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台独”是台湾社会的乱源

一、“台独”利用崇美媚日的殖民心态摧残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

台湾人民和祖国大陆的广大人民一样，本来都是富有反帝、反殖、爱国、爱家优良传统的人民。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史实际上就是台胞50年的抗日史。在日寇占据台湾的前20年，台湾人民一直没有放弃过武装抵抗，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为了回到祖国怀抱，血洒疆场，壮烈牺牲。据1947年出版的《台湾年鉴》记载，从1895年民族英雄刘永福撤离台湾到1915年发生“礁吧哖事件”的20年间，台胞抗日血战达百余次，主要抗日事件99件；又据日本人的一项统计，从1897年至1900年，台湾义民袭击及战斗事件达8258件，杀伤日军2124人，而台胞牺牲者至少在10万人以上(见台湾《中华杂志》334期，王晓波：《近代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原史”》)。以后，台湾岛内的抗日民族运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抗日战争爆发后，更有台胞踊跃加入祖国的抗战行列，如李有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参加重庆谍报组织“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的李成居、谢春木等，此外还有“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革命党”、“台湾光复团”等等。

但是台湾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从1945年台湾光复以来，一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肆意贬低、压制和歪曲。正义得不到伸张，爱国热情不能发扬光大，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也纷纷被埋没，台湾人民抗日一代的历史竟成了台湾政治上的禁忌。更有甚者，在台湾抗日民族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许多爱国志士，在“二·二八事件”以及国民党政权迁台前后，竟纷纷含冤被捕和壮烈牺牲。相反，过去那些追随日寇、充当殖民主义者屠杀、压榨台湾人民的帮凶的无耻汉奸、“皇民世家”子弟却飞黄腾达，成了台湾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有力者”和国民党当局的座上宾。这种台湾人民抗日爱国史的断层现象，一方面增加了台湾人民的困惑和迷茫，增加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和愤懑；另一方面也为那种丧失国格、人格和民族气节的殖民心态的延续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严重渗透，提供了有机可乘的内因。再加上台湾当局对美日的依赖以及美日对国民党政权的利用等诸多内外因素，于是，一种崇洋媚外、自我矮化的“托庇意识”逐渐在岛内蔓延开来，久而久之，成为支配台湾社会风气的一种主要思潮。反过来这种“托庇意识”又进一步地消耗、摧残、瓦解台湾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造成一些人蜕化变质，不以叛卖、分裂国家、民族为耻，反以为荣，最后堕落成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民族败类。

所谓“托庇意识”对台湾岛内来讲，它是一种安于向美国和日本俯首为臣的心态。长此以往，不无把台湾拖回到殖民地老路的可能，而作美国的殖民地与作日本的殖民地，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毫无疑问，凭借外力扶植建立起来的必然是附庸国家或附庸政权。而“托庇意识”正是国民党当局依赖美日在台湾经营诱发的结果。因此，实际上几乎可以说，“托庇意识”并没有可靠的客观现实基础作依托，不过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种错觉和幻想而已。所以，正如台湾《中华杂志》第334期一篇题为《台湾未来角色之调适》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台湾的生存，是一种托庇的生存；台湾的温饱，是一种挣扎的温饱；台湾的发展，是一种假性的发展。”“由于是托庇的生存，所以是不安全的生存。美国人的庇护是有限制的；是时暖而常寒的；是有要胁、需索和不断诡变的”。除了美国之外，台湾还有一种以日本为可依托对象的倾向，“甚至哀叹台湾人未能及时‘皇民化，’以确认台湾是日本之部分领土，以致台湾在不安全的状态下生存”。可见，“托庇在精神上长期矮化自己的结果，很难跳脱自己的境遇，来看自己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台独”正是这种“托庇意识”所造成的社会异化的产物。“台独”分子扮演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充当外国野心政客的驯服工具，以美日的意志、利益、价值观为自己的意志、利益、价值观，“以做美日的太平洋前哨而沾沾自喜”，妄图使中国目前的分裂状况固定化和永久化。因此，从这一罪恶目的出发，他们必然会利用弥漫于台湾朝野的这种“托庇意识”大做文章，来为他们所鼓吹、标榜的“台湾共和国”催生。“台独”利用“托庇意识”进一步毒化台湾社会，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台独”分子利用“托庇意识”欺骗、愚弄台湾人民。祖国大陆人民是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坚定捍卫者和维护者，对极少数“台独”分子来讲，是他们从事分裂勾当的最大威胁。大陆对台湾社会的巨大影响，“台独”分子身在其中，是绝对不敢轻视的。正因如此，岛内外“台独”运动始终把反对中共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和立场作为其首要任务，一方面企图依靠国际反华势力遏阻大陆的“武力进攻”，另一方面利用人们的“托庇意识”，鼓吹中共尚无能力“动武”；宣扬台湾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是美国维护其亚洲利益的重要基地和资源，中国大陆一旦出兵“侵台”，美国一定会出面阻止，联合国也会出来干涉等等。以此来蒙骗台湾人民，消除、化解台湾社会对“台独”的恐惧。

