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湾当局为“台独”提供的岛内小气候

(一)当前岛内“台独”活动的猖獗，与台湾当局竭力推行“一国两府”的“独台”路线有直接关系。几年以来，随着海峡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的不断增多，国民党当局基于政治上的需要和为了因应形势发展变化，在对大陆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若干重大的策略调整。1990年5月，李登辉就职“总统”后，正式抛出了以“一个国家、两个对等政府”为核心内容的大陆政策，即将海峡两岸视为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目的实际上是妄图在“一个中国”的口号下，造成两个“对等政府”长期并存的事实。以后在制定“《国家统一纲领》”及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时，“一国两府”的主张又进一步得到了明确和强调。

不仅如此，台湾当局还力图将“一国两府”模式用于国际社会，争取“独立的国际人格”。以后连“一国”也不怎么提了，干脆搞起“弹性外交”、“双重承认”，只强调“必须坚持主权独立原则”。如1991年中，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就公开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是“主要目的”，至于以什么名称加入则可以“弹性为原则”。在民进党等“台独”势力向台湾“总统府”提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要求后，李登辉随即公开表示：“我们最关心的是参加联合国，先决条件是首先要参加。如果我们拘泥于名称，把自己限制在某个特定的名字上，我们将永远不会实现我们的目标。”“总统府”新闻秘书焦仁和也宣称：不论加入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最主要在于能够加入、如何加入为原则，至于名称可保持弹性。经务实方式参与国际活动，以更宽广空间推动“外交”，此乃“总统”一贯理念。“‘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创始国，目前名称还在，不过为了要重返国际组织，名称上有时会有通权达变的做法，以保持弹性为宜……”。李登辉的主张得到了部分“立法委员”的支持，1991年6月18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国民党籍“增额立委”黄主文等提出的《重返联合国建议案》。7月8日，台湾当局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双重承认”广告。8月8日，李登辉更公开表示接受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对所谓主权再解释的谬论。

台湾当局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在以民进党为首的“台独”分子看来，只是改装了的“台独”。如民进党的“外交部”主任、激进“台独”分子卢修一在评估国民党的对大陆政策时说：“这是以独立政治实体为考量的准两国两府模式”。可见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在争取“台湾独立政治实体地位”方面是重合的。民进党前主席、“美丽岛系”大老黄信介和“新潮流系”核心成员邱义仁认为：“李登辉上台后，事实上执行的就是‘独台’政策，与我(民进党)并无差异”，我搞‘台独’，他(国民党)搞‘独台’，只不过他只做不说，我比较老实，把它说出来而已”。这些言论不仅表明“台独”与“独台”间的微妙关系，而且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两者的共同实质。

(二)“阳统阴独”的国民党“主流派”对“台独”采取姑息养奸政策。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和以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等为首的国民党“非主流派”，在“统独”问题上意识相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台独”活动的态度和做法上有着严重的分歧。“主流派”认为，不应该压制“台独言论的自由”，对“台独”活动的处置要“谨慎”，尺度要从宽，因为“‘台独’是中共逼出来的”，隐含着“台独有理”之意。郝柏村等“非主流派”则不以为然，他们虽坚持反共立场，但在反“台独”这个问题上态度明朗，他认为，“台独”违反国民党“‘宪法’宗旨，也违背了国家统一原则，更将招致中共武力攻台”，因此主张对任何“台独”活动，必须予以坚决打击，“依法”严办、快办，否则无法抑制“台独”势力的膨胀。所以，有人又将国民党权力核心的这两大派别称为“姑息怂恿台独派”和“反台独派”。就目前来看，两派在如何对待“台独”问题上的斗争，已经公开化，尖锐化，成为国民党内对立斗争的焦点之一。

