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护法运动是孙中山第一次在中国本土上长期领导进行的反对军阀列强，维护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其间屡遭挫折，三起三落。然而，多一分失败，即多一分进步。孙中山在痛苦的反思和反思的痛苦中，以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百折不回的毅力，重新审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独特的国内外情势，逐渐形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取得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从依靠军阀武装进行“护法”到联合共产党和工农民众进行“国民革命”的历史性转变。

护法运动以拥护《临时约法》、保证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为标帜，它的历史要求是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反对列强侵略，反对军阀专制，争取民主政治。孙中山到广州后，召集国会议员举行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他担任军政府大元帅，号召各地军民群起讨伐假共和的北洋军阀。

从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起，到1919年8月在上海辞去军政府总裁、与桂系把持的军政府脱离关系止，这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第一阶段。“一次护法”最初的战略构思是：在政治上依靠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军事上依靠海军第一舰队，特别是依靠桂系陆荣廷、滇系唐继尧，共同抗击皖系军阀。然而，这些依靠力量，都是容易失去控制的不稳定因素，领导护法的核心力量又相对弱小，一旦他们走向对立面，护法运动不能不宣告失败。

不过，同以往的斗争相比较，“一次护法”已经显示出孙中山的长足进步。民国初创，孙中山为顾全“统一”而将政权让给袁世凯；现在，为了反对“假共和”的北洋军阀，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用中国的军阀来征服中国”的计划，他敢于“把中国拉开做两半”， [注1]在当时中国分裂型的政治格局里，主持领导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同那自称为“民国正统”的北洋政权相抗衡，借以集结力量，用武装的活动达到真正的统一。这是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创造的新的斗争方式，体现出孙中山以武装斗争反对军阀独裁统治的决心和勇气。西南军阀对军政府的破坏和篡夺，使孙中山认清：“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注2]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桂系把持的军政府，也和北洋政府一样，逮捕、迫害举行反帝爱国示威游行的学生、工人，孙中山“更知不法武人已以割据西南为志” [注3]，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孙中山公开提出“南方军阀”这一重大概念。这样，讨伐“假护法”的桂系军阀，就成为继续护法的首要任务。

(二)

从1919年10月中国国民党成立，到1922年8月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这是护法运动的第二阶段。“二次护法”的战略构思是：在政治上依靠新成立的国民党，在军事上依靠先后集体加入国民党的粤、滇各军，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实行“先南后北”的方针，先倒桂系而后北伐。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大总统(因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产生，时人又称之为非常大总统)。6月底，孙中山令粤军和滇、黔、赣等省部分军队进军广西，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反动统治迅速瓦解。10月，孙中山乘军舰入桂，以桂林为前进基地，计划取道湖南，出师北伐。

“二次护法”是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自民国建立以后在坚持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斗争中，成就最为卓著的时期。他们在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的策略上，已经不再出现“一次护法”时那种“单打一”的简单化做法，而是利用南北军阀之间以及他们内部的各种矛盾，有意识的争取暂时的同盟者，分化打击量主要的敌人。孙中山既表现出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策略的灵活性，又表现出推翻军阀统治的坚定性。孙中山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的策略，曾横遭种种非议。李大钊极力为之辩解：“中国的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理想，十年来与恶势力奋斗，始终不为军阀的威力所屈服(虽然有人认为他们联段联张是放弃主义。是屈服于军阀的武力，但我们只承认他是一种战略，是可以容许的)。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革命精神”。 [注4]李大钊对孙中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和策略措施给予高度的评价。

孙中山依靠加入或归附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创建了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的又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二次护法”以打倒盘踞两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而达到其发展的顶点，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新产生的军阀陈炯明的叛变而在一夜之间陷于失败。

孙中山是伟大的不断进步的革命家。他能够敏锐地从震撼旧世界的历史潮流里捕捉时代的信息。努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二次护法”时期，他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步联系，他对三民主义的理论阐述，反映了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深度和特色。这就为尔后找到新的出路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孙中山历来深切关注中国劳苦大众的历史和现状。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他愈益感受到蕴藏在工农群众中的伟大力量。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曾经采取过不少民主措施，如废除袁世凯时期制定的《治安警察条例》等镇压人民的法律，承认劳工有集会、结社和罢工权利。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人在孙中山亲自命名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主持下，发动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大罢工。孙中山派人慰问，并让广东政府妥善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工人们深受鼓舞，孙中山获得了“劳工之友”的美誉。这是他后来支持工农参加国民革命的先声。

