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驳“台湾民族”论

“台湾民族”论是较早出现的“台独”理论之一。其基本内涵是否定台湾人与大陆人同属中华民族、同源同种的观念，而提出目前在台湾生活的人群是与大陆上的中国人毫不相关的另一族群，即“台湾民族”

对“台湾民族”的提出和解释有两派人，一派是以廖文毅为首的部分接受了日本皇民化教育，将殖民统治视为理想社会，崇尚殖民文化，不惜出卖台湾人民利益的“台独”分子。他们在日本战败退出台湾时，曾与日本的某些军阀勾结，策划军事独立活动，未能成事，转而投靠美国某些支持“台独”的官员，制造“台独”舆论，开展“台独”活动，在台湾、香港及美国控制下的日本曾经活跃一时。他们制造的理论中，最出名也最荒谬的莫过于“混血台湾民族”论了。

所谓“混血台湾民族”论，是宣传台湾人并非中国血统，而是在几百年来特殊的历史经历中，同印尼人、马来人、荷兰人、日本人、高山族人混血杂交后形成的独特血统的种族。这个种族与大陆上的中华民族已谈不上同种，根本无法认同。这个种族不仅在血统上有别于大陆上的汉人，而且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上都不与中国大陆相同。廖文毅在他的著作中强调“西方16世纪(对台殖民历史)的影响，至今在台湾农村中随处可见”。并说“日据末期，台民已用日本语为日常语。”“台语已与其根源之闽南语不同。今天，一个台湾和福建闽南的知识分子已无法互相沟通。”与廖文毅执同一主张的王育德则说得更为露骨，他竟然将日本殖民统治者强迫台湾人民使用日语这一强权手段，歌颂为帮助台湾人改变了思维方式，建立新的文化传统和造成台湾的质变。他在《走出历史的阴影》一书中说：“目语的使用并非仅止于语言的问题。语言是表情达意的手段，学习量达到某一程度，就会引起质变，还会规定思考方式和世界观。当然，语言背后的文化体系的优劣，对这一点发挥极大的作用。不知道是幸或不幸，台湾人由于日语和日本文化而从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社会，因此日语可以说给台湾人带来相当大质变。”“质变”的概念，在王育德之流看来，就意味着台湾人向日本的认同及与中国的分离。

另一派“台湾民族”论的创导者是史明。史明原名施朝晖，曾与谢雪红等人同为台湾共产党人。台湾共产党在蒋介石政权的迫害下，于“二·二八”事件后被逼离开台湾，一些人转往大陆，史明却跑到日本，写了《台湾人四百年史》，提出了他的“台湾民族”论。史明对台湾人“种族”的渊源，进行了所谓“考证”，“今日的原住民系台湾人从种族上来说，无异是属于马来、印度尼西亚族。”而移居台湾的汉人，则是“福建、广东沿海地域先住民的獠族、越汉族、瑶族等南方蒙古人种，遭到南迁下来的北方古蒙古人种系汉族征服、同化，被编入汉族的”这两个系统的血统，都与源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一带的“汉族”有分别，而这两个血统混合的后代更与传统汉人不一样。史明阐释新民族形成的因素时说：“促使民族内部能意识到自己社会的契机，不外乎是客观因素的血缘、地缘、文化、语言、经济生活、政治命运等的共同性……各湾社会与台湾人大体上已超越了这些跟中国相同的血缘、文化关系，并在与中国不同范畴的社会基础上，发展为一个单独唯一的台湾民族。”对于“台湾民族”论中提出的否认台湾人为中国人的“血统论”，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根本是加以抵制的。台湾虽然是一个孤悬海上的岛屿，但它与中国大陆一水相傍，中国大陆的居民早在几千年前就与台湾岛上的居民有了来往，一批批大陆居民移居台湾岛，与岛上的居民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繁衍子孙，开发海岛，这就是台湾的历史。在这部历史册页上，虽然留下了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铁蹄践踏的痕迹，但台湾从来没有向这些殖民统治认同过，他们只向大陆认同，因为他们的血缘系于中华民族，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每个人有他的根，每个民族也有他的根，历史和现实昭昭俱在，这不是某一个狂妄之徒的呓语就能够改变得了。“血统论”太荒谬，遭人们唾弃是很自然的。连制造这一理论的廖文毅，后来也不得不改口，他在1965年返台时说：“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论是客家人或闽南人都是优秀的炎黄后裔，客家人之祖先，固然是中原衣冠的南渡，闽南人也是五胡乱华的时候，渡江避难的故家大族。我中华民族的自然凝聚力，血浓于水，家有谱牒，任何人不能分化我们的骨肉，任何方式也没有分化我们的效果。”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虽然说不通，但“台湾民族”论并未为某些借此做文章的“台独”分子放弃。在他们看来，证明“台湾民族”的存在，是为台湾独立铺路，而为了证明“台湾民族”的存在，他们又提出了“文化论”、“经济论”、“社会共同论”、“意识论”、“历史生成论”等诸多说法。企图从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意识认同等方面否定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割断台湾与大陆的渊源。

