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今年11月12日是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先生的精神，先生的思想，先生的事业，永远照耀着世界。我们民革党员是直接秉承和发扬先生热爱祖国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为实现先生遗愿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缅怀往事，感触今兹，愿述所怀，以资惕励！

一、开创中国新时代的世界伟人

孙中山先生诞生的1866年，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六年太平天国天京(南京)陷落后两年，也就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初期。

先生名文，号日新，后改逸仙。1897年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曾用中山樵的化名，辛亥革命后即以中山为号。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称中山县)翠亨村一个贫穷农民家。从六岁起就参加农业劳动。比他大十二岁的哥哥孙眉(德彰)曾在地主家当长工，并于1871年到檀香山去谋生。中山先生于十岁才进私塾读书，那时就爱听金田起义的故事，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革命思想的种子。十三岁随母亲到檀香山居住，在那里五年，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海外五年的生活和学习，开阔了先生的眼界，丰富了他的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他将国内情况和国外见闻相对照，越来越感到：中国的许多不合理的状况应该改变，从而立下了改造祖国的志愿。

1884年中法战争，中国军队打了胜仗，而清朝政府却在天津和敌人签订了投降卖国的《中法新约》，这使先生感到非常痛愤。先生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孙中山选集》上卷168页)

1894年夏，先生约同陆皓东从广州经上海去天津，一方面考察清廷虚实，一方面求见当时在清政府掌握军政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给他写了一封长达八千多字的信，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要求“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但是李鸿章毫不理睬他的意见，使他懂得必须用根本改造来代替局部改良。这年秋，先生怀着革命的远大抱负，再度到檀香山，于11月24日创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遭到惨重的失败，先生再次感到国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必须立即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政府，1896年10月29日(旧历九月初九日)准备炸毁两广总督署，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由于事机不密，这次起义没有正式发动就被镇压了，参加革命的陆皓东、朱贵全等牺牲。

1905年先生在日本将兴中会同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反清革命团体联络起来，建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是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先生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同年十一月先生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第一次揭举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他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同上71页)当时他把民族主义解释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权主义指“建立民国”，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

在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先生所代表的民主革命路线，一条是康有为、梁启超所代表的改良主义路线。在1900年以后，为了扫除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发展革命力量，先生以鲜明的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立场和改良派开展了一场大论战，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烈，在我国近代史上是少见的。于是，革命民主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影响日益扩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从而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

从1896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先生相继组织领导了十次武装革命起义，终于在1911年10月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从此以后，任何个人或政治集团企图在中国复辟帝制，或披着民主外衣而搞独裁，专制者，莫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但使中国人民觉醒，而且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对亚洲人民的统治走向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高度赞扬孙中山，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的思想”。“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极大的世界风暴新的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见《列宁选集》二卷424、447等页)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就被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篡夺，“中华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没有改变。面对着这种情况，先生没有后退，他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继续为谋求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斗，在斗争实践中寻求救国真理。他领导了讨伐封建军阀的斗争，又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苦闷、失望和探索的漫长过程。

1917至1919年间，先生发愤闭门著书，先后完成《民权初步》(社会建设)，《孙文学说》(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质建设)。还有国家建设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种。国家建设后四者，终未能写出书稿。三民主义是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才作了系统的演讲。在这些著作里，他写出了自己设想的建设中国的计划，表现出他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实践精神和对于中国民主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给在绝望中的先生带来了希望和信心，他真诚地欢迎十月革命，把它看成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1919年我国的“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了重大作用。先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在当年十月的几次演讲中。批判和抛弃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不切实际的想法，明确提出今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革命就是“掘地底陈土”，必须彻底打倒封建官僚武人和政客的统治。先生经过一段彷徨与探索又奋发前进了。

1921年7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变，先生于1922年又遭受陈炯明叛变的惨痛失败，更觉悟到老办法应当彻底改变，必须寻求新力量、新道路。就在这个时候，先生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帮助。国际的和中国的工人阶级分别地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忠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先生终于找到了朋友，找到了真理，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

先生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以“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为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反帝反封建的明确政治纲领。在大会上先生庄严地声明：“作为中国革命的基础，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容改变的。”(参见尚明轩：《孙中山传》124页)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是先生从事四十年革命活动的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先生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

1924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同共产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先生总结地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先生手迹，见《孙中山选集》上卷)先生认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器，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先生建立了黄埔军校。

1924年冬，先生在《北上宣言》中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指出：“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使国家独立自由可保；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莫能动摇。”先生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和平奋斗统一中国的主张。路过日本时，对日本友人提出：中日两国应该携手合作，先生说：“作王道的干城，或作霸道的鹰犬在日本自择。”

多年艰苦的革命工作，损伤了先生的健康，先生是带病北上的。进京以后，病势日危。竟于1925年3月12日九时半在北京逝世。临终前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激励后人继续前进。在他特地留给苏联的遗书中，热情洋溢地表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同时，要求宋庆龄代表他访问莫斯科，以实现他未遂的愿望。

先生伟大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是开创中国历史新时代的伟大先驱者。他经历了国际和国内空前深刻的历史转变过程，在思想和行动上，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和历史共同前进。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先生的事业、思想和崇高品德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国的范围，而成为二十世纪公认的世界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