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师的历史沿革

110师本是反蒋产物。1930年(民国19年)阎冯倒蒋，冯玉祥为增强反蒋实力成立了西北军第2师，担任黄河防务。鲍刚任师长，余亚农任副师长。辖两旅四团，王占林、刘子彬二人为旅长，王中孚、乔炳来、王敦信、韩××四人为团长。队伍住在河南安阳、新乡一带，师部在新乡以西的贺家镇。全师处于郑州以北的第一线。

阳历十月，阎冯反蒋失败，阎锡山退回山西，冯玉祥放弃开封往黄河以北撤退。撤退中，西北军孙连仲、石友三等部纷纷由山西退回河南接受蒋介石改编，只有鲍刚带第2师跟冯玉祥跑到山西晋城，后开太原，最后到达冀城与张仁杰第3师汇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退到北平，蒋介石见冯玉祥还有些部队未归顺，就想利用张学良成立第29军来收编这些部队。鲍刚坚决不投降，即在冀城构筑工事，与前来逼降的宋哲元部对峙三个多月，最后拉到介休、汾阳一带。从此，该师就成了“三不管”的部队，即蒋收编不成，阎想管但又怕得罪蒋、冯，冯此时，既无钱又无枪想管也管不了。只能派他夫人李德全去看看，给每个士兵一条毛巾，每位军官一锭墨、一杆笔。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处境十分艰难，生活非常艰苦。没有饷，官兵一样，每人每日二斤小米，一个月一块钱伙食费。但当时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抗日宣传抓得都很紧。

1932年冬，日本侵华军积极向华北蚕食。1933年2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方振武、余亚农特地赶到介休举行绵山誓师，慷慨激昂地宣传抗日。同时也带了一些钱发给部队鼓励官兵积极抗战。然后就带着第2师部队开赴张家口。由于日、蒋的威逼夹击，抗日同盟军多方受敌，加之内部不团结等原因，遭到失败，冯、方等人各自出走，部队被蒋收编，二师被编为独46旅，鲍刚任旅长，乔明理任副旅长，下辖两团，辛少亭和我分别任团长。

在1934年至1937年这段时间内。46旅归19军徐廷瑶部建制，先开湖北训练，后到江西剿共。红军北上抗日，我们退缩安徽，1935、1936两年我们在皖修建了宣城至祁门的公路。“双十二”事变后部队开进河南。

1937年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由于我们党的动员，46旅拒绝蒋的分散改编，坚决要求上前线抗日，时保定失守，我们于9月30日开赴石家庄。为掩护大部队撤退，坚守阵地七天七夜，死伤过半。尔后又接连参加了东阳关和正定保卫战。12月开河南焦作休整。

在河南焦作休整时，国民党洛阳长官部指令，将豫北师管区的五个新兵营、即豫北游击大队(包括由沦陷区流亡学生组成的宣传队)，东北军骑兵旅和独立四十六旅合编为110师。1938年2月，110师正式成立，原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任师长，吴绍周任副师长，陈鼎新任参谋长。全师辖两旅四团。我任328旅656团团长。此时，110师归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作战系统，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直接指挥。当年五月参加台儿庄会战，受到嘉奖。后来，汤恩伯欲直接控制这支部队，遂将张轸调任十三军副军长，由汤的亲信吴绍周接任师长。该部初归十三军建制，不久又划归八十五军。以后几年内，110师多次对日作战，如保卫武汉大会战、睢枣战役、襄樊战役以及豫南、中牟、西峡口等战役，一直驰骋在抗日最前线。

1938年11月，我团在武汉外围作战中，于湖南平江刺吧山歼日寇一个辎重营，毁敌坦克二、三十辆，受到国防部表扬，我因此升任旅长。1939年9月地下党有人叛变告密，我被上司怀疑而调离指挥岗位，送到重庆中训团，由于没抓住我什么把柄，一个月后，汤恩伯又把我调回到郑平干训班当大队长。两年以后，因战事频繁，调我回部队任编外副师长。1942年吴绍周因在豫南等战役中作战不力调任八十五军副军长，5月1日我升任110师师长。1943年率部守黄河，1944年守郑州，1945年在豫西、西峡口一带抗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8月我师在郑州受降。以后就进入解放战争，直到淮海战场起义。起义后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14军第42师，我被任命为该师师长。

