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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时机 当机立断
第85军到达阜阳休息了一天,吴绍周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如何应付白崇禧又不得罪黄维的办法。当时85军面临许多困难,部队所带粮食吃光了,原计划在太和、阜阳补给,但县政府机关已溃逃一空,找不到经办人;沿途老百姓受到先头部队骚扰,也已相率逃避,十室九空,粮秣无法增补;先头部队在阜阳过河时架的浮桥,未留兵守卫,被民兵拆除,我们要临时架桥,困难重重,而从收音机里听到宿县被解放军占领,张绩武被俘等等。面对这种处境,吴绍周垂头丧气,只好向黄维请示。黄维电告“85军在阜阳待命”,可第二天黄维又电令“兼程前进,到蒙城补给”,11月24日,85军分两路赶往蒙城,到达赵集附近。这时解放军主动放弃南坪集,黄维误认为解放军已被“击退”,便让18军全部进入会河北岸,14军在南坪集东南地区集结,第10军在孙童集附近与解放军交战,把他自己的司令部安在南坪集上,命令各军积极侦察当面敌情,并准备向宿县攻击前进。当时我们发现赵集西北方面有大批解放军在向南移动,我们开始意识到解放军是有意识地放弃涡河、会河,以诱敌深入。蒙城已被解放军占领,黄维兵团的后方补给,联络已被切断。他自恃高明,而实际上已自动进入解放军的袋形阵地,整个兵团都被包围了。
黄维到南坪集不久,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立即在南坪集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兵团即刻向固镇转移的计划。会后,吴绍周急速回到军指挥部,神态焦急,面带难色,低声对我和23师师长黄子华说:“情况很糟糕,敌人有纵深配备,正向我军两侧迂回,我军将被包围,必须向固镇转移靠拢”。接着他又传达了黄维关于停止北进,分路转移,东进固镇的部署。他一面说,一面在地图上比划着:“85军主力放在南坪集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方向警戒,掩护第18军和第10军转移,待两军通过后,我军就经罗集向固镇以西地区集结,第14军沿会河南岸占领阵地,以向北警戒,阻敌南犯,以掩护兵团的转移,第10军迅速脱离敌人,沿会河南岸,依靠85军和第14军的掩护,向固镇以西前进,第18军脱离敌人后,连同快速纵队,经双堆集向固镇以北湖沟集前进,兵团司令部在18军后跟进”。吴还通知我,“110师暂归黄维直接指挥,明日向湖沟集方向威力搜索敌情”。
听了吴绍周的话,我心里既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解放军确已把黄维兵团包围了,着急的是,解放军的诱敌深入的目的已被黄维觉察,如果解放军不能迅速出击合围,就有让黄维逃脱的危险。第12兵团是比较现代化、机械化的部队,黄维也是个有一定指挥才能的指挥官,解放军把这支部队包围起来是付出一定代价的,必须把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中野首长,同时我也为如何配合解放军消灭这部敌人而苦苦思索,但又不能马上离开。此时,我就有意利用吴、黄之间的矛盾,向吴绍周提出:“为什么把我师归黄维直接指挥,这样分割使用有很多不便。为什么85军要掩护第10、18军转移,他们各自掩护直接转移不是更好吗?如果85军由赵集直接开往固镇西北地区与友军取得联系不是更好吗?”我的话吴一听很在理,他好长时间没作声,停了一会他才勉强说:“你们师的任务是搜索敌情,兵力可大可小,你把328团留给我作预备队吧!”吴这一决定,我十分高兴,因我们在研究起义计划时,就怕这个团找麻烦,吴绍周要把它调走,我当然同意,既做人情,又符合我们的心愿。
回到师部后,我马上召集党委同志进行研究,决定抓住这次战斗的有利机会,举行起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于是我们一方面派张士瑞同志立即把黄维兵团的转移计划送出,并向刘邓首长请示今后的任务;一方面发电报给在汉口留守处的徐仁同志。让他迅速采取相应措施。
张士瑞同志走后,我们的心一直悬在半空,担心情报是否能准时送到。二十五日拂晓,我们正在集合部队准备的湖沟集方向进发,吴绍周派参谋找我,说作战处长郑家玙乘吉普车送命令给我,在师部附近被解放军连人带车提了去。让我们暂停前进原地待命,原来郑家玙要送来的就是黄维兵团转移计划部署,这时我的心才落了地,我低声对李俊成说:“郑家玙的情报要比张士瑞的快些,解放军得到情报的时间更提前了,我们可以放心了”。李会心地笑了一笑。午时吴绍周到南坪集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其他部队转移。入夜,黄维部队还未全部拉开,解放军就针对黄维计划开始全面出击,把黄维部队打得晕头转向,黄维的部队全乱套了。这一天,他的部队没有一支到达预定地点。我们也跟着跑了不少冤枉路。是夜,我师与黄维兵团司令部到达双堆集的一个小村庄上。我们边走边着手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只等张士瑞同志带回中野首长的指示。
