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中山中国和平统一的思想

贾 亦 斌

孙中山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内涵丰富，来源深远，现实性强，是他给我们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12页)的一个重要部分。对这一思想进行认真深入的学习研究，不仅对孙中山的思想有更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在当前祖国统一的大业中，更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据个人见闻所及，在国内外孙中山研究领域，虽然出现日益广泛而深化的可喜现象，而对孙中山中国和平统一思想的研究，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我不揣浅陋，谨就我个人学习所得，写了这篇论文，试图对孙中山中国和平统一的思想的内涵，和它的来源，以及对当前的现实意义，作些探索，用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使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以此作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献礼。

一、孙中山和平统一思想的内涵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即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武力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许许多多不平等条约，从而极大地控制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命脉。当时中国所面临严峻的瓜分局势，正如《檀香山兴中会章程》所言：“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9页)。在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帝制虽然被推翻，但“余孽盗窃权位，武人政客群起捣乱”(《全集》卷一，517页。以下引《孙中山全集》，即简称《全集》)，中国又面临着军阀割据的局面。所以，维护和实现国家的统一，是时代向一切爱国的志士仁人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孙中山始终苦苦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中国为什么要统一、如何统一、统一的障碍何在?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贯穿在他的许多文章、谈话、文告、著作当中，构成了孙中山中国统一的思想。这些思想内涵，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统一是深入中华民族心灵的“历史意识”。

1922年8月孙中山在《统一宣言》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这段话非常准确而扼要地概括了中国为什么必须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历史原因。从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华民族一直是朝着越来越统一、中国文化越来越交流融合的方向发展的。自秦汉强大统一的王朝形成以来，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分裂时代，或者群雄并起，各据一方，或者南北对立，隔江而治。但所有这些过去以后，却一定又会出现一个比前代更广范围和繁荣强盛的统一的局面。这就使得中国的史学家乃至全体人民都形成了一种观念，即统一是历史发展之“正”，是历史的常态，而分裂则是历史发展之“变”，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所以，只要存在着分裂的状态，就必然会有志士仁人出来谋求统一，这种对国家统一的信念和向往，促进了中国不断向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统一前进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反过来巩固和深化了中华民族对于统一的信念和向往。这种客观历史和主体理念的双向促进和发展，即形成了孙中山所说的“历史意识”。

在这一历史意识的支配下，那些凡是为国家统一做出过贡献的人，就都会成为历史的功臣，获得后世人民的赞颂；而搞分裂的人，就会成为祖国的千古罪人，受到历史的谴责。

第二，统一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希望。

这是因为，分裂往往带来战争。试看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死伤惨重的著名战役，大多是在分裂时期发生的内战。而战争又必然使庐舍为墟，生灵涂炭。人民所受痛苦之深重，莫过于此。所以甚至有了“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的哀叹。即以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为例，孙中山曾描述说：“回忆年来，南北战争，兵灾迭见，市廛骚扰，闾阎为墟，盗匪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怵目恫心。”(《全集》卷七，49页)因此，广大人民莫不盼望安定和统一，因为只有“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为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全集》卷七，534页)。所以孙中山多次指出：“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全集》卷五，527页)又说：“但今国家共望统一，即友邦亦望我统一，盖统一与否实关中国存亡。”(《全集》卷六，530页)在日本神户与记者谈话时，孙中山更明确地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苦。”这真是一语破的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第三，统一是完全的统一。

关于统一的具体内容，孙中山先生也有很完整的构想。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他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地归纳为五个方面的统一，即民族的统一，领土的统一，以及军政、内治、财政的统一。其中尤以民族的统一为基本的首要条件。这是因为中国从一个“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至近代一落千丈，成为一个“次殖民地”，其根本原因，孙中山认为，“就是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全集》卷九，183页)。由此，为了统一中国、振兴中华，就必须首先振兴民族精神。“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全集》卷九，185页)。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的统一，是使中国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对内摆脱贫困落后的首要条件。民族的统一与国家的统一富强，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四，统一的方式力主和平统一，并提倡召开国民会议。

