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台独”是帝国主义“拆散中国”的急先锋

一、“拆散中国”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之间形成争霸局面，各以意识形态、核武器、同盟集团相互对抗。美国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直存有独霸世界之心。70年代以来，在中、美、苏的三角关系中，美国的世界战略是“以中制苏”。出于这样的战略需要，美国于1972年开始寻求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1979年实现中美建交。于是，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大打“中国牌”，使苏联居于不利地位。1988年底，中、苏外长会谈，两国关系开始改善，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亦开始发生变化。对此，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老资格研究员何汉理曾评论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美国和中共二者与苏联关系得以改善，这意味着(中美)双方共同反苏关系不能再作为今后的共同基础。”他的这番话，意味着在解除了苏联的威胁之后，美国要将矛头对准中国了。美国要独霸世界，决不愿意中国强大起来并日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的这一心态，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克莱恩于1990年6月在台湾的一次演讲中暴露得最清楚。他说：“对美国来说，中共永远是一个潜在的敌人，我们不能忽视中共仍然控制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共不但是美国的潜在敌人，也一定会是两个超级强权(美苏)的共同敌人”。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之间40多年的冷战宣告结束，曾作为美国“头号敌人”的苏联不复存在。这使美国欣喜若狂，以为中国很快也会步苏联的后尘，美国的霸权梦就要实现。布什总统为此得意洋洋地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共产主义已经解体”，美国将要按照它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然而美国很快就意识到，它要称霸世界，中国是它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

在70年代末以来的十几年中，中国由于改革开放而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具有比较雄厚的总体国力，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所发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一些国际人士和学者也认为：“如今在世界上能够挺直腰杆，义正词严地在南北矛盾问题中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说话的主要力量可能是来自中国了。”“在联合国多边外交的领域中，在各个世界性讨论债务、资源、科技、贸易问题的会议中，在地区冲突斡旋的过程中，现在都有具体显著的例子证明中国屹立于亚太地区所发挥的巨大积极作用”(《海峡评论》1991．11)。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不屈服于美国霸权主义和顺从于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的独立大国。于是，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便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纽约时报》1991年9月22日一篇题为“中国扮演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的文章直言不讳地写道：“随着苏联的解体，出现了让美国人过去痛斥的‘邪恶帝国’有再度产生的空间。目前有些迹象显示，中国将要填补这个空间，而成为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对手，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这是个侵略性的征兆……”。既然中国是如此“邪恶”，又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当然最好也象苏联一样，在“和平演变”之中，从内部来个分崩离析，自动瓦解。用美国人的话来说，这就叫“拆散中国”。美国想“拆散中国”，首先在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大作文章。

1991年7月，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发表谈话，指称中国对西藏、新疆、台湾、香港的主权观念“过时”了，言外之意是这些地区本来不属于中国，完全可以先行独立出去。同年10月28日，在布什总统签署的一项《国务院授权法》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其中载明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是被中共占领的“国土”，代表人应是达赖和西藏“流亡政府”。而在此之前不久，布什在白宫特地接见了到美活动的达赖。这是美国政府公开地对西藏问题的干涉和对西藏分裂活动的鼓励。在《国务院授权法》中，还有一项条款，提出美国应鼓励英国增加香港居民的自由，“以便英国在1997年交还给中国一个完全行之有效的、自治的民主政体”。这则又是在鼓励香港的分离主义倾向，为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制造阻力。同年11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叫“拆散中国”(Breaking China Apart)，文中说，布什与贝克等因为对中共抗拒“世界新秩序”等行为不满，逐渐发展出对中共的可能是最终的制裁手段——不再支持中国领土完整。该文还说，贝克在《外交事务》季刊上撰文谈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到在中国沿海地区正发展出一大块自由市场经济区域，这一庞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区域的发展，“已导致中国沿海省份与香港、台湾及全球经济的统合”。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是，美国政府正在有意地鼓励中国的分离主义，使华南各省与台湾一起要求自决权，拒绝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要拆散中国，并非新鲜货色，早在40年代就有费正清和拉铁摩尔等人推出过割裂中国边疆各省的理论。费正清当时就认为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都可以实现“自决独立”；拉铁摩尔则认为中国的东北、外蒙、新疆、西藏、云贵、两广、浙闽这些省份和地区，都与中原文化有异，都可以分割出来而独立。然后是两湖独立，四川独立，陕甘宁独立，山东河北独立，河南安徽江苏(苏北)独立。这样，中国可以拆散成为十几个国家。美国人这套理论看起来很荒唐可笑，但确实反映了他们希望将中国“豆剖瓜分”、鲸吞蚕食的殖民者和侵略者的野心。