一一○师地下党组织及其活动

我于1927年3月随军北伐到武汉，在武汉黄埔军校炮科学习，经靖任秋同志(靖任秋同志现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方振武部队参加地下党活动。当时，方部地下党组织代号方军，隶属中共华北军委和顺治省委领导，负责人是张兆丰。1930年冯玉祥的第2师成立，主要领导成员都是安徽反蒋兵变的军官，如师长鲍刚、副师长余亚农、旅长刘子彬等，我和共产党员高夕明受方军派遣来到2师建立地下党组织。2师驻开封临退却时，经中共河南省委介绍又派了朱军(朱大鹏)同志来2师。1931年到晋城后朱军离开，他爱人刘寄平和河南籍中共党员余恩沛相继来到2师，1931-32年间我们在该部发展了李春、杨士忠、李树荣、张凤仪等几名进步班、排长。队伍退居介休后，通过冯玉祥汾阳教导团的党组织又派来了王志坚、王茂宣、范静轩(范菊秋)、武轩之、廖宜民等同志。当时2师、3师各组成一个中共地下支部，两师合编一个总支，总支书记据说就是朱军同志。此时，党组织受中共山西汾阳地委领导，地委领导人是柯庆施。2师的支部书记是武轩之，我是组织委员兼宣传委员。这个时期地下党组织发展较快，平津一带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也陆续采了不少，党的力量很强，利用部队“三不管”的处境，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争取团结了进步官兵，使部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继后，由于高夕明和朱军同志的身份暴露被迫转移。西北军失败后，党组织就一直跟着部队。到组建抗日同盟军时期，因为一些同志的通信被敌人发现，致使武轩之同志遇害，其他一些同志被迫离开。此后，由于斗争环境艰苦，部队几经整编，调动频繁，地下党组织蒙受破坏，老党员多被调离，进步力量被削弱，我也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有不少党员和进步军官仍被保存下来，并形成了一支在这个师与国民党顽固派相抗衡的力量。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窃取了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我们部队里的党员同志也十分渴望得到组织的关怀和领导。这时110师驻河南新乡整顿。1946年春天，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靖任秋(靖大康)同志派徐仁同志(化名李友实)来到110师，带来了军区首长刘伯承、薄一波等领导同志要我们做好起义准备和搞好情报工作的指示，并且指导、帮助我们开展工作，我和同志们都非常高兴。随后，我们派副官处主任共产党员廖宜民随徐仁同志前往邯郸汇报工作，主要向薄一波同志报告了当时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及行动计划，并请求增派力量。不久，中原军区又派来李俊成(化名郑大甫)、刘扬(又名君恕)、刘浩、张士瑞、杨振海等同志，我把他们都安排到副官处当副官，这样既不需要蒋介石的委任，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

1947年夏，110师地下党委正式成立，我任书记，成员有李俊成、廖宜民、徐仁等，接着便开展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积极为我军收集情报。

首先整顿队伍，设法将顽固分子分期分批调出去。将进步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冯玉祥的独立2师整编到110师，该部虽有较好的传统，保存了不少进步力量，但也有相当一批顽固分子，其中有的还占据要害位置。经过党委研究，本着既迎合胡宗南、吴绍周的意图，又使他们看不出破绽，并使走者愉快的原则，利用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将有碍我们开展党的活动的两个副师长李达、王昌藩、参谋长陈振威和部分团长多次向胡宗南、王仲廉、吴绍周“推荐”，让他们升了官；把吴绍周比较信任而我们又可以争取的对象原328团团长杨柳营提升为副师长，把该团一营营长姜维鑫提为团长。这样不仅被升任的人对我感恩不尽，吴绍周也觉得我大公无私，对我倍加信任。

