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孙中山先生在争取中国的独立、富强、和平、民主、统一的艰苦奋斗中，有两次壮举格外引人注目，即1912年和1924年应邀到北京，与政治对手会谈。孙中山的两次北上，是他为和平统一中国而进行的卓越的奋斗，应当充分加以肯定。

(一)

辛亥武昌起义的狂飙摧枯拉朽。君临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仅一月余，全国二十四行省已有大半行省和第一大都会上海，相继宣布脱离清朝统治。

中国面临着共和与专制的最后大决战，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尖锐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共和与专制的矛盾。为了尽快地扫除封建专制，孙中山采取了利用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以争取革命早日成功的重要策略。

孙中山对袁世凯是有认识、有警惕的。请看他在1911年12月21日刚从国外抵香港，同胡汉民、廖仲恺的推心置腹的交谈：“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一卷569页)那时，革命党人希望孙中山能留在广东，组织武力讨伐清廷，但孙中山认为：“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一卷570页)可见，孙中山一回国，就制定了和平统一中国的大政方针。

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统一全中国，公然提出“南北分治”，并以此作为外交承认的先决条件。

是分裂，还是统一？每个中国人都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孙中山以民族统一的大局为重，毅然辞去并解除了临时大总统职务。

袁世凯当然明白，中华民国的天下不是他打下来的，于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想出了一石数鸟的计谋：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是”。

对于孙中山应否北上的问题，在革命党人中是有争论的。就在孙中山准备北上的前三天，即1912年8月15日，发生了袁世凯在北京杀害武昌首义的革命党著名人士张振武和方维的严重事件。京、津、沪、粤等地革命党人都强烈地反对孙中山冒险入虎狼之群，甚至在孙中山登船后，还有人以自杀相劝阻。然而，孙中山力排众议，按原定计划于18日在上海乘招商局的“安平”号轮船出发，途经烟台、天津，于24日抵达北京。

为什么孙中山决定北上？请看他入京前一天在塘沽同记者的谈话：“予此次来北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二卷405页)很明显，孙中山北上的目的，是为了和平统一中国，为了巩固新生的共和国。因为，推翻清朝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统一国家和巩固共和。

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华民国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孙中山认为，一是“内力日竭”。(二卷404页)当时“共和虽说成立，而国本尚是动摇。国本动摇皆由人心不能巩固”。(二卷407页)那时候，资产阶级各阶层、集团，为争权夺利，纷纷成立各种政团，打着各色旗号，就是在同盟会内部也是四分五裂。这些蜂起的政团，把国计民生抛在一边，拚命钻营，二三其德。孙中山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引向生产建设，福国利民，决定“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二卷404页)在他看来，只有如此，国基才能巩固，国家才能富强。现在，尽管有人可以引经据典，列举出若干条款来批评孙中山是在“幻想”之类，不过，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实际，就不难看出，孙中山注重民生的主张是同中国的和平统一、繁荣富强的崇高目标紧密相联，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时第二种危机是“外患日逼”。(二卷404页)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主动到美国的许多地方和英、法等国去游说，希望新生的革命政权能得到列国的承认和援助，但是，他空手而归。他在临时大总统的短暂的任上，也只看到了列强一张张敌视的面孔。然而，成为对照的是，袁世凯上台后，仅在1912年上半年，就从六国银行团得到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的垫款。于是，六国银行团提出了“监督借款用途”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要求。同时，帝国主义又插手我国的蒙古和西藏，加紧制造分裂中国的阴谋。

凡此种种，孙中山以敏锐的政治家的眼光向国人指出：“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二卷408页)

所以，孙中山的北上，完全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前途为重，这无疑是对侵略和分裂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当头一棒。

在民国初创之际，孙中山是把袁世凯作为一种稳定政局的因素来对待的。既然袁世凯已经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承认他是中国最高首领的现实，在他的劣迹尚未充分暴露时，维护他的领袖地位，这是“巩固国本”的需要，是维持中国的和平统一的需要。正如孙中山后来强调指出的：“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章开沅、林增平等：《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1页)