二、美国支持“台独”，是实现其“拆散中国”战略目标的第一步

中华民族有着坚强的凝聚力，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久分裂。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中国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美国的野心家们企图把中国拆散成诸多小国，以便于他们操纵利用，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他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然而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目前尚处于分离状态的台湾海峡。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是人为的，而且一直有美国插手其间，自然是美国要大加利用的。

美国觊觎台湾，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1854年美国东方舰队司令伯里到台湾活动，就建议美国控制台湾。他的观点第一章已有叙述。后来的情报官柯乔治在他的《被出卖的台湾》一书中，再次表达了伯里的思想：“历史早就指出台湾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军事战略重要性，也指出台湾资源和工业发展远胜中国大陆诸行省，如此重要，难许我们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1948年，美国海军上将威廉·李海在给华盛顿的备忘录中，也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性，他说：“从战略观点看，届时这更加强了台湾对美国的潜在价值，可供为战时基地，能用以发动部队、战略空军作战，以及控制邻近航路。”台湾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以致美国人称其为“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美国来说，台湾既是进攻中国大陆的基地和控制亚太地区的要冲，又是“拆散中国”的突破口。台湾一旦独立，美国可以对它实行永久的控制，并以此作跳板，进一步推行其“拆散中国”的战略，到时候，何愁西藏、新疆、内蒙古及沿海各省不群起效尤?由此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要如此起劲地支持“台独”。

当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大体是以以下几种姿态出现：一种是布什政府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声称遵守三个公报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表示要发展中美友好关系并支持中国的改革；另一方面却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不放弃插手台湾问题。如中美建交后美国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上面提到的布什签署的《国务院授权法》，内容就涉及对中国主权的侵害。尤其是1992年秋布什批准向台湾出售F—16战机一事，更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和明目张胆地破坏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行为，这只能说明美国政府的不可信赖。第二种是以李洁明、费浩伟、克莱恩等为代表的美国情治系统人物，以支持国民党当局为主，主张向台出售军火，加强台湾防务，维持台湾与大陆分离的现状。第三种是以佩尔、索拉兹、甘乃迪等为代表的一批国会议员，公开支持“台独”分子和流亡海外的所谓“民运”分子，鼓吹“台独”和“人权斗争”，以此作为分裂中国和反对、制衡中共的手段。以上种种表现，形式不同，目的一样，都是希望保持台湾海峡两岸的长期分离状态，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通过控制台湾而牵制中国。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和支持“台独”，有大量事实为证，以下仅举数端：

1979年中美建交的同时，美国单方面在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其主要内容有：任何企图以和平方式以外的方式决定台湾未来的努力，包括抵制、禁运等方式，都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一项威胁，也是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第4条)；(美国)以防卫性武器供应台湾(第5条)；保持美国对抗以任何诉诸武力或其它强制形式而危害到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与经济制度的身份(第6条)。根据这些规定，台湾仍然被视同一个国家，而美国俨然成了台湾的宗主国。这些规定表面上是以台湾之安全、和平为名，其实乃是在于保留美国对解决台湾问题干预的权力。它企图剥夺国际法赋予一个主权国家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即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权利，而按照美国的愿望和利益行事。这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与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完全相悖，充分反映美国政府的言行不一和霸道作风。

