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瀛（1902—1960），原名方单，字海澄，号振瀛，1945年参与创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历任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于振瀛早年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洪流中，他跟随李大钊参与国民党改组；大革命失败后，他三赴日本，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求索救国的正确途径；抗战期间，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为坚持团结抗战、制止国民党上层的妥协投降，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利用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身份进行民主活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他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候补代表。

生于忧患　立志救国

于振瀛1902年出生于陕西镇平县曙坪乡联合村，家中薄有田产，在当地属于殷实富足之户。父亲于文卿，早年曾参加同盟会，长年在外。母亲独自在家料理家务，抚养于振瀛，并以每年30石租的收入供丈夫在外地的一切费用支出。由于母亲勤俭持家，又循循善诱，于振瀛在幼年时期就养成了简朴节约、吃苦耐劳的良好品格。1910年，于振瀛入私塾，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做八股文，一年后改读初级小学，1912年到镇平县城读高小。1915年，于振瀛到离家五百余里的安康县上中学。由于路途远，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

于振瀛从小酷爱读书，特别是对于《水浒》一类的侠义小说，更是百读不厌。小说里所描写的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他，给他幼小的心灵上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就读小学与中学的10年中，于振瀛经常接触到劳苦农民，经常听到、看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乡保长帮助地主对农民的欺凌压迫。使于振瀛内心深处，渐渐地充满了对劳苦农民的同情，对地主、官吏的痛恨。由于他不屑与乡绅为伍，被当地的财主讥讽为“没出息的”。

“五四运动”时，身处小城镇的于振瀛虽然没有亲自参加，但是，运动所传播的“民主”与“科学”等新文化气息，却使于振瀛耳目一新。

1921年，于振瀛来到北平，补习英、数、理、化等多门功课。祖国的贫弱、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横行霸道，给于振瀛的心灵上带来强烈的刺激。在繁忙的课业安排之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出版的各类进步报纸、杂志和书籍，由于接受了新思想，对北洋政府的腐败、军阀的专横、列强的欺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瓜分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可耻行径有了更深刻清醒的认识。他从残酷的现实中逐渐醒悟：只有走科学之路，才有可能拯救自己的祖国。他毅然抛弃了“学以致仕”的传统观念，于1923年考入国立医科大学学习医学知识。

拥护三大政策　改造国民党

但是，于振瀛在医大求学期间就发现，医学只能医治人身体的疾病，不能医治国民心理的疾病。1923年，他先后结识了丁惟汾、王法勤、续西峰、王东平、路友于等国民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下，他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想法，开始向往革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大量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还加入了共进社，参与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出席这次大会的北京代表。由于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交叉参加国民党，为暮气沉沉的国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于振瀛响应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李大钊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改组工作,并于1925年当选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北京各大、专院校青年踊跃加入国民党，各种爱国团体纷纷成立。然而，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集会，联名写信要求国民党进行“清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并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在李大钊的带领下，于振瀛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党员们（国民党左派）与“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便于领导群众运动，于振瀛与郭春涛等人还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大同盟（后来改名为中山主义大同盟）。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等两百余人，于振瀛担任该盟的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大同盟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西山会议派”，主张国共合作，积极团结国民党内的青年进步分子。在大同盟工作时期，于振瀛与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一起经常开展活动，请北大教务长顾孟余演讲马列主义。在活动中，由于接触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3月，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在大沽口蓄意制造了践踏中国主权的严重事件，而且纠集英、美等八国使团向中国提出“八国最后通牒”。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义愤填膺。3月18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６０多个团体、８０余所学校约计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声讨日、英、美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李大钊、于振瀛等举着旗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游行队伍冲垮了军警的重重防线后，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国务院门前。然而，反动军警突然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当场枪杀无辜群众47人，伤两百余人，李大钊、陈乔年均被打伤，死者中间有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酿成举世震惊的“三•一八”惨案，也唤醒了民众起来与帝国主义列强、军阀斗争的觉悟。然而，北京的反动统治更加猖狂，中山主义大同盟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年底被迫解散。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积极响应，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于振瀛与李大钊等两百余人不幸被捕。4月28日，张作霖秘密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于振瀛由于机智地使用了化名，幸免遇害，于7月被释放。然而，敌人很快就发觉了于振瀛的真实身份。他刚出狱不久，侦缉队又开始到处搜捕他，于振瀛只得转入地下，秘密组织暴动。在蹉跎岁月中，于振瀛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10月，他被迫潜逃至天津。但是，失败和挫折没有使于振瀛气馁，反而更坚定了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及三民主义的信仰。他认为，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革命性，已经不再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政党了，他要通过努力，恢复国民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或者创造一个新生的国民党。

到天津后，他与丁惟汾重新取得了联系。在丁惟汾的协助和开导下，于振瀛不顾个人安危，赶赴上海、南京，组织建立国民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反对“西山会议派”的特别委员会，联络党内的进步革命青年，期望能恢复国民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但是，由于受到CC系的排挤，联合办事处于1928年被取消。此后于振瀛在武汉、河南各地继续从事秘密联络进步国民党员的工作。“济南惨案”发生后，于振瀛因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反对国民党“剿共”及取消民众运动，遭到了国民党内高层的猜忌和打击。1928年夏天，于振瀛在南京创办《革命先锋》，宣传三民主义，第一期就被当局查封焚毁。但是于振瀛并未轻言放弃，他同张放、鲁鸣三等人组织座谈会，探讨失败原因，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并筹划重建新党。