孙中山说过：“文窃以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得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全集》卷七，49页)。只要战端一开，首先遭殃的，就是全国的老百姓。当然，孙中山并不是一般地反对使用武力，但纵观他一生的思想和实践，只要尚有一线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他总是不愿轻易诉诸武力。在兴中会成立之初，也以请愿上书等和平方式为主，只是清政府之顽固腐败，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才“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于强迫”(《全集》卷一，52页)。到了清廷推翻、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并在南北对立、导致国家分立的时候，两次北上，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实现和平统一的途径是什么?在《北上宣言》(《全集》卷十一，294页)中，孙中山正式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主张。孙中山认为，中国不能统一，其根源在于“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对此下文还要讨论)，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垄断权利”，使群众与国家事务隔绝。只有召开国民会议，才能“使国民能自择其需要”。只有这样，“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可见，孙中山是把和平统一的希望直接诉诸于人民。他说：“我们在这个时机，要问：是全国大乱的开始，还是和平统一的开始?就全靠我们国民。我们国民要是想和平统一，便应该万众一心，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加入国民会议，研究现在时局的弊病，讨论补救的方法。”又说：“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全集》卷十一，274页)。孙中山在为祖国和平统一的过程中，曾借助过军阀的力量，也曾把希望寄托于国会议员，最后，终于把目光落在全国人民身上，认识到祖国和平统一最终的、最基本的力量在于人民，因此亟呼召开国民议会，以解决和平统一的问题，不能不说这是孙中山的思想不断随时代进步的一个鲜明表现。

孙中山召开国民议会的具体计划，是先召开一预备会议。组成预备会议的代表，他提出了九类，包括政党、现代实业团体，以及工、农、兵、学、商群众组织的代表。代表性是十分广泛的。预备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具体事宜。同时，要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提出议案、宣传讨论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即可召开国民会议，以达到“国民自决”。会议的决议一旦形成，所有团体，包括军队，“都要按照国民会议所决定的办法，服从国民会议的主张”。孙中山深信，召开国民会议是实现和平统一、从而建设一个幸福昌盛的国家的“一线生机”。正因为国民会议有如此重大意义，所以先生在临终遗嘱中还谆谆告诫“尤须于最短期间促进实现”。遗憾的是，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军阀重开战”，决定祖国和平统一的国民会议始终没有召开。

第五，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军阀和帝国主义。

1924年11月，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演说《中国内乱之原因》中说：“说到和平统一，是我在数年前发起的主张；不过那些军阀都不赞成，所以总是不能实行这种主张。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中山先生还以吴佩孚为例，吴佩孚本是一介武夫，靠在南方政府手里获得大批军饷，借机壮大武力，推倒了段祺瑞。倒段以后，吴口头上依然以民党自居，实际上是想做“袁世凯第二”。帝国主义窥察到吴佩孚这一野心，“便事事帮助他，自己从中取利。”以致吴“以武力横行全国，弄得全国人民，都不能安居乐业。”所以，中国之不能和平统一，最大的障碍便是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又是军阀横行的总根源，没有帝国主义的撑腰和扶持，军阀是立不起来的。所以孙中山一再说：“我们革命党要从此之后，不再发生军阀，国民能够自由来解决国事，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上便是要使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不能活动，便是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为此，他提出国民会议中，“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中山先生认为只要召开国民会议，国事由国民自决，同时废除外国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便可打破这二者。这样的看法虽不免有幻想的成分，但指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和平统一中国的最大障碍，却是一针见血的看法，即使在现代，对于我们认清祖国和平统一的形势，还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二、孙中山和平统一思想的来源