五四运动的狂飙突进，同样给孙中山以深刻的影响。他进一步认清，军阀统治起源于清王朝的专制遗毒和列强的扶植，推翻了清朝皇帝的“一专制政治”，代之而起的却是官僚、军阀、政客的“三专制政治”，至今列强仍在支持“土皇帝和军阀” [注5]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就是要铲除官僚、军阀、政客这三种“陈土”，即铲除“三专制政治”。从1921年12月10日起，孙中山在桂林多次对北伐军进行题为《军人精神教育》的讲演。他说，应当坚持民族主义，“实行收回已失之土地与国权”；应当坚持民权主义，实行“政治上之权力完全在民，非操诸少数武人或官僚之手”；应当坚持民生主义，使关系国计民生的厂矿铁路，“为四万万人民所共有，不至操纵于少数资本家之手” [注6]孙中山在“二次护法”期间阐述的三民主义理论，增添了反对列强侵略、反对军阀专制、争取民主政治的新内容。

(三)

从1922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总统宣言”到1923年12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是护法运动的第三阶段，也是从“护法”到“国民革命”的历史性转变的过渡时期。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广州蒙难，这既是护法运动的失败，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转机。孙中山从“二次护法”的惨败中深深体察到，要革命就必须改组国民党，要改组国民党就必须同共产党人合作。他把国民党比做一个快要死的人，认为共产党“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同共产党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这是保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注7]。

孙中山在酝酿三大政策的同时，紧张地筹划从陈炯明叛军手中夺回广东根据地的军事行动。1922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总统宣言”，重申“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他宣布，“予之心目中，除护法二字为主脑外，余概不以动” [注8]。他继续使用“护法”这个口号，组织讨陈联军。1923年初，孙中山依靠滇桂联军逐走陈炯明。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是在和平宁静的书斋里冥想出来，而是在斗争的风浪中酝酿并经历了严峻考验的。孙中山重建大元帅府后，向滇桂各军再次提出护法要求：“希望以后大家拥护护法政府，伸张公理，俾西南政局日益发展” [注9]。但是，滇桂军的将领们毫无护法诚意，他们之所以应命参加驱逐陈炯明之战，目的是占取广东的财富。他们划分地盘，纵兵抢掠，欺压百姓。

共产党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不合时宜的护法口号、依靠力量和策略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他们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唯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军阀的外国帝国主义” [注10]。虽然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的策略，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使用，但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工农的基础上。如果只“为民意求援”于军阀，而不求援于民众，就往往因缺乏实力而向军阀妥协。时至今日，护法运动已经完全脱离工农的实际斗争，这就不可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民主政治的使命。共产党人认为，应当以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取代护法，以各社会团体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取代国会。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以每票五千元的贿赂，收买国会议员，当选了北京政府的总统。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逮捕参加贿选的国会议员。国会的许多议员堕落为军阀的奴仆，孙中山对此异常愤慨，认为“国会招牌已成废物，不足起国人之信仰[注11]。这年12月，他在《复旅沪国会议员书》中说：“方今国会奋斗，业经失败，法律效力率被蹂躏于暴力之下，继此而谋救国之策，舍革命之外，必无真能成功之希望” [注12]。孙中山在此已经明白表示，他要舍弃以拥护约法和国会为标帜的护法道路。1924年1月4日，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召开的政务特别会议上，孙中山针对滇军军长蒋光亮“应继续护法事业”的发言，向与会各高级官员表明他的立场。他说：“现在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因数年来吾人护法之结果，曹、吴毁法之徒，反假护法之名恢复国会。北京国会恢复之后，议员丑态、贻笑中外，实违反全国民意。今日不当拥护猪仔国会” [注13]他关于“护法终了”的主张，获得与会者多数的赞同。1月20日，孙中山在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宣布：“今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是再拿护法问题来做工夫” [注14]。至此，孙中山完成了从护法到国民革命的历史性转变。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有始无终，终归失败”(胡编《总理全集》第2集395页)。但他的思想在失败中突破，他顺应了时代脉搏的节拍，听从人民群众的呼唤，以非凡的革命胆略跨越护法旧辙，迈向国民革命的新路，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内涵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