1990年11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时写道：“实际上仍有两个中国，重新检讨美国传统上‘一个中国’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1991年3月5日，美国务院前中国科科长费浩伟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会在90年代恶化，美国将会接受中华民国台湾单独存在的现实。”同年9月，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公然前往台湾参加“台独”分子组织的示威游行，并登上宣传车向群众演讲，鼓吹“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现在是台湾争取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了”。1992年4月，素有“台独之父”之称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与情报委员会主席博伦一起窜到台湾活动，适逢民进党正在举行推动“总统直选”的大游行，他们的到达，无疑是对“台独”活动的一种支持和鼓舞。这位佩尔，近年来屡次在美国参议院提出“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的议案，是一个很早就公开鼓吹“台独”的政客。这些政客的“台独”言行虽然都是以个人身份出现，但由于他们都曾是政府高级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态度。

美国支持“台独”，当然不是关心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和福祉，不是为台湾的安全和前途着想，而是为了美国的自身利益，是对台湾战略地位的垂涎，是分化和拆散中国的需要，是其霸权主义的具体体现。

三、“台独”分子甘当帝国主义拆散中国的马前卒

由于“台独”违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所不容，因此，搞“台独”的人只能乞助于某些外国干涉势力来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尽管台湾独立出去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他们也甘愿当这样的“儿皇帝”。

“台独”分子的媚外取宠行为，最典型的要数当年廖文毅、王育德、辜宽敏等人所搞的“皇民化台独”。这些亲日的“台独”分子百般吹捧日本殖民者，留恋和美化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甘当日本的“子民”。廖文毅就曾赞美日本“成功地使台湾人和中国人分离”，认为日本统治台湾时期“使台湾的生活水平高过目前中国在台统治时”。王育德则更无耻地在他的著作中描述道：“前往中国和满洲、南洋打天下的台湾人，被当地人视为日本人，体味到优越感。”这些言论从头至尾充满了奴才味，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

日本投降后，美国在台湾的影响上升，成为“台独”的主要支持者，岛内外各派“台独”势力纷纷趋附于美国，抱定美国的大腿，极尽讨好之能事，为美国分裂中国充当马前卒、急先锋。这些亲美的“台独”分子崇洋媚外的丑态，与当年的“皇民化台独派”如出一辙，毫无二致。如：

老“台独”分子彭明敏，很早就与美国有勾结，为美国情报系统服务，出卖民族利益。据台独刊物《台湾书简》1967年1月号记载，彭明敏在台时常向美国谍报组织“美国亚洲协会”提供资料，并赴该组织演讲。1987年9月28日民进党在台北市金华国中举行演讲会，当时的民进党主席江鹏坚和中常委许荣淑等人，公然在群众面前挥舞美国国旗!对此有人曾著文评论：“江鹏坚、许荣淑等人几乎象煞标准、热情的美国青年，全身洋溢着爱护美国的热情。”还有前面提到的克拉克赴台湾参加游行一事，就是由“台独”组织“公民投票促进会”特意邀请去的，克拉克在台期间，民进党派出副秘书长陈汉卿、中常委洪奇昌全程陪同跟随，礼遇有加。据该会一位经办业务的人士透露，“公投会”除负责克拉克来回机票与食宿招待外，还付给他演讲费1万美元。这样一位对中国人民充满敌意，主张分裂中国的无耻政客，竟会被当作救世主般的顶礼尊崇，“台独”分子的奴颜婢膝相由此可见。更有甚者，“台独”骨干分子、“立法委员”叶菊兰，公然呼吁台湾当局支持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国”(新疆)和“藏独”、“蒙独”，为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张目。1991年12月14日，叶菊兰向台“行政院”提出一项紧急书面质询，针对中亚哈萨克等五国决定加入“独立国家国协”，有可能引发新疆、西藏、内蒙独立运动一事，要求“政府”“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在此关键时刻协助那些独立运动”。叶菊兰表示，“边疆民族问题一向为中华帝国内政的重大问题，随着苏联集体瓦解的震撼，中亚哈萨克等五共和国于13日决议加入甫成立的‘独立国家国协’，‘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之建国已露曙光。”她强调，“无论是基于尊重民族自决之原则，或基于台湾生存之战略安全，台湾均应支持‘东土耳其斯坦’人民之建国运动。同时亦应援助达赖领导的‘藏独’内蒙人民的‘蒙古统一’运动，以促成中国帝国主义的瓦解，进而牵制中共对台之威胁，以强化台湾安全”(《台湾时报》1991．12．15)。非常明显，叶菊兰的狂言与美国“拆散中国”的论调如此一致，俨然就是美国政策的执行者和代言人。叶菊兰之流的“台独”分子，毫无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丧失人格尊严，是一些不知廉耻的民族败类。