孙中山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创获而独见者”(《全集》卷七，60页)，这是孙中山谈论整个“孙文学说”，尤其是对于三民主义和民主共和国蓝图的阐发时说的。考察孙中山和平统一的思想，则主要来源于中国“固有的思想”，包括中国在长远的发展过程中有分有合而不断走向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统一的历史事实，以及“天下为公”“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其中还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不断的侵略中采取的“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和“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等恶毒手段，也教育了孙中山，使他更深刻地感觉到和平统一、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对于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多么重要。以下谨就这三个方面作一具体论述。

孙中山虽然很早接触了西方文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国家学说以及各种人文学问有深入的了解；但是，他决不同于那个时代一味崇尚西方而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概视为糟粕的“假洋鬼子”。为了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建设的需要，孙中山广泛深入地研究过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的思想，并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料。他在《复翟理斯函》中自述道：“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1899年他在日本横滨与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时，就结合了中国历史阐明自己平均地权的主张。他还批评说，外国人不识中国历史，自是难怪；至于一个中国学生不识中国历史，那就太不应该了(《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中国历史的重视和精通。他和平统一中国思想的第一个来源，正是中国历史发展有分有合的客观事实。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确实存在着一种不断走向大融合、大统一的客观趋势。上古时代，自春秋时的诸侯上千，演化为战国七雄，最后统一于秦汉土地广袤、车文一律的大帝国。汉末大乱，三国鼎立，但仅几十年之间，统一的西晋王朝又代替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分久必合”，确是中国历史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最令人惊讶和赞叹的是，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对峙了几乎三百年之久，最后还是在隋文帝手中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融合力。自隋唐以下，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分裂时期，如五代十国，如辽、宋、金。但总的来说，统一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持续的时间也一次比一次更长。当代有的史学工作者对此作了研究，概括为已有九次大的统一，孙中山正是在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的发展中，看到了统一的大趋势，从而得出统一是深入中国人心的“历史意识”这一论断的。他还认为，“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是“历史的使命”；坚决表示：“我们正在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全集》卷五，527页)令人痛惜的是因积劳成疾，病魔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和平统一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中国优秀传统的文化思想的启发。中国文化有一个优秀的传统，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思想(礼运篇)，还有“和为贵”的思想，所有这些，在先秦时即已奠定基础。《左传》中曾经提到，五味只有“和”(调和)才能有滋味，八音只有“和”(和谐)才能令人愉悦(《左传》昭公二十年)。《易经》认为阴阳二气的和谐，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基础。至孔子，已从政治上来强调“和”的意义。他说，只要国家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国家内平安，便不会倾危(《论语·李氏》：“和无寡，安无倾”)；并明确提出“和为贵”的思想(《论语·学而》)。他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孔子的这些思想，经后世儒家的不断阐扬，形成了一个影响巨大的思想传统。直到1958年，我国防部长彭德怀为人民解放军停止炮击金门事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还提出了“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的口号以为号召。

孙中山正是从这一思想传统中汲取了大量优秀因素，他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大亚洲主义》)这里的所谓“王道”，就是儒家所推崇的以德服人的治国之道。1924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指出：“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当时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所以传播到全国，以至于现在，便有文化。”(《全集》卷十一，492页)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以上中国传统思想极为重视，表现出极大的认同。这与他的和平统一思想之间，是有其渊源关系的。

孙中山和平统一思想的第三个来源，在于帝国主义列强近代以来对中国不断侵略以及采取“以华制华”的恶毒手段，对孙中山的反面教育。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欺凌，集中地表现在强迫清政府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他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处于民族危亡、国势日下的地步，特别《辛丑条约》使“国权丧失，形势一变，南北险要，荡然平夷”。如北京城内“外人居留，特画区域，炮台高耸，兵队环集，是无异陷于外人势力包围之中”(《全集》卷二，425页)。他痛切指出：“中国向来与外人所订条件不良，丧失主权”，“外交棘手，系因条约”(《全集》卷三，49页)。然而，在当时的情势下，敌我力量的对比极其悬殊，所谓“当此强邻逼处，实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壮语所能抵御，非有实力对待不可”(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册，496页)。这样，尽量减少内耗，尽一切可能实行和平统一，积蓄力量，培养“实力”，一致对外，才能抵御列强侵略。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古训。大敌当前，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必须抛弃个人恩怨和瓜葛，把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首位，团结统一，外御其侮。所以，当1912年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与南方革命党人的对立日趋尖锐，帝国主义则公然提出“南北分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国家统一，毅然接受袁世凯“共商国是”的邀请。一上北京，揭开了南北和谈的帷幕。当时孙中山对袁世凯的野心也不是没有觉察，但是“统一与否实关中国存亡”，所以，“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全集》卷六，530页)。在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面前，所有中国人都必须联合起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共同抗御帝国主义。这就是孙中山和平统一思想的另一根源。

