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回南京復命。

4月16日凌晨4點,屈武返回南京前,周恩來專門找他談話,提醒他:“國內實現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決裂了,你要趕快回到新疆去,策動那方面的部隊起義,盡量使人民少受或不受損失。看來全面的和平是辦不到了,但我們期望出現一些局部地區的和平。”張治中也囑托屈武:“《國內和平協定》很可能不被李宗仁他們接受。南京復命后,希望你迅速返回新疆,與陶峙岳將軍、包爾漢主席密切合作,為實現那裡的和平轉變作出貢獻。新疆必須是和平的新疆,新疆必須是沒有流血和戰火的新疆,我們必須確保新疆金甌無缺。”

4月21日凌晨,國民黨政府復電和談代表團,拒絕簽訂《國內和平協定》,北平和談全面破裂。解放軍隨即突破長江防線,南京、武漢、上海相繼解放。當日,於右任被劫持到上海,屈武陪同於先生到滬。幾日后,恰逢國民黨甘肅軍區司令郭寄嶠奉命回甘肅布防,特向於先生辭行,屈武趁機告別於先生,搭乘郭的專機飛抵蘭州,然后搭乘便機輾轉回到新疆迪化。

屈武返回迪化后,全力投入到籌劃新疆和平解放的工作中去。根據周恩來的安排和張治中的囑托,屈武會同劉孟純(時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新疆省政府秘書長)、劉澤榮(時任新疆外交特派員)一起,積極協助陶峙岳(時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新疆警備司令)、包爾漢(時任新疆省政府主席)起義。在艱巨復雜的環境中,他們分頭做國民黨部隊中上層將領的工作。屈武還應邀到新疆學院、漢族文化促進會等處發表演講,進行輿論准備。他講述了北平和談的經過,談了在北平的所見所聞,深刻闡述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並贊揚張治中的和平主張,指出“新疆隻有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8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攻克蘭州。9月5日,解放西寧,形成進軍新疆之勢。此時,屈武與陶峙岳、包爾漢、劉孟純等策劃的和平起義工作已到了最后階段。9日,屈武在迪化市各界慶祝第八屆體育節暨兒童體育杯籃球賽開幕典禮上大聲疾呼:“新疆必須是和平的新疆,不是流血與戰爭的新疆,希望大家……以不懷疑的信念,不動搖的決心,擁護陶副長官、包主席正確的領導,使新疆走向光明的道路。”9月中旬,蔣經國給屈武發來急電:據雲迪化正進行局部和平運動。遙望西北,唯有痛哭而已!蔣經國要屈武“以黨國事業為重,盼大力挽回變亂之局,設法保存新疆”。屈武不為所動,回電表示:“中山先生嘗言,順乎世界之潮流,適乎人群之需要。今新疆和平解放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焉能阻擋。人各有志,恕難從命。”9月25日,以陶峙岳為警備司令的國民黨駐新疆部隊發布起義通電,脫離國民黨反動集團,接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26日上午,以包爾漢為主席的新疆省政府發布起義通電,決定與國民黨廣州政府斷絕一切關系,聽候中央人民政府使命。28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復電嘉勉,要他們“團結軍政人員,維持民族團結和地方秩序,並和現在准備出關的人民解放軍合作,廢除舊制度,實行新制度,為建設新新疆而奮斗”。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新疆全境實現了和平解放,新疆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新疆起義從醞釀到最后實現,經歷了半年多極其復雜的斗爭過程。緊要關頭,屈武幾乎斷送了性命。但為了對黨、對人民負責,屈武仍不辱使命,全力以赴地促其實現。新疆宣布起義后,屈武受包爾漢、陶峙岳委派,擔任歡迎人民解放軍進疆代表團團長赴甘肅酒泉,受到彭德懷(解放軍總部副總司令)、王震(解放軍第一兵團司令員)、王恩茂(解放軍第一兵團政委)的熱情接待。屈武向他們匯報了新疆起義經過,通電起義后的形勢,表達了新疆各族人民盼望解放軍早日進疆的心情。在屈武所率歡迎代表團的引導下,人民解放軍不費一槍一彈,不流一滴血,浩浩蕩蕩進駐新疆。

毛澤東對屈武所做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接見屈武時說:“你在新疆做了兩件大好事,一是協助張治中釋放了131名中共人員,二是策動新疆和平解放,這兩件事都是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的。”“新疆是個好地方,是全國最大的一個省區,面積約佔全國總面積的1/6,擁有14個民族,佔到全國56個民族的1/4。英美帝國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早就把新疆看成是一塊肥肉,虎視耽耽,垂涎三尺。這麼大片的國土,這樣眾多的民族,沒有經過戰爭,沒有經過流血,沒有被分裂出去,而是和平地回到人民的懷抱,這是中國現代史上值得慶幸的一件大事,值得大寫一筆。”

從新疆到北京

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屈武任省政府委員兼迪化市市長。1950年1月19日,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屈武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3月,屈武奉調入京,歷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兼參事室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中匈友好協會會長等職,為國家建設和加強中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到北京后,屈武加入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建立初期,百廢待興。特別是國家新建不久,一切規章制度都需要重新修訂,起草規章和法律的重任就落在了參事室。屈武具體負責參事室工作,法律草案也多由屈武和幾位副秘書長共同審查。審查工作常常是通宵達旦,夜以繼日。屈武雖廢寢忘食,也不以為苦。除參事室外,屈武還負責保密工作。除政務院本身的保密工作外,還要指導中央各部門及各大區的保密工作。因工作繁忙,屈武曾多次申請參加抗美援朝及土改運動,但均沒有得到批准,未能如願。

1954年9月,屈武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分管圖書出版,並擔任編譯室主任,同時兼任預算委員會委員,參與對政府預決算的審查工作。人大常委會外賓接待的具體工作,也多由屈武負責。除在京組織宴會、接見、游覽外,屈武還陪同印度、巴基斯坦、日本、羅馬尼亞等國的議會代表團到各省市參觀訪問,並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團秘書長應邀赴荷蘭、蘇聯等國進行訪問,較好地完成了任務。

屈武始終心系統一,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殫精竭慮。早在1955年,屈武就曾參與國共兩黨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開展的秘密接觸。1956年10月,國共雙方議定,派代表在澳門接觸,大陸方面的代表是屈武和徐冰,台灣方面的代表是蔣經國。后因故中斷,未能取得成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屈武不辭年邁,更加積極地進行促進祖國統一工作。1980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55周年紀念日,屈武給蔣經國寫了一封長信,憶及當年贛南相聚、相期青史留名的情景,期望蔣經國能“順應潮流,體察民意,果斷抉擇”。1983年4月,原國民黨和談代表團成員劉斐逝世,屈武作為唯一健在的代表團成員在給蔣經國的告知信中,進一步敦促蔣經國“及早決策,共競祖國統一大業”。1987年6月,90歲高齡的屈武專程到浙江奉化溪口祭奠蔣經國母親,替蔣掃墓盡孝。

1987年10月,台灣方面宣布從當年11月2日起,允許除現役軍人和公職人員以外的台灣居民,經第三地轉赴大陸探親,海峽兩岸同胞分離長達38年之久的隔絕狀態終於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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