箭在弦上
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黄维,非常自信,在第一次转移部署被打乱后,他并不泄气,又在筹划新的突围计划。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左右,我刚从前方回来,他就派人把我找了去。他看了看我,很镇静地说:“刚才空军侦察报告说,今天午后三时许,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正在构筑工事。你有什么主张?”我料到黄维已有了新的打算就说“司令官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我师保证完成任务”。果然他说:“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因此,决定每军挑选一个师,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我马上意识到黄维一招很厉害,虽然整个兵团被围困,部队有些消耗,但该部装备精良,建制也还完整,解放军立足未稳。四个主力师拼力突围,真有让他跑掉的危险。这时我想起中野首长要我们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作用的指示,觉得现在正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于是我对他说:“好!司令官的决策真英明。我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我们既然能攻占敌人堡垒式工事和河川阵地,现在突破他们临时构筑的掩体,当然不在话下了。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黄维见我这样支持他的意见,对我又是夸奖又是鼓励,在回来的路上,我反复琢磨当前的形势,很快赶到了刘协候的团指挥所,把黄维的突围计划和我们利用突围起义的打算,与刘协候、李俊成、廖宜民等同志交换了意见,于是作出决定,利用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因张士瑞同志去后没有信息,我们只得再派杨振海同志去见解放军前线最高指挥员,把黄维准备在二十七日上午采取的突围行动和我师决定趁此机会举行起义的计划向上级作了汇报,并请求组织上派员指导我们这次行动,为了避免误会,请求解放军前沿部队在突围处的左翼闪开一个口子,让开一条路,等我师过去后再封上。杨振海同志走后,我们又进一步研究、考虑到四个师齐头并进,让我师居中,两翼都是敌人,与我们行动很不利,要想办法调整一下黄维的部署,于是我又去见了黄维,向他建议:“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师好,把第18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这样让我师先行动。如果进展得手,其他师可以迅速跟进,扩大战果”,黄维见我在这紧急关头,敢挑重担,又能替他着想,照顾兵团的机动力量,很是高兴,连连拍着我的肩膀说:“还是冠州兄,好同学(指黄埔同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挑,18军的118师在后面跟进,掩护你们”。他又叫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派四架飞机配合我们行动,我心里暗暗好笑,立即说:我已派了几个便衣深入敌后进行侦察,如果发现有空隙的结合部,我们就利用夜间提前行动”。黄维完全支持我的意见,没有一点怀疑,他摇晃脑袋,非常轻松地说:“有机会就前进,要当机立断”,我向韦镇福要了两份地图和陆空联络信号,回到师部后,很正经地与副师长杨柳营和参谋长洪炉青一起研究了突围计划,他们对我也没有什么怀疑。于是决定:师直属队及各步兵团黄昏前作好准备,午夜开始行动。
拂晓前挺进
二十六日那个晚上,同志们的心情都很激动,急切地盼望着杨振海同志回来,二十七日凌晨三点,他终于回来了,他一进屋就高兴地对我们说:“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真凑巧,值班参谋是我的老战友武英同志,一见面他就喊:‘老伙计,原来是你呀!’说着就带我去见了解放军南线总指挥王进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和作战处贺光华处长,他们听说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举行起义,都非常高兴,表示要给我们大力协助,还说,他们对我们把黄维兵团突围计划及时送到,表示非常感谢,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并马上向刘邓首长作了汇报,刘邓首长指示王司令员要亲自安排组织好这次起义的接应工作,保证把110师的同志和其他官兵拉过来,王司令员与我研究了起义的有关事项,并让武英同志画了一张行军草图,要我们沿着解放军插上高粱杆路标的道路前进,让起义官兵左臂一律扎白布条或毛巾,规定两军接触时打三发枪弹作为联络信号,并要我们经过解放军第17师和6纵队的阵地到罗集附近的大吴庄、西张庄汇合。