其次，利用矛盾，团结师内进步力量。如330团团长刘协候，对日作战勇敢，性格耿直开朗，思想也较为进步。吴绍周却看不顺眼，借口作风不好将其撤职，我和徐仁同志多次安慰他，在吴绍周面前为他讲情，把他调到师部代理参谋长，他非常感激。师政训处主任汪月涛是个知识分子，是由张治中先生介绍到部队来的。他与黄镇同志幼时同学，当黄镇同志到新乡与王仲廉谈判时，他请黄镇同志吃了饭。此事被王仲廉获悉，王仲廉大骂汪“通敌”，扬言要“严加惩处”，骂我知情不报，在这种情况下，汪月涛处境困难，打算辞职，经我再三挽留作罢。从此，我们逐渐接近，他敢在我们面前说心里话，后来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329团连长王兴奎，揭发团长贪污被撤职，我们把他调到师部副官处，让他多了解连队官兵思想情况，以便于团结中下层军官。胡宗南、王仲廉等大发国难财，把接受日军的大米白面，大批运往西安、郑州出卖，而我们基层连队的给养供应不上，经常啃地瓜、喝稀饭。我们抓住这些情况，在士兵中，旁敲侧击地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以激发官兵对反动派的不满情绪。

此外，我们还加强了情报工作，向党组织积极提供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分别安排中共党员张士瑞参加谍报队，负责收集情报，金克同志搞机要密码，并在郑州、开封、汉口以师留守处的名义购置了专用房屋，秘密设置联络站和电台。我们曾把国民党在豫北战场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的情况上报我们党的组织。把蒋介石在国民党统帅部确定的进攻解放区重点的计划抄下来，派徐仁同志星夜送往邯郸。据此，我党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企图“围剿”我山东泰安附近新四军某部队的手令送到我师后，我们即派张士瑞同志将复件送往中原局，使我军得以安全转移。这些是比较重大的军事情报，至于通过电台输送的一般军事情报就更多了。当时，我们曾数次收到了我军指挥员对我们提供情报的谢意。

110师地下党委成立以后，新老同志劲头都很足，工作热情很高，他们利用军官身份为掩护，有意识的到各处活动，主动接近基层的官兵，和他们谈心叙家常，为他们照像、代买手表、钢笔，代写家信等等，交了许多朋友，就连比较难接近的政训处和参谋处，他们也都可以随便出入。但时间久了，也逐渐流露出一些急躁情绪，对长期隐蔽在敌人内部工作缺乏耐心，急于回到党的怀抱。他们经常对我说：“大干不如小干，晚干不如早干！还等什么”，如此等等。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干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回到人民部队去的时间就晚些，并且经常要冒着生死的考验。小干就比较容易，找个机会拉些部队出去就行了。鉴于这种情况，党委决定派李俊成同志向上级汇报我们的想法，即早点行动，不能放任军纪涣散，并请求继续增派干部力量。不几天，李俊成从邯郸回来，传达了中原军区和邓小平政委对我们工作的指示，要我们“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作用，不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问题，要考虑全局，不要计较局部得失。要积极争取进步力量，不要依赖上级派人。对军纪不能要求得太严，不能用解放军管理部队的办法，去管理国民党的队伍”。根据这些指示，我们反复作了讨论，思想上明确了，认识上统一了，消沉、急躁情绪得到了较好的克服，大家信心倍增，一致表示，坚决遵循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积极做好起义的各项工作，等待有利时机。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同国民党反动派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7月中旬，我们在汉口璇宫饭店又一次秘密地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李俊成同志传达了他刚带回来的中野首长关于“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起义归队”的指示。我们认真的研究了准备起义的方案，决定把工作分为前后方两条战线，党员同志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分工，李俊成同志负责与中野首长的联系；我负责作战指挥；徐仁同志负责汉口等后方留守处工作，掌握敌人的动向，掩护、安排家属，廖宜民负责师里党内外联系。作战时的情报工作除张大瑞同志外，又派杨振海同志到侦察连当副连长。同时，我们对全师的基本情况又作了一次分析，从2师成立以来，虽数经变动，我基本没有离开这个部队，基本骨干和旧属还保留了不少。全师三个团，其中329团是我们基本力量，我在这个团呆了八年之久，新任团长刘协候，是我们不久前批准的预备党员，原副团长金汉章对日作战顽强勇敢，羡慕解放军，对国民党不满，我们把他列为培养的对象，当330团团长被我们故意“推荐”出去后，金就任该团团长。因此，这两个团的基础都比较好，只是328团的工作一直较难开展，估计可能成为我们行动的绊脚石。为此，我们对328团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在团结进步力量的同时，我们还同国民党国防部派来的特务组织作了坚决而又巧妙的斗争。国民党军事统帅部，为了防止部队“异动”，把名为“人民服务队”的特务组织派到我们师，以整顿军纪为名，监视和控制我们的行动。这帮家伙可以与南京蒋介石直接联系，可以自行决定处理或枪毙人。我们察觉了他们的意图，暗地里发动官兵与他们对抗，借口成立慰问团到后方慰问伤病员，把“人民服务队”和政训处的一些人支了出去，还将师部的军官教导队调到武汉“训练”，为起义扫除碍障。