国民党“主流派”所代表的基本上是台湾的地方势力，他们对“台独”的姑息纵容，总是以打击、孤立、压制“反台独派”和“要求统一派”为前提的。他们这种做法，一方面，受到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的赏识和欢迎，居然有的“台独”分子以拉拢的口吻放话说，将来如果“总统直选”，我会把选票投给李登辉的；另一方面，也更加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他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使国民党当局陷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境地。如果采取强硬手段，“依法”严惩“台独”分子，就像1991年5月侦办“独台会”案一样，势将重新引起台湾社会的剧烈动荡，甚至引发街头暴乱，不但会损害国民党的形象，而且将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相反，如果采取“容忍”的态度，不但难以向广大台湾民众交待，而且必然造成“台独”分子采取进一步行动，以突破国民党难以容忍的底线，使时局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台湾当局目前对“台独”仍然采取又打又拉，以拉为主，以打为辅的策略，以削弱“非主流派”的力量，而且也是制约大陆方面的一个筹码，企图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三)台湾当局缺乏有效遏制岛内“台独”蔓延的办法，使其对“台独”的打击能力明显衰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惩办“台独”心慈手软，而且往往以妥协告终。譬如1991年5月的侦办“独台会”案，“独台会”为海外暴力“台独”团体，其成员专门进行破坏活动。台湾当局对其采取行动，逮捕其4名成员，似乎决心很大，措施果断。但经过“台独”分子煽动教育界一些教师、学生罢教、罢课、举行示威游行活动一闹，台湾当局就软了下来，不仅检讨自己“时机不当”、“礼貌不周”，而且无可奈何地以交保的形式释放了被抓的几名“台独”头子。郝柏村本欲借此打击日益升温的“台独”活动，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但结果适得其反，“台独”活动更加猖獗。2．放宽对海外“台独”分子的入境管制。在蒋介石父子统治时期，对“台独”分子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一直禁止任何海外“台独”分子涉足台湾，并对一些激进“台独”分子发出通缉令。台湾“解除戒严”之后，特别是李登辉主政以来，尽管台湾当局仍将“台独联盟”视为“叛乱组织”，不允许其在岛内公开活动，但对绝大部分不主张或放弃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台独”的所谓“温和派台独”组织及个别“激进派台独”分子却放宽了入境限制，准许他们回台公开活动。如“台独联盟”的外围组织“世界台湾同乡会”，1988年、1989年连续两次获准在台湾举行年会，鼓吹“台湾独立建国”主张。1990年7月，又允许“台独”组织“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回台召开年会。特别是1990年6月，李登辉还亲自邀请彭明敏、陈唐山、廖述宗、王桂荣等海外“台独”分子回台参加所谓“国是会议”，使“台独无罪，台独有理”成了既成事实。

(四)“台独”是当前岛内各派政治力量间争权夺利的必然产物。这里所谓“各派政治力量间的争权夺利”，实际上就是指台湾国民党当局同以民进党为首的在野反对势力之间，围绕着政权的激烈角逐。政治斗争是很现实的权力斗争，“统一与反统一”、“独立与反独立”，其实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所以，它也是很现实的。而“台独”正是以民进党为首的在野反对势力用来与国民党比权量力的主要政治手段之一。

(1)民进党看准国民党当局依附和惧怕美国的心理弱点，故意迎合某些帝国主义分子反共、反华的需要，提出“台独”主张，以达到“挟洋自重”的目的。前文谈到，美国政府目前在台湾问题上所执行的，实质上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双轨政策”。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台湾当局也好，民进党也好，都看得十分明白，反映在政策上就是“独台”或者“台独”。但他们都称自己才是真正代表着美国的在华利益，于是就形成了“美国结”。“美国结”是“台湾结的根本大结”。台湾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中国统一联盟”主席陈映真是这样论述“美国结”的，他说：“同在一个美国依附的社会基础上，‘国府’和党外同时培养并且发展了亲美、崇美、对美国基本上没有批判意识的相同体质，并且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美国结’”。“在这样的‘美国结’的世界中，人们在偌大一个地球上只看见一个巨大、光辉的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在这合众国旁边的台湾。”“这美国结的具体情感，不论在‘国府’或它的反对体民进党外，都表现为下述六种心态”：