三、孙中山中国和平统一思想的现实意义

学习孙中山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思想，联系当前海峡两岸仍处于分裂状态的实际，特别是近来台湾岛内“台独”在外国反动势力的嗾使下，思潮愈益蔓延，活动日益猖獗的形势，以及中共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政策，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发。

首先，中国统一是深入于全国人民心中的“历史意识”，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中国的统一是历史之必然和人心之所向。为此，邓小平同志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正是以这一思想为基础，中共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一方针代表整个民族利益，根据历史和现状，并照顾到各方面的不同利益。现在，台湾有人经常提到“二千万人民的福祉，”以此作为反共拒和的藉口，甚至有人希望来和平演变大陆。这既不现实，也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逆了历史的潮流。正如岛内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这实际上是危及了台湾二千万人的福祉。因为二千万人民的福祉与大陆十一亿人民密不可分。

其次，学习孙中山关于中国完全统一，首先是民族统一的思想，就能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同志下述论断。他说：“统一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老祖宗是炎帝、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

另一方面，孙中山的上述思想，能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台独”言论的荒谬。“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确是一种数典忘祖、无耻之极的汉奸论调。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深入领会孙中山关于统一首先是民族统一的论断，强化和提升“民族大义”的意识，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实现和平统一。

第三，学习孙中山和平统一必须“打破两个东西”的犀利分析，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前和平统一之障碍何在。在孙中山时代，要打破的是军阀及其扶植和操纵者帝国主义，现在要实现和平统一，就必须打破“台独”及其幕后操纵者——仍是帝国主义。这两者，是我们所有中国人不共戴天的共同敌人，是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海峡两岸同胞应该起来共同反对“台独”及其支持者。台湾国民党当局也应该清醒看到孙中山上述分析的重大意义，依法惩办“台独”，决不要姑息养奸，自食其果。同时要坚决抵制帝国主义的干涉。如最近驱逐在台湾参加“台独”活动的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这一活动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许和支持。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当前的统一大业，是孙中山当年提出的“外御强权，内驱国贼”事业的继续。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台独”及帝国主义的干涉势力，这两个东西，只要海峡两岸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打破。也只有打破这两个东西，中国才能实现和平统一。

最后，学习孙中山和平统一的思想，他倡导的国共第一次合作、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和平统一问题的方法，以及发动舆论促进和平统一、以舆论力量打破和平统一障碍(即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策略，对我们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孙中山第二次北上时，曾经估计到和谈成功和不成功两种可能，并且留有余地。当前，我们既力主和平统一，但不作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这是为了保证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特别是现在“台独”气焰嚣张，某些外国势力对台湾也野心不死，所以更要注意和警惕。台湾当局天天希望我们作不用武力的承诺，但自己却采取“反共拒和”的冷战态度，这是自相矛盾的。

孙中山当年的和平统一主张，使我想到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倡议。中共并对台湾提出两个“寄予希望”(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再一次提出建议，两党互派代表，进行直接商谈，商谈中邀请其他党派和团体的代表参加，共商国家统一大计。我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能够接受建议；更希望台湾同胞敦促国民党早日进行和谈，实现祖国统一。以满足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热切期盼，完成孙中山的遗愿。这是我写这篇论文的最终目的。

(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原载台湾《海峡评论》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