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地权》是中山先生伟大革命理论之一。早在1905年同盟会宣言发布以前，他便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同盟会的成立，“平均地权”成了国民党的正式纲领。嗣后，中山先生在自己革命的不断实践中，加以充实、发展，写进他所著《三民主义》中，成为他的民生主义的两大理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平均地权》的阐述又比《节制资本》较为详尽，甚至称，“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注1]可见《平均地权》在中山先生革命理论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所以，它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

不仅如此，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少人继承和发扬他的《平均地权》思想，推动土地改革运动，企图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它在近半个多世纪来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站在中山先生左翼的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山先生晚期的思想，将他的土地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抗战时期推行过减租减息运动；解放后，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终于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关系，引导全体农民步入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印度支那各国(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等)的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典范。站在中山先生右翼的国民党人，死抱住中山先生早、中期的思想，主张阶级调和，和平土改。它们在大陆曾经营过二十多年的土地改革工作，成效甚微，后退居台湾一隅，倾其全力，先实行二五减租，继实行公地放领，随后扶植自耕农，最后，实行都市土地改革，取得一定成果——解放了农民，解放了土地资本，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通路，促进了台湾经济的腾飞。它成为东南亚资本主义诸国的土改运动的楷模。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这里，想就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加以探索，就正于方家。

一、中国当年土地问题的实质

在清朝统治的顺治十八年到咸丰元年的一百九十年间，耕地的净增数仅一百万顷，可是人口的净增数却达到四亿口还要多。这样，人们活动的舞台变得极为狭窄了，“土地恐慌”达到了极点；由此，人们间的各种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就在这1851年(同治、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的大规模农民运动爆发了，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决不是什么偶合了。太平天国借以向农民号召的自然是突出土地问题。它们宣传：“土地为上帝所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用，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 [注2]这就合乎当时广大农民愿望，农民也就闻风响应，其势有如风卷残云，非常迅速地摧毁了广大江南地区的封建统治了。这便是有力的明证。

由于“土地恐慌”，隐蔽在封建土地关系下的农民与地主贵族之间的矛盾也激化起来了。因无地少地的人愈多，地主的土地变为奇货可居，于是地租的剥削日益加重，农民日益困穷，租佃关系愈趋尖锐。

由于“土地恐慌”，物以稀为贵，地主贵族对土地兼并也日益加剧了。如李鸿章兄弟六人，占地达六十万亩；李鸿章一人即可收田租五万亩。如上海的镇海李家，十九世纪后期在上海拥有好几个钱庄，在东三省成立专业公司收买大批土地。陕西米脂的马家，拥有杨家沟附近六、七十里范围内的全部田地。这种趋势未曾停止，即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据国民党农民部估计，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仅14.6%，而占有土地竟达81%，其因兼并而土地集中的情况可以概见。

由于“土地恐慌”，在封建土地关系下也必然造成土地经营的日趋破碎。小土地所有者抱住小块土地不放；大土地所有者为了充分榨取高额地租，利用农民渴求土地耕种，宁愿分成小块出租。这当然也与当时生产力不发达有关。至于少数“经营地主”，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有所萌芽，但在当时毕竟还不是主流。

以上这些，我认为都是由“土地恐慌”派生出来的一些重要问题。

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便是在这些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添加了催化剂，把它更加激发罢了。(1)如帝国主义者索取大量的赔款，加重了农村的赋税。地主将它转嫁到农民的身上，使农民日趋破产；(2)如帝国主义的教会、租界也参加了土地的剥夺。如内蒙古一带教堂特别多，教士多从事土地投机。1904～1909年在绥远便占去土地1370平方公里。外国在我国各地强设的租界也非法大量侵占其附近土地，上海汉口租界均是如此。甚至官员也私售土地与外人，如湖北一个道员将“川地六万亩私售于德法两国”。 [注3](3)如外国农产品倾销，促使了整个农村的破产。我国的蚕桑、茶叶、棉花、烟草、花生、大豆等，到了清朝末年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竞争倾销，又使它受到沉重打击而趋于衰落。如蚕丝，到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量就超过了我国；如棉花，1902年美棉收获量占全世界总额51%；如茶叶，日本、印度锡南的品种、质量，均后来居上。1873年，日本出口的绿茶还只有中国的59%，三年后，即1876年，它的出口即超过了中国的一倍。总之，向外，我们竞争不过它们，向内还受到它们倾销的压力。农民生产连成本也难收回，于是形成破产的悲惨局面。

中国当年土地问题的实质是这样，而时代恰处在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急剧过程中，中山先生活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之中，他看到城市地价的猛涨，土地的日益集中，农村的日趋破产，土地经营的破碎，地租的不合理等现象，认为是中国革命中应解决的问题。但是，他认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比较，相形之下，整个国家是落后与贫穷。至于财富的悬殊，应以同欧美资本家与工人的差距来相比，我们中国只能算是“大贫与小贫之分”。他认为中国革命后，将使产业获得蓬勃的发展，我们必须避免走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的老路，所以，他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希望“共将来的产”。至于将来的产如何来共，具体措施应该如何，他带着这个问题向西方资产阶级去探索真理。