时间要提前,最好在天明前全部通过”。我们争相看着上级给我们制定的行军路线图,激动的心情真无法形容。盼了多少年,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这不只是一张行军路线图,更是我们回到革命队伍的通行证,是胜利的保证书啊!我们将沿着这条路线走向光明!为了起义能顺利进行,我们再一次根据指示精神。具体地研究了行军方案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及处理办法,确定清晨六时出发。
与上级党联系上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已基本就绪,我们急等上级派的代表的到来,我掏出怀表看看,离出发还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对我们来说真比两年还难熬。为了预防万一,我决定把这段时间也充分利用上,就再次到了黄维那里,再给他送去一颗定心丸。他见到我就询问起我师准备行动情况及侦察到的敌情,我说:“正要向你报告,我们发现敌军阵地结合部有空隙可钻,在拂晓前行动最为有力,特来请示”。黄维大概也觉得自己的决策很英明,也觉得他选准了突围先锋,哈哈大笑起来,顺手拿出一瓶酒,笑着对我说,“老同学,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现在我敬你一杯,预祝你取得胜利”。他又转身对韦镇福说:“来!你们是同期同班同学,也要敬一杯”。我暗自高兴,心里想智者千虑也有一失,你黄维是失算了。看看出发时间将到,不便久留,我回敬了他们一杯酒后,向他们敬了正规的军礼,就告辞了。黄维一直把我送到门口,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才回去。
我回到师里不久,解放军南线最高司令部派武英同志穿着便衣来到师部,帮助指导我们组织好这次起义,并为我们作向导。他建议我们用四路纵队,以正常速度前进。并决定,由武英同杨振海和刘协候同志带329团为前卫,330团为后卫,后边放个加强连收容落后官兵,师部及直属队的炮兵营、运输营、特务连、化学炮连、通讯、工兵连等为本队,我居中间,时间一到,马上出发。
在这之前,尽管我们在全师官兵中认真细致地做了不少工作,曾派两位团长刘协候和金汉章分别跟杨柳营副师长、洪炉青参谋长透露过我们将要起义的消息,他们都比较正直,在当时的特殊处境下也同意了我们的决定,但我们对他们还是有所提防的;下边的大部分官兵也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但我们一直没在中间公布我们的计划。临行前,我们觉得有必要公布了。于是就让刘协候同志把一些比较可靠的营以上干部召集到一起,四周布置了警戒,我站在露天地里对他们进行了起义动员。当时觉得把握性已经很大,我就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我们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蚌埠的李延年、黄百韬被消灭,蒙城、宿县被占,我们是援兵没有,退路已无,弹粮即尽,解放军还在不断增援。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蒋介石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卖命呢?共产党、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很清楚。很多人要求我利用朋友的关系(当时还不能公开我们的身份)给解放军写封信,为我们提供方便,使我们脱离战场。现在,我们派杨振海与解放军联系上了,见到了他们南线司令员。解放军对我们将采取的行动非常欢迎,你们赞不赞成这样做?”话音刚落,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赞成!”接着,我向大家宣布了行军序列,提出下列要求:一是以四路纵队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急行军。解放军保证不向我们开枪,也不允许任何人向解放军开枪。同时公布了与解放军的联络信号和我们官兵左臂上的标志。二是任何人不准掉队,走不动的就用车拉。三是要严守秘密。四是不愿意走的现在可以提出来。其实这不过是给每个人的心上加一个砝码,估计他们就是不愿走,谁也不敢提出来,大家都说:“愿意跟老师长走!”我环视了一下周围,见大家的表情都十分严肃,十分诚恳,心里很是激动。我请解放军的代表武英同志讲了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明起义的光荣,欢迎大家的光明磊落的行动,鼓励大家要勇敢前进,取得起义成功!