史明在他的《台湾独立的理论与实际》一书中说：“台湾与台湾人，自400年前在重商主义者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下，从拥有几千年历史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劳动制度，生产方式及剥削方法的‘开拓者社会’出发。继之，台湾和中国大陆在社会、地理上的封锁、隔绝下，受到郑氏王族、满清政府的禁止，差别的殖民统治，而发展为独特的‘本地社会与本地人’。再往下，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近代殖民统治，而进行了自己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近代化，终于发展为‘台湾民族’，并看到‘台湾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

曾任“台湾独立联盟”日本本部委员长的许世楷在他《台湾民族之我见》一文中提出台湾人已经自成一个新民族的理由，说虽在语言上，台湾语言中的福建话比北京话(国语)更近似越南话，虽然福建话源流于闽南话，但是今天，两者之间已经各自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语汇。同样的台湾话中的客家话，也有很多相异于中国的客家话之处。至于台湾话中的高山族语言，是本来就与中国系语言毫不相关的。在宗教上，妈祖信仰在台湾特别盛行。台湾佛教在日据时代颇受日本佛教的影响。基督教在台湾人中间，最多的是长老教派，而中国人的基督徒却以浸信会等为多数。在风俗上，台湾人的风俗、生活有很多类似东南亚之处，也有很多地方像日本。真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许世楷说来说去，“像日本”，“似越南”，却回避不了他本是站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去做比较的，没有这个基础，也就没有台湾文化，也就不必“像”呀“似”的玩词汇游戏了。

关于台湾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关系，近年来在岛内讨论一直十分激烈，台湾人高伊哥在《台湾历史意识问题》一文中说：“对现代台湾人而言，不论他是福建人、客家人、高山族、以及大多数早被同化而仅少数还保持原貌的平埔族，数百年的种族斗争历史不必回避，也不必刻意分化造成彼此的敌视。这三个种族数百年来都共同面临一个接一个外来‘头家’的残酷统治，而在共同的命运下，认同这块土地上的社会经济共同体，一起创造历史，繁衍子孙。……这个杂揉汉文化、日本文化及马来文化的社经共同体，在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力下逐渐成长，并随着统治力的转换而变动。这就是台湾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认同这块土地，以台湾人自居，就是主观的台湾意识。”

台湾人宋东阳在《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中也说：“三百年来的台湾移民社会，具备一套长期的改造过程，那就是把来自古老中国的汉人，改造成适应于台湾风土的拓植者。台湾先民便是在这种动态的改造中，渐渐放弃他们的历史包袱。在他们的观念里，并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他们的中心其实是他立足的土地。”以上这些理论都是企图证明，台湾文化与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已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证明不同时，又无法掩饰大陆文化参与其间的事实。客家话也好，闽南话也好，都是大陆带去的。台湾的风俗，纵有些台湾特色，却明摆着与大陆同根。因此，有些“台独”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台湾的文化，无疑地，承传了许许多多的汉族文化，但五十年的日治，近三十年的西化，以及台湾本地的山地文化，正逐渐溶化成一个新文化。”后面这些话说得含混。任何一种文化都在发展，五十年日治，三十年西化，并没有改变在台湾有上千年源流的文化传统的主流。而岛内有志气，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对于强迫输入的日治及西化文化，也曾做过多次抵制，在台湾掀起过一次次向传统文化认同的文化运动。至于在讨论台湾文化时，引发的台湾意识论战，其涵盖也并未跳出文化传统这一命题。就象台湾乡土文化本是中华文化的部分一样，用台湾的乡土意识对抗祖国和民族观念，以所谓台湾命运共同体的住民意识做为鼓吹“台独”的理论，仍是站不往脚的。近十年，海峡两岸开放交流，各种文化活动日趋频繁，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到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同源，而这种认同感是绝不可能在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中找到的，这也充分证明了两岸人民原是骨肉相联的同胞。

“台湾民族”论由于其根本上歪曲了历史，也抹杀了现实，因而无法为台湾人接受，所有为其辩解的文章都显得牵强而少说服力。特别是1949年后，蒋介石带着大批大陆人进入台湾，台湾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台独”再以“台湾民族”相号召，更显出划地为牢的窘迫尴尬之态，而“文化论”“意识论”之争也难改变其根本的荒谬，“台湾民族”论遂日渐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