1928年冬，经丁惟汾推荐，于振瀛被任命为陕西省国民党指导委员兼党训练部长。开始时，于振瀛因痛恨国民党的反动而拒绝前去。后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认识到：“要想改造国民党，就必须利用它的旧躯壳，以便暗中夺取它的现有武器，唯此才有可能达到创造新党的目的。”此时，国民党员多是官吏和土豪劣绅，而由于宋哲元对革命青年大肆搜捕，陕西的形势十分严酷。为了推动陕西革命进程，于振瀛到陕西后，决定利用训练班这一形式，团结陕西的进步青年，培养革命干部，重燃陕西的革命之火，进行新党运动。于振瀛请与他一起去陕西工作的陆机、邓逸洲、张放、李尚、孟默开等30位进步人士担任训练班的教师，并敦请何琪元前来任教。于振瀛开办的训练班包括党务训练班、短期训练班以及各县农民运动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在积极培养进步力量的同时，于振瀛还尽力保护革命者的安全。1928年底宋哲元逮捕了一批中共党员，于振瀛得知后，四处活动，积极营救。在他的努力下，这批中共党员终于免遭杀害，获得释放。于振瀛在陕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度不满。1929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命令宋哲元以“反中央”、“反地方”和“引用共产党员”三大罪名将于振瀛逮捕，强制解散于振瀛开办的各种训练班，同时还逮捕了80多位革命青年。于振瀛在狱中被关押了两个月之后，特务拟将于振瀛装入麻袋沉到黄河。其时恰逢蒋、冯、阎爆发中原大战，于振瀛大难不死被开释。

学习马列主义　坚持合作抗日

出狱后，于振瀛辗转于北平、浙江等地，与曾经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工人、干部重新取得了联系。在与这些工人、干部的接触中，于振瀛了解到：广大百姓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那些曾经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现在的境遇都十分窘迫。残酷事实，使于振瀛陷入迷惘之中：自己这样的做法究竟能否使国民党得到新生，三民主义究竟能否在蒋介石、汪精卫诸人手中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1929年冬，于振瀛毅然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再次深入探讨救国救民之道。

1930年，应谭平山等人的邀请，于振瀛秘密返回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筹委会。他联系各地的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在杭州、南京、武汉、陕西、北平等地开展活动，重整革命旗鼓。同年3月，于振瀛因病返回日本休养。在养病期间，于振瀛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包括《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等。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列主义理论，他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虽然一心向往革命，但由于方法不对头，指导思想不对，走了太多的弯路，而现在，才是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他决定，一切从头做起。

1931年秋，于振瀛去北平与鲁鸣三同志会面。经鲁介绍，于振瀛到上海会见共产党员潘怡如同志，并请潘为自己讲述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一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于振瀛进一步坚定了跟中国共产党走到底的信念，除此之外，再没有正确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于振瀛先后在北平、上海鼓动抗战。1932年，他再次东渡继续学习。在日本的3年间，他与秦元邦、陈建晨等人组织政治经济学会，以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唯物辩证法为目的，继续深入探讨革命道路。通过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对国际国内的形势分析，以及与鲁鸣三等共产党人的通信，于振瀛对革命有了更深一个层次的认识。

1935年，中共地下党员潘裕儒电请于振瀛回国，希望他在中共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回国后，于振瀛到南京，利用过去的关系深入国民党内部活动。1936年春，于振瀛出任国民党外交部条约委员，中国共产党专门派徐固仁同志与他联系，将他在国民党内部搜集到的各种情报资料转交给组织。

1936年1月，于振瀛奉命北上，劝说宋哲元抗日。当时，华北日军煽动华北五省自治，加紧了对宋哲元和第29军的威逼和软化，阴谋利用宋哲元把冀、鲁、晋、察、绥变成日伪自治区，进而达到不战而胜、吞并华北的目的。于振瀛分析：宋哲元处境尴尬，地位微妙。一方面，29路军长城抗战的血迹未干，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危难是他永远都难以忘记的；另一方面，蒋、冯之间的矛盾深刻影响着29路军，特别是1935年6月他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后，29路军更是危机重重，他必须对蒋介石有所防范。为此他确实想借助日本人来增加自己在蒋介石面前的分量。在这种心境下，宋哲元暗中与日本有着某种程度的来往，但是，在他内心深处，那种仇日的情绪却是根深蒂固的，占着主导地位的。基于这样的分析，于振瀛认为，劝说宋哲元抗日一定能成功。他到宋哲元的司令部，为宋哲元分析全国的形势，鼓励宋哲元坚决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抵制南京妥协的倾向，只要是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坚决不做。通过于振瀛的努力，宋哲元不但拒绝执行蒋介石政府镇压革命者的黑名单，而且下令将关押的进步教授及爱国学生两百余人释放。5月，于振瀛成功地劝阻了宋哲元与日本签署防共协定；7月，于振瀛又赴北平，力促宋哲元拒绝接受南京政府外交权统一的要求，阻止张群与日本特使川越的谈判。于振瀛还经常向29路军广大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及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为激发29军抗日士气，为全面抗日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于振瀛的出色才干和爱国情怀迎得了宋哲元的赞赏。1936年9月，他应宋哲元的邀请到冀察绥署宣传处任处长职，中国共产党仍派徐固仁及其夫人沈伊娜同志与于振瀛联系，并由徐任于振瀛的机要秘书，继续从事情报收集及策动抗日工作。于振瀛在宣传处内秘密设置了一个调查组，受中共领导，秘密派人去东北、热河、冀东、绥东等地，调查日本的动向，并设法打入了日本华北特务机关内部，取得日本在华北的重要情报资料，然后将调查所得情报由徐固仁整理后送交上海的中共党组织。此外，于振瀛还在宣传处设立了一个研究机构，由李澄之、廖沫沙等人负责主持，主要任务是利用当时全国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运动的影响，使华北形成全面抗日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