此时,东方已经破晓,初冬浓雾笼罩着周围村庄、田野、大道,我们精神抖擞,整装待发,迎着黎明的曙光,心情异常激动。
踏上光明的坦途
二十七日早晨六点钟,110师(欠328团)五千多人,冒着淮北平原上的寒风,踏着霜冻,准时开出了双堆集附近的周庄、赵庄,按照拟定的路线,在通向解放军阵地的道路上迅速前进。
从部队开进及其沿途,由于我们动员和保密工作作得较好,在从双堆集到大吴庄、西张庄的三十华里的行军中,尽管各营部都有报话机,却没有出现泄密现象。也没有开小差和落伍的。黄维对我们十分放心,不时询问我们进展的情况,我们也不断报告“突围”一路顺利。两小时后,全师通过了解放军的阵地,为我们开的口子又重新封了起来。这时报话机里传来的黄维的声音有些异样,他大声呼喊:“长江、长江,你们到了哪里”?我赶快回答。“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沿途畅行无阻。”他又说:“跟你们走的18军那个师,遭到密集火力的袭击,伤亡很大。”他的话把我的耳朵震得嗡嗡直响,我仿佛看到他暴跳如雷的样子,按常规,军事用语是不允许出现这类字眼的,黄维这时也顾不得了。九点多钟,四架国民党飞机飞到我们头上来回盘旋,估计黄维对我们产生了疑心,考虑我们还未完全脱离危险地带,我即命令各连按照预先规定的联络信号,把布板架好,告诉他们一切“正常”,飞机发现信号后就又飞走了。我们则继续沿着解放军为我们指定的道路,沿着高粱杆标志向前进发。
当我们到达了指定的地点大吴庄附近的集结地域,黄维和吴绍周还在报话机里询问我们情况。我下令全部报话机统统关掉,一律上缴师部电台,停止使用,中断了与黄维、吴绍周的联系。
不久,在解放军6纵队司令部我见到了王近山司令和杜义德政委。他们请我吃了饭。刘伯承同志派了他的秘书袁血卒和6纵联络部长卢耀武也前来欢迎。几双手握在一起久久没有放开,是啊,这回可真到家了。此时,部队接到去领粮的通知,只见房前屋后树林草丛有一堆堆用草盖的小布袋,掀开一看,大米、白面、猪肉、食盐、白菜、粉条等等,应有尽有,士兵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都说这些天在国民党部队里饿得要死,到这里,解放军、老百姓把我们当作一家人,这步棋我们算走对了。黄昏后,大批国民党飞机飞了过来,在我们宿营地附近扔下了大量炸弹,可是他们知道得太晚了。
晚上八点多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解放军2纵队王维刚政委也来参加了会议并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表刘、邓首先向大家问好,并宣布说:“廖运周师长是共产党员,110师实际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打着国民党旗帜的队伍,现在他率领你们举行了光荣的战场起义,脱离了国民党,走上了光明大道,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成为人民的队伍,我代表中野首长向你们全体官兵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还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鼓励大家在人民队伍中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听了王政委的话,大家无不十分激动。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原地宿营,官兵睡得很香。第二天,炮兵们全部参加了进攻黄维兵团的战斗,不少人还在这次战斗中荣立了战功。
十一月二十九日晚,我和卢耀武部长研究拟就了两份电文:一是《廖运周将军告第十二兵团官兵起义书》;二是《廖运周将军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在这两份电文未公开发表前,中野首长打电话给6纵领导同志说:“廖师长家属已从武汉转移到安全地区,请转告,让他放心”武英同志及时告知了我这个消息,我十分感谢党组织的关怀,待后方留守处和其他官兵的家属都进行了妥善安置后,新华社和大众日报,才陆续发表了专稿,报导了起义消息和电文。
对于我们这次起义,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给我们发来贺电,赞扬了全师官兵的义举,鼓励我们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将这支队伍锻炼成真正的人民军队。中野首长对我们这支部队十分关怀,刘伯承司令员还专门抽出时间给派到我师工作的鲁子敬、赵有守等三十多名干部讲了话,对我们寄予莫大的希望。另外,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豫皖苏军区政治部、豫皖苏区行政公署以及陈毅、邓子恢、李达、吴芝圃等,也纷纷给我们来电来函,对全师官兵进行了慰问。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还载歌载舞到我师驻地慰问,使官兵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真正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淮海战役胜利后,110师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14军第42师,我仍任该师师长,李俊成同志任副政委,廖宜民同志任参谋主任、刘协候同志任126团团长。还有很多老人在师里担任了重要职务。整编后,我们遵照上级指示,利用过去的关系,写信给仍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朋友和同事们,规劝他们弃暗投明,使不少人离开了国民党部队,站到了人民一边。以后,我们师又接连参加了渡江作战,进军江西、广东、云南和西藏等地,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把这支队伍锻炼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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