1．各自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忠实的伙伴。都认为自己最忠实地信仰和服膺美国反共、“民主”、“自由”的原则；都认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完全符合美国当前战略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2．都对美国怀抱着哀怨却热烈的情感。都关心《上海公报》上“认知”和“承认”的差别；都希望美国为台湾“一千八百万居民”的“幸福”与“自由”介入台湾事务；在美国与中共和好之时，都表现出哀怨的沉默，一厢情愿地抱着美国“不会遗弃我”的热情，而不敢发出怒声。3．他们都私下坚信“美国最爱我”。有人凭着在台湾实际有效地统治和多年来各种具体合作的历史经验；有人凭着多年来美国“暗”中伸出来的手，各自相信美国“对我最好”，死心踏地，忠贞不渝。4．都对美国的富裕、民主和自由、强大的国力、高大漂亮的形象，有发自内心最真实的崇拜。美国国会、舆论对自己的一褒一贬，都足以使自己陶醉或悲伤。与美国相接，尊崇、敬服之心油然而生；与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相接，则欣然有骄矜之色，不知不觉间，在美国人面前自动地流露出谄笑之色而不自觉。5．都对贫穷的中国大陆有鄙夷之情。有人对“匪区”长期做鄙夷的宣传；有人对“中国民族”传统中“落后”、“残暴”、“黑暗”，恒有深刻的蔑视和敌意，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反华的情感。这种对中国大陆人民、历史和文化的鄙视，和50年代冷战时代由美国推动的反共论调，有极为密切的关联，而不知不觉间，在这种宣传下，中国大陆竟成了他国；大陆人民竟成了他族。6．对美国文化、政治、国力的崇拜，造成了对西方文化、政治的崇拜，并且同时在它的对立面，都发展出对东亚邻近穷国、第三世界贫困国家的轻蔑意识。因此，不论“国府”或民进党，对第三世界都不约而同地忽视、鄙视。在他们眼中，能说欧美语、日语的人种才是高等民族(见1984年6月台湾《夏潮论坛》载陈映真《吃美国奶粉长大的孩子》一文)。

以民进党为代表的海内外“台独”势力对美国五体投地的崇拜，甚至最终发展到现在连某些美国的颐指气使都不折不扣奉为他们行动的指南。这样，对他们来讲，倒也能带来实际的利益，一方面能够抬高身价，扩大影响，增加同国民党抗衡的筹码；另一方面，也可以吓阻国民党当局的法律制裁，逐步拓宽自己的活动空间，以达到最后替代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目的。

(2)主张“台独”，意在与国民党针锋相对，以争取在两岸关系上的参与权和发言权。民进党声称，“独台”是维持现状，维持“中华民国”体制和“统一”政策；“台独”则是要建立新国家，要以“台湾体制”取代“中华民国体制”。“独台”和“台独”的交集是现阶段都反对中国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但就长期而言，则是矛盾对立的。国民党目前还是台湾的执政党，中国政府也一再表示，将来统一谈判要以国民党为谈判对手。1990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又相继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工作委员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等常设机构，并制定了“《国家统一纲领》”，而这些动作都几乎将民进党排除在外。因此，民进党从反对和平统一的根本立场出发，担心国民党包揽大陆事务，垄断两岸对话，与中共“作私下交易”，将“造成台湾可能被中共统一的危险”，故而追不及待地打出“台独”旗号，“以使中共和国民党当局都认识到民进党是处理两岸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当然，民进党等“台独”势力这种做法本身主要还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但也对祖国的和平统一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他们心里也明白，实现和平统一的决定因素在大陆而不在台湾。譬如民进党前主席黄信介就曾坦承：“从国际形势看，将来影响台湾前途最大最厉害的仍是大陆，不是美国或日本”，“只要大陆发射两颗导弹，一颗对准大肚山，一颗对准阿里山，不打死台湾同胞，也会把台湾同胞吓死，大家都跑到海外去了。”可见，“台独”分子闹分离，心里最担心和害怕的就是中共出面干预。

(三)“台独”的膨胀，是台湾在野反对势力为适应岛内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而进行策略调整的充分体现。仅以民进党为例，这种策略调整主要包括：第一，由于民进党实力的发展，特别是其内部的“新潮流系”为首的“台独”势力的坐大，使本来只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的政治企图从最初要制衡国民党，发展演变成要“独立建国”，向国民党夺权，成了地地道道的“台独党”。第二，随着国民党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废除“临时条款”，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全面改选各级“民意”机构和修改“宪法”等一项项“政治革新”内容的落实，使过去民进党用以反对国民党的强有力的政治诉求越来越少，民进党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别无良策，不得不公开亮出备受争议和关注的所谓“建立新国家、制定新宪法”的招牌，以与国民党一赌输赢。

随着“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宪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多元化趋势的发展、本土意识的增强以及国民党控制力的下降，今后“台独”势力在岛内可能将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台独”分子将会加紧“台独”谬论的鼓吹、“制宪运动”的推动和各项选举的争夺等。“台独”势力的发展，一方面势必使台湾岛内的“统独”之争更加白热化，成为导致台湾政局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延缓和平统一的进程。因此，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