(二)利用“托庇意识”，攻击、污蔑中国，煽动“反华、仇华”情绪。“台独”分子在“认定倾向”上，早已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眼中、心中只有“洋人、洋技、洋知识、洋产品、洋风格”；而对一切有关中国、中华民族的事物则充满了鄙夷和轻蔑。他们为了实现外国主子交付的以台湾这一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拆散中国”的计划，首先要做的就是驾御台湾的这种“托庇意识”，把中国大陆、中华民族说得一无是处，企图从根本上彻底消灭祖国在台湾人民心中长久珍藏的那份记忆和情感，为台湾“独立”铺平道路。

(三)利用“托庇意识”吓唬、拉拢国民党当局。前面说过，“托庇意识”是国民党当局有意无意地诱发和促成的。“台独”分子之所以能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鼓噪反华、“台独”谬论，是看透了台湾当局害怕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心态，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何况，“台独”分子制造分裂，斗争矛头直指中共和中国大陆，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的利益和反对对象与台湾当局是重叠的。正如激进“台独”分子林浊水坦承的那样，“自决问题和台湾所有住民的命运是紧紧相关的，而战后国民党政权实质上又完全建立在台湾社会之上，因此人民自决既是对抗中共强权立足于国际社会的武器，也一定是国民党赖以生存所必须”(见林浊水：《国家的构图》第104页)。因此，“台独”运动对台湾当局，尤其是国民党内“独台派”，既斗争，又拉拢；既勾心斗角，又狼狈为奸。所以从国民党的方面来看，“独台”对“台独”的容忍、放纵，与台湾当局核心人物的“托庇意识”也不是没有联系的。

二、分离主义者利用“台湾意识”和“省籍矛盾”为“台湾共和国”催生

什么是“台湾意识”?“台湾意识”究竟是“省籍意识”还是国家或民族意识?“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台湾意识”和“台独意识”的区别在哪里?这些在80年代中期引起岛内空前论战的思想问题，从实质上来看，还是反映在“认同倾向”上的统独斗争。

台湾人是中国人，台湾各族同胞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这是国际公认的最雄辩的事实。所以，台湾人民的主流意识毫无疑问当然是“中国意识”。从历史现实上讲，中国意识就是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从而远远地超越了在悠远的历史中只不过一朝一代的任何过去的和现在政治权力”，“成为一整个民族全体的记忆和情结”(见陈映真《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它是绝无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别的。由“中国意识”又衍生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是争取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之向上、进步、发展、团结与和平；是努力使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对世界与他民族的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这种意识”(同上)。

但从社会现实来讲，台湾人民居住在台湾这个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省份，因此在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中，很自然地又有了台湾这个地方给他留下的烙印，这便是台湾地方性质的意识，即台湾省籍意识(简称“台湾意识”)。“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的关系，本来就像儿子和母亲的关系一样，是不用多说的。但由于现代及当代台湾地区特殊的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环境，造成了台湾省籍意识与外省籍意识的矛盾冲突(简称“省籍矛盾”)，然而这种省籍意识冲突毕竟属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地方意识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其性质和基础导源于对同一国家和全体民族利益的认同。