把部队拉到前线去

1948年10月，110师奉命调鄂西北随县枣阳广水一带，11月又接到命令，划归12兵团序列，开赴徐(州)蚌(埠)地区作战，而且接令后就要立即行动。我们毫无准备，立即召开了党员紧急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次把队伍拉到千里之外的徐、蚌地区，估计要打大仗，这对我们“行动”有利。

12兵团是在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组建的主力兵团之一，该兵团所属部队有第10、14、18军，第85军是最后编入的。陈诚举黄维担任兵团司令官，吴绍周升任兵团副司令仍兼八十五军军长。

第85军原是汤恩伯的主力，后靠何应钦。何调南京当了国防部长，85军又纳入白崇禧华中“剿总”序列。白崇禧曾计划该军防守汉口大门——应山、广水一带，把桂系主力控制在内线策应。他很清楚，85军归入12兵团，指挥大权就落到蒋介石手中，不会听“剿总”的了，所以不愿吴绍周脱离他的系统，吴也考虑85军编入12兵团，与自己前途不利，数次电告白崇禧，请求免调。但由于黄维的力争，几经周折，白崇禧才把这个军吐出来，黄维刚接任兵团司令，吴绍周就称病回武昌，直到兵团向徐州出发前夕，才勉强回到部队。

11月8日，12兵团接到东进命令，全兵团分为两个梯队出发：第一梯队的右纵队为18军附快速纵队，由确山取道正阳、新蔡向阜阳东进；左纵道为第10军、第14军，由驻马店附近取道汝南、项城、临泉向阜阳挺进，兵团司令部继18军之后前进。第二梯队为第85军附18军之49师，集中广水候车运确山，循右纵队路线赶往阜阳集结。并命令各队11月10日集结阜阳待命。12兵团的第一梯队，于11月8日从确山出发时，85军还在随县等待交防，黄维迭电催促才动身、而且全军除上述简单指示外。其他情况，今后任务一无所知，匆忙出发，所带粮秣弹药不足，部队疲劳，行程迟缓，走走停停，于11月23日才到阜阳。这时得知徐州东线黄百韬兵团已被包围，伪国防部命令12兵团火速向宿县攻击前进。所以当85军来到阜阳之前，第一梯队已过涡阳，在蒙城与解放军展开战斗。我们到阜阳的前一天，接白崇禧“暂停待命”的电报，我怕吴绍周见到后变卦，于是就把这封电报扣了下来。

这次离开鄂西北东进的行动，在110师内部也有很多阻力。师里很多官兵的家属在武汉、广水一带，如此匆匆变换作战地区，仓促开拔，以致身在部队，心在武汉，军心不安，士气低落，有的公开骂蒋介石是催命鬼。这些情绪虽然与蒋介石计划相抵触，对我们“行动”也极为不利，部队拉不出去，起义计划就会落空。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再一次发动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反复说明，这次“增援”徐州是我们发挥作用的最有利时机，决不能犹豫不决。要求同志们加强政治宣传，广泛结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对官兵的生活也作了安排，发给三个月的大米和薪金，允许他们出发前到汉口、广水等地探一次亲，这样逐步稳定了部队中官兵的思想，使他们比较稳定地奔向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