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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教育的误区 蔡自兴
时间: 2008-10-17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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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我提出的一篇题为《及早废止少年班》的书面报告,在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后,引起各界热烈讨论和社会广泛反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现在,我想就“少年班”和“超前教育”问题进一步谈谈自己的看法。

那些热心于办少年班的老师们说,办少年班是为了“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各类建设人才。那时,让一些大学生提前1-2年毕业,投入建设行列,让他们早日为建设出力,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也确实是需要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一些大学办了少年班,招收那些高考分的少年“神童”读大学,对于消除“白卷英雄”的负面影响,对于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都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少年班和超前班作为一种教育模式,本身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被“快出人才,早出人才”所掩盖。在面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机遇和挑战面前,这种教育模式更值得讨论,值得质疑。

少年班和超前班的超前教育为超智教育。少年班的录取标准主要看智商,甚至只看考分,过分注重智力教育和考试成绩,忽略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不少专家指出,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来说非智力因素(情商)要比智力因素(智商)重要得多。

少年班的智力教育也是片面的。过早地为少年学生选定终身专业,在一个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内学习与培养。例如,学理工科的学生,重数理化和外文学习,轻文史地和生物学习,甚至不学习后者。在专业学习上,也是知识面不宽广,尤其对交叉学科的知识知之甚少。这种知识结构,不能满足新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竞争。现代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是在研究生物学、研究动物的控制与通讯问题以及机器逻辑问题时提出现代控制论的基本思想的。如果就控制论研究控制论,就电子学研究电子学,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宝塔尖”上钻牛角尖,那就很难有重大发现。最近有些专家提醒,生物科学对21世纪将产生最大影响,许多相关学科的重大突破,都可能与生物学有关。一个在中学和大学都不学习生物学基本知识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是博士生,对他的发展来说难道不是一种缺陷和遗憾吗?在少年时代,一定要让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得到全面发展。

非智力因素,包括身体素质、心理因素、道德情操、美德情操、美学素养、交往能力、创造能力、劳动观念,以及自理能力和求生能力等,应是衡量学生素质的重要指标。由于少年班学生(按他们的年龄来看)受到的是“超前”教育(提早教育),而且主要是超前智力教育,使他们过早地承受超重脑力负荷,导致一些少年智力早熟和早衰。在体力上,少年们也是各不相同的,然而父母(还有老师)一般不会强制孩子和学生去挑过重的担子(即使挑得起),去承担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让孩子负担超重的体力劳动,必然有损孩子的身心健康。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智力劳动上也存在相似的道理,如果让孩子过早或过重地承担与他年龄不相适应的脑力劳动,那么也必然严重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不少超前进入大学的学生,因学业负担过重而神经衰弱、失眠,甚至产生心理障碍,使学习成绩明显下降,甚至导致补考、留级、退学。

过早地“开发”学生的智力,使早慧少年早熟,这是十分危险的。这样做不仅不符合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也违反了自然规律。凡是参观过动物园的有心者都会发现,早熟的动物必然短命。如果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不注意正确引导孩子、学生发展智力和体力,那么必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由于教育(包括家庭、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当或失误,少年班学生普遍存在一些共同弱点。他们往往生活不会自理,不懂交际,比较自负。不少神童连自己的零用钱都不会使用。有的少年大学生两年时间内不懂得与班导师(班主任)及其他老师说一、二句交际的话。美国神童维纳在回忆他当研究生的情景时就说过:“在社交方面我还不能适应环境,往往不替别人着想。我还是一点也不会支配我每周的零用钱。”他后来不得不对此进行“补课”。我们中国的少年班神童也不乏此例。曾有报刊报道,武汉某大学少年班一位学生,入学时组织上让他的妈妈带薪离岗到学校专门照料他的儿子;某大学少年班的一位学生与她的奶奶长期睡一床;另一位少年班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时,仍然由他的爷爷奶奶陪同照顾。据说,这些少年大学生如果离开他们的母亲和奶奶,就无法生活。这样的孩子,哪一天才能长大,哪一年才不要别人“抱”而学会自己“走路”呢?这样的学生能适应国际和国内剧烈竞争的需要吗?

我们不应当为这些少年神童营造学习和生活的“特区”,而应让他们在自然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成长。让他们插到普通班中去,与比他们大几岁的“哥姐”们同班学习,同窗生活,经受锻练,接受帮助。即使是苦些,对他们的成长也是大有益处的。

就像生命对人只有一次一样,少年时期对每个人也只有一次!我们切不可人为地为少年强加过重的智力和心理负担,而应该让少年得到应有的欢乐,让他们的天性和个性得到健康发展。如果说过去缺乏物质条件和社会保障,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具备基本条件,能够保障少年有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历程。一位昔日的少年班大学生不久前说过:“少年班使我提前获得了学位,但我也因此过早地跨越了我本应细心经历的一段人生;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孩提时代已被匆匆弃掉了。”我们应尽量避免这类遗憾再次重演。

有些人把少年班部分神童的成才完全归功于少年班的“超前教育”。这是缺乏公正和全面的。一个孩子、一个学生,他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后天的成长环境和对他的培养教育方法,尽管天赋也是重要的。这个环境,这个培养包括家庭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也包括大学毕业后的继续深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如果不进少年班而进普通班,那么像张亚勤这样的神童可能同样成功。如果不进少年班,像宁铂这样的神童就不至于产生心理负担,就可能选择自己真正爱好的专业,因而可能更加成功。像维纳的朋友西迪斯这样的神童和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中某些令人遗憾的神童那样,要不是因过早承受过大的智力负担和心理压力,就不至于退学,甚至形成终生精神障碍,那么也可能取得成功。

大学少年班从1978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发展至顶峰时的13所,再到现存的5所,经历了一个自生自衰的过程。连对少年班怀有感情的张亚勤先生也认为,现在的少年班“还是太多了”。少年班之路越走越窄,它的昔日“辉煌”早已成为过去。少年班的老师和家长们应当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下它的经验教训,考虑它何去何从。

综上所述,少年班的超前教育名为“快出人才,早出人才”,实为束缚人才,揠苗助长,是人才教育方面的“献礼工程”和“政绩工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

(作者为民革湖南省委会主委/本文责编:吴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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