作为“省籍意识”的“台湾意识”产生于台湾日据时期。“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在反抗殖民统治的共同斗争中，冲破原住民和不同祖籍移民之间的血统、文化、语言等种种障碍，形成了共同的意识——台湾地方意识。这种意识既具有中国各地方意识的普遍特点，又含有自身独特发展的典型特征。与所有地方意识一样，台湾地方意识也有其两重性，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有其消极的一面。我们不忽视其消极的因素，诸如，地方排外主义、被遗弃的悲哀孤独感、‘二等公民’的失落感以及狭隘的地域认同感等。这一些，都是台湾光复后‘台独’运动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林劲《战后海外台独运动与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之比较》)。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权对上述殖民统治遗留的伤痕，不但未能给以妥善解决，反而因自己的倒行逆施和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引发了“本省籍意识”与“外省籍意识”的严重矛盾和冲突。正如台湾世界新闻学院教授王晓波所说：“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带来了一批大陆来的军队和官吏，由于军纪不良和官吏腐败，而引起了和台胞的冲突。居统治地位的都是陈仪带来的外省人，而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都是刚光复的本省同胞。于是，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冲突，就被等同成本省和外省的‘群体感’的对抗。但这种和外省人对抗的‘台湾意识’，还只是‘省籍意识’的矛盾，并不是‘国家意识’的矛盾。这种‘省籍意识’的矛盾，终于激化而爆发‘二·一八事件’，由于‘二·二八事件’和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及长达将近40年的戒严统治，又更加强了这种‘省籍意识’的矛盾”。(台湾《中华杂志》第330期，王晓波《台湾意识和台独意识之辨析》)

“这种‘省籍意识’的矛盾，还是‘中国意识，内部的矛盾。由于当时国共内战的历史背景，台胞在‘省籍矛盾，下的‘中国意识’，从对白色祖国失望后，转向对红色祖国的期望。所以，在电影《悲情城市》中，一些因反‘政府，而被处决的台胞，有‘生离祖国，死归祖国’这样的遗言。可见，在过去的历史上，有‘省籍矛盾’的‘台湾意识’，只是和当时统治台湾的国民党外省人的意识对抗，也不是和‘中国意识’对抗的”(同上)。

和“中国意识”对抗的是当前作为国家认同的“台独意识”，亦即被歪曲了的“台湾意识”。这种意识属于一个根据帝国主义的反华要求而被杜撰、捏造出来的所谓的“台湾民族”，其核心就是“台湾必须脱离中国而独立”。围绕这一核心，有“台湾民族论”、“台湾民族混合论”、“台湾国民主义”、“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论”、“台湾自决论”、“台湾政治实体论”、“台湾人民意愿论”等等许多荒谬绝伦的论调。

由台湾“本省意识”与“外省意识”间的差别而形成的“省籍矛盾”，在国民党当局的搅和下，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固有矛盾。这种固有矛盾在现实政治斗争的新形势下，有进一步发展以致激化的趋势。因为随着台湾本土新兴集团势力的上升和原处于台湾统治地位的外省籍集团势力的下降，各派政治势力都把“省籍意识”、“省籍矛盾”看成是一种政治资源而加以利用和争夺，使得“省籍矛盾”更加尖锐和复杂。

“台湾意识”在当前台湾社会生活中的突出表现就是追求台湾人“出头天”的思潮。对这种“出头天”意识的是非功过我们暂且不论，但它已被少数“台独”分子用来作为分裂民族、反对统一的工具，却是一个不容置疑、不容忽视的事实。

(一)“台独”分子利用台湾“省籍意识”，制造台独“国籍意识”，为其叛卖国家、民族的分裂活动鸣锣开道。

(二)“台独”分子利用“台湾意识”，分化、瓦解外省人第二、三代青年的民族意志，妄图使其“解脱中国情结”。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也从反面教育了一部分青年，使其更加认清了“台独”分子的政治面目和险恶用心，“准备必要时上山打游击与台独战斗到死”；但同时也蒙骗了一大批涉世不深的外省籍青年，甚至使这些外省人的二、三代居然产生了一种“外省人原罪意识”，自认为“只有更积极忘我地为‘台独’目标奋斗牺牲，才足以赎上一代或整个‘外省族群’对台湾所犯的罪过”。

(三)蓄意挑拨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关系，制造省籍纠纷以乱中取利。据一些大陆籍台胞反映，现在，台湾社会在就学、就业等许多方面都排斥、歧视外省人，外省人有的甚至表示台湾已无法住了。

(四)联合台湾当局内部地方本土势力和“独台派”，以打击、孤立外省籍“统派”人士。因为在国民党及台湾当局内部，有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已是本省人，其排斥外省人的潜在意识，在“台独”分子看来，也未尝不是“台湾独立运动”的重要资源。

(五)对外制造“台独”运动就是“民族革命”、“殖民地自决运动”的假象，以换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