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帝国主义“拆散中国”的图谋是注定要破产的，“台独”也不可能有好下场。“分裂中国”的主张和行为，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所不能允许的。“台独”分子仰洋人鼻息，为虎作伥，甘当帝国主义的奴才和帮凶，只会遭到人民的唾弃，落个汉奸卖国贼的千古罪名。

在认识了“台独”危害性的同时，人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台独”分子人数不多，活动能量却不小，原因何在?或者说，“台独”分子为什么会如此嚣张和肆无忌惮?弄清楚这个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更深刻认识“台独”的本质，才能够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反对和制止“台独”，打击它的嚣张气焰，清除它孳生的条件和土壤，使它没有繁衍蔓延的余地。由前几章的讨论，不难找到答案，这就是：

(一)“台独”分子是一些数典忘祖丧失国格人格的民族败类，他们虽然只是一小撮人，但破坏性很大，影响很坏。有如当年的溥仪和汪精卫，在日本人操纵下成立傀儡政权，尽管人很少，但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难以估量。“台独”队伍成员复杂，他们之中不乏奸佞无耻的失意政客，心怀不轨的政治野心家，偏激轻狂的亡命之徒和自私自利的投机分子。他们为个人利益所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什么坏事都敢干。因此对他们的破坏性决不可掉以轻心，心慈手软，而应该坚决惩治。

(二)外国势力的干涉和支持，是“台独”活动猖獗的重要原因。美、日两国的敌对势力向来没有停止过对“台独”的扶植援助和撑腰打气，因此人们将美日两国称为“台独”的“大本营”或“根据地”，还有人将它们称为“台独”的“外国奶妈”。“台独”有了这样的靠山，当然可以无所顾忌地捣乱。反对“台独”，就更要反对幕后支持它的帝国主义分子。人们不能忘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当然，这里的“军阀”要换成“台独”了。要“打破”“台独”，就要“打破”援助“台独”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中山选集》891页)。

(三)台湾当局的“独台”路线及国民党“主流派”与“台独”势力的相互勾结利用，纵容助长了“台独”气焰。台湾当局坚持“一国两府”、“对等政治实体”及在外交上搞“双重承认”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在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与“台独”的主张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两者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国民党授人以柄，自然不可能硬起腰杆去制裁“台独”。此外，国民党“主流派”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有意利用和借助“台独”势力去打击和制衡“非主流派”，使“台独”势力得以坐大，有恃无恐。因此，反对“台独”，也要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台”路线，决不能让任何变相的“台独”图谋实现。

(四)岛内省籍矛盾的存在，也为“台独”的恶性膨胀提供了温床。省籍矛盾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非一朝一日可以消弭。“台独”分子还在极力挑拨和扩大这一矛盾，就是想长期利用这一政治资源，这是要提高警惕的。

对“台独”的危害性和活动能量决不可轻视、低估，那种认为“台独”“成不了气候”的论点是片面的、有害的。中国人民与“台独”及其操纵者的斗争将是长期、艰巨、复杂的，但最后一定是以两岸实现和平统一，“台独”宣告破产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