二、中山先生向西方寻找到的真理

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在海外的时间居多，本身又是受了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熏陶，所以，欧美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大体上说来，他的土地思想早期主要是受米尔(John Strat Mill 1806-1876)、亨利·乔治(Henry Caosge 1839-1897)这个体系的思想的影响；中期主要是受达马熙克(Adosf Damaschke)单·威廉(W·Sehsameis)这个体系的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却偏被许多人忽视了；晚期则受到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可惜，这方面中山先生来不及详细具体的阐述便逝世了。我们仅仅是了解他提出的“以俄为师”这个明确而坚定的方向罢了。

(一)早期思想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封建的土地关系成为它前进中的绊脚石，于是必然成为它的主要打击对象。十六世纪后期，英国已开始了土地国有化运动。著名的学者如斯宾塞尔(Thomas Spence 1750-1814)，他在“自由的正午”演讲中。便提出了：土地是人类天赋的生存权，应归村镇或教区所有。到了米尔，认为土地私有不正当，地主独占地租是与社会的正义不符，主张把将来发生的地租没收归公。他们当时都是英国鼎鼎有名的学者，振臂高呼，影响至巨。

其后，风靡一时的要算是亨利·乔治的学说了。他的名著是1882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他认为：“土地是住所，是人类在其上取得全部需要的仓库。”“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注4]因此，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增加，技术不断的进步，独占地租的不断上升，地主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工人却日趋困穷，实属极不合理，所以，认为土地的“私有是盗窃，地租是赃物”。主张没收全部地租，抽土地单一税。他比米尔激进。当时，他的学说在美国并没有受到重视。学者还讥他是，“业余经济学家”。因为当时美国地广人稀，“土地恐慌”还不感到严重。可是，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却全然不同，那里“土地恐慌”严重。圈地运动的高潮虽已过去，人们余悸未消，大家对土地问题如何来解决，极度关心，因而亨利·乔治的学说受到重视。正如马克思·比耳(M·Beer)说的：“八十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有五分之四受过亨利·乔治学说教育过的。”

孙中山先生是赞赏亨利·乔治的学说的。1911年，中山先生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在介绍亨利·乔治的学说中说道：“他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上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阐发地价税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一税社会主义之一说”。 [注5]又说：“亨利之学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注6]不仅如此，孙中山先生还将马克思与亨利·乔治相提并论。他指出：“亨氏(指亨利·乔治)与麦氏(指马克思)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世界地面本属有限，所有者垄断其租税……据社会主义之经济学理，不应为个人所有，当为公有，盖无疑矣。亨氏之说如是。麦氏之说，则专论资本谓资本亦为人造，亦应属于公有。”“综二氏之学说，一则土地归于公有，一则资本归于公有。”“社会主义家则莫不主张亨麦二氏之学说，而为多数工人谋其生存之幸福也。”[注7]但中山先生认为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并说：“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注8]……综此而言，孙中山先生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对亨利·乔治的学说全般接受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则尚持批判的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如此，中山先生仍不愧是伟大的民主主义先行者。因为他极力向西方吸收解放思想，又看到西方社会必须从资本主义梏桎下解放出来，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注9]

(二)中期思想——受达马熙克的影响

达马熙克博士(Dr Adosb Damaseh ke)是德国人。

德国在十九世纪末，即欧战发生前三四十年，工商业的发展速度极为惊人。这时，财富大量集中，人口涌入都市，地价暴涨，土地问题因之日趋严重，于是相应地产生了一批急进的土地改革运动思想家。他们对土地私有权实行愈来愈多地限制，企图使土地私有制度逐渐消灭于无形。

达马熙克的信徒，对中国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则为单·威廉博士(W·Sehsameis)。他原在德国任达马熙克的秘书。1885年来华，曾任德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通译，1898年任德国胶州湾租借地行政委员，著有“胶州之管理”一书为之制定“土地行政条例”，他将达氏土改理论在胶州湾大力推行。1924年，单·威廉奉中山先生电召南来广州，任广州市政府的顾问。他曾经亲手起草了土地税原则、登记条例等，这便为后来国民党的土地法奠下始基。[注10]当时，单·威廉在广州主张地价税采用高税率，因根据经济理论，“地税贵，地价趋廉，生产趋于发展”。所以，他提出以地方货款平均利率即10%为税率。中山先生与廖仲恺则主张轻税。以免阻力过大，赞成1%税率。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山先生对实行“平均地权”所采取的措施，比达氏、单·威廉的还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