对于孙中山的让位和北上，长期以来，诸多论著或叹为“天真”，或贬为“妥协”，甚至指谪为“政治路线的严重错误”，“使革命力量遭到进一步的严重损失”。而且，据说还“终于导致了袁世凯的帝制复辟”！

笔者不敢苟同。孙中山的让位和北上，是争取和平统一中国的明智之举，是以“天下为公”的崇高精神的生动体现。所取得的政治和经济效果是明显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首先，孙中山用实际行动证实了革命党人的爱国赤诚。为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他们可以捐弃前嫌，化敌为友，甚至放弃了多年流血牺牲打下的政权，以在野之身，辅佐当道。其目的是“以谋国利民福，将戮力同心，造成一伟大中华民国，雄视亚东”。(二卷406页)孙中山更加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崇敬，他到北京时，万人空巷，争睹丰采，各报也热烈赞扬孙中山的弥天大勇。孙中山(后来又动员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共商国事，使久受封建桎梏和频遭兵燹之灾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和平、民主、安定、统一的曙光，虽然后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粉碎了善良人民的迷梦，但袁世凯也就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孤家寡人了。应当认为，袁世凯称帝的迅速覆败，是问孙中山的北上在政治上和社会心理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

再则，孙中山的北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以强国富民为职志的孙中山，刚解职即声明：“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二卷340页)他在北上途中和在北京期间，反复强调“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二卷404页)他在接受了“全国铁路督办”职务后，日夜筹思，实地视察，到处宣传修铁路的必要和可能性，并作了详细规划。孙中山的设想是，通过铁路建设，促进交通运输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防坚固，教育普及，“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二卷419页)由于孙中山为振兴实业奔走呼号，操劳规擘，使中国出现了一次新的办实业的热潮。统计资料显示：1912年-1913年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较快，是由于孙中山掀起了这次兴办实业的热潮，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造成了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准备了条件。

(二)

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政体，为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一直在相当艰苦的环境里，采用多种方式，不停地奋斗，与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与南方军阀，进行不懈的斗争。屡遭失败不灰心，身处险境不动摇，充分表现出炽热的爱国赤诚和大无畏的革命家气魄。他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方针策略。

正当孙中山秣马厉兵、行将出征之际，北洋军阀集团在激烈倾轧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冯玉祥前线倒戈，导致了北洋政府的改组，局势为之一变。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等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谋南北统一。

是北伐，还是北上？是用北伐战争来打倒北洋政府，还是用和平方式来谋求中国统一？孙中山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孙中山“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孙中山在武装护法时，也没有放弃过和平统一的努力。当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认为出现了和平的转机，他紧紧抓住这个机会，竭尽全力，促使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他说：“我以前因为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筹谋计划，反抗武力，来造成这个机会。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机会，从前的筹谋都没有用处，所以抛弃一切”。为了尽快地解除久罹战祸的中国人民的痛苦，从迅速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的大局出发，孙中山慨然表示：“我在西南所做的两年工夫可以不用，所筹备反对武力的计划可以放弃，不但是放弃反对武力的计划，并且放弃西南的地盘”。(956、957页)这比任何长篇累牍的宣言都更确切地表明，孙中山对和平统一中国是多么真心实意！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强支病体，由宋庆龄陪伴，乘“永丰”号军舰离广州，经香港、上海，过日本，到天津，除夕抵北京，沿途发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祸国殃民的演说，受到广大人民和友好人士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此次北上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956页)

究竟如何“谋和平统一”呢？孙中山对日益觉醒的民众力量有高度信赖，看到辛亥革命造成的民主潮流不可逆转，虽然被北洋军阀把持的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招牌，但是“现在中国既是定名为民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要让人民来讲话”。具体办法就是“要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成的团体做基础，所出代表来共同组织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只有国民会议才具备最高的权威，所有的团体，包括军队，“都要照国民会议所决定的办法，服从国民会议的主张”。(957、958、959页)孙中山希望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把中国纳入法治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