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前“台独”活动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和台湾岛内形势的变化，尤其自岛内“三级公职人员选举”，台湾当局提出“一国两府”、“双重承认”的“独台”主张以来，“台独”活动有了明显的改变，带有与历史上“台独”显著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

一、岛内“台独”活动已由地下转到街头，由隐蔽走向公开，由“非法”逐渐变成实际上的“合法”。从台湾光复一直到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国民党的严厉打击，实际上“台独”在台湾岛内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最早公开鼓吹“台独”的，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台独”组织——“基督教长老教会”，他们宣扬要“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但因为找不到兜售的市场，结果只好不得不跑到海外去发动什么“台湾基督徒自决运动”。“台独”活动真正由地下转到地上，由隐蔽走向公开，由非法变成合法，是从1986年，“台独”分子以“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为幌子，公开拉帮结伙和参加各种选举开始的。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时，只提出比较隐晦的“台独”主张——“住民自决”，而且还不是作为该党的主要“政治诉求”提出的。1987年8月，“政治受难者联谊会”举行成立大会，突然明确提出“台独”主张。本来台湾当局可以“依法”取缔该组织而收惩一儆百之效，但结果只追究了蔡有全、许曹德等“台独”分子个人的刑事责任，致使1988年10月该会发起了震撼岛内外的“新国家运动”，以游行、口号、标语、演讲等形式公开发表“台湾独立建国”主张。而台湾当局仍然企图拿该会总干事郑南榕问罪，结果郑拒捕自焚又催生了一个“台独”组织——“台湾建国联盟”，使“台独”活动一发不可收拾。以后“台独”分子越来越猖獗。1989年底，“民进党新潮流系”公开成立“新国家连线”，以所谓“制定新宪法、选举新国会、建立新国家”为共同政见参加台湾的“三项公职选举”，在32名候选人中竟有20人当选。从此，“台独”势力除了街头运动之外，又可以利用“议会”讲坛，进行公开、合法的“台独”活动。

二、“台独”组织及其活动由分散逐步走向联合。近年来，岛内各种“台独”组织间的“整合”和相互“沟通协调”是十分频繁的。1990年12月，岛内“台独”组织首次举行“沟通会议”，达成“互相协调的共识”。1991年3月16日，岛内10多个“台独”组织再度举行“沟通会议”，决定成立“联系协调中心”，并研究和确定了未来岛内“台独活动”的方向。1991年3月底，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的十几个“台独”团体在某些美国国会议员的帮助下，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独派联席恳谈会”，会议决定采用“联合体方式”，通过适当步骤，加强岛内外“台独”团体的“沟通、协调”和“组织整合”，并决定岛内外“台独”团体今后每年举行两次“沟通会议”。1991年6月8日，台湾岛内“台独”组织召开第三次“沟通会议”，决定成立“台湾建国研讨会议”，谋求各派“独派”势力进一步走向组织联合。

三、“台独”活动重心由岛外转向岛内，岛内外“台独”势力趋向合流。这是当前“台独”活动的又一个特点。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以前，由于蒋介石父子对“台独”采取坚决打击、镇压政策，“台独”分子无法在岛内生存、发展，仅限于在美国、日本等地进行活动，“台独”势力活动的重心在海外。但李登辉上台以来，因为对“台独”采取姑息、怂恿政策，岛内许多“台独”分子纷纷露面，各种“台独”组织相继出现，“台独”言论甚嚣尘上，其声势和影响已远远超过海外“台独”势力，致使岛外“台独”分子一方面受到鼓舞，同时又感到如不尽快向岛内发展，将失去其在“台独”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海外“台独”分子千方百计向岛内渗透。而岛内“台独”势力要向外扩张，也必须借助海外“台独”以积累资源和争取国际反动力量的同情与支持，于是就形成了岛内外“台独”运动走向合流的趋势和特点。

四、“台独”分子加紧在岛内知识界、青年学生中发展势力、扩大影响。台湾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青年学生，由于长期接受西方教育，普遍存在着一种个人主义出人头地的“精英意识”，国家民族观念日趋淡薄；也有人长期受台湾当局反共宣传的影响，对祖国大陆很不了解，同时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满，特别是“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对台湾同胞的血腥镇压，至今记忆犹新，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台独”野心家们的煽动、挑拨，从而使当今的文化、教育界成了“台独”泛滥的重灾区。一些大学教授和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岛内的各种“台独”活动，并公开成立“台独”组织。如1990年12月，由部分台籍学者组成的“台湾教授学会”公开鼓吹“认同台湾主权独立，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家”；1990年5月，台湾一些大专院校学生成立“全国学生运动联盟”，提出“召开制宪会议，举行公民复决”等“台独”主张。1991年4月，台北、台中地区的大专院校学运团体与“台湾教授协会”又联合组成“台湾学生制宪联盟”，主张“确立台湾为主权国家”、“要求制定新宪法”，等等。1991年5月声援“独台会”被捕成员的活动中，一些学生和教授还联合组成了“知识界反政治迫害联盟”，并由该联盟发起、组织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五·二○”大游行，帮助一小撮“台独”分子将岛内“台独”活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五、将“台独”运动扩大成“国际性行为”，以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由于海峡两岸都一再声明“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范畴，因此以民进党为主的“台独”势力便千方百计企图跳出“中国内政”的框子，搞出许多名堂以凸显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些活动包括：由民进党前主席黄信介致函各国政府，说明民进党“台独”主张；1991年，在所谓《旧金山和约》签订40周年之际，“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等“台独”组织在美国、日本等地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藉此进一步向国际社会表明“台湾主权属于台湾住民”、“台湾人有决定自己前途的决心”等；一些“台独”组织还竭力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案”，等等。其内容，第一是，要求联合国出面支持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前途；第二是，要求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上述“台独”活动特点的形成，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总起来说，不外是国际大气候和台湾岛内的小气候有以激成。对这些起相当影响的国际形势和岛内形势进行分析，能使人们加深对新形势下“台独”活动新特点的理解，也有利于澄清一些别有用心、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例如，台湾当局有人竟然声称，近年“台独”活动是中共“全面封杀”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所逼出来的。这种蓄意诿罪于中共的论调用心是十分险恶的。考察岛内外几年来的气候给予“台独”的影响，也是对上述论调的最有力的驳斥。

一、国际形势的影响

近年来，国际大气候对“台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某些统一国家中的民族现在纷纷独立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给“台独”分子以极大的“鼓舞”，使他们看到了“希望”，认为现在是公开搞“台独”活动，建立“台湾共和国”的最好时机。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曾洋洋得意地说：“台湾独立主张以往在国际上难获支持，俄共垮台之后，国际形势有重大变化，对民进党提出台独诉求非常有利，比过去更容易得到支持。”第二，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台独”分子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现在已经“自顾不暇”，所谓不承诺不使用武力，不过是一句吓唬人的空话，其实根本没有力量来管台湾独立不独立。于是他们也就更加嚣张。第三，以美国某些反华分子为首的敌对势力再次掀起反华浪潮，对“台独”的嚣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苏联解体之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苏两大霸权主义现在变成了美国独霸，旧的中、美、苏之间相互制衡的大三角关系也已不复存在，但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对立还依然存在着。因此，国际上某些不愿看到中国统一富强的反动势力，很自然地把下一个斗争矛头指向中国。这一点，从他们中一些人的言论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譬如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过去由于苏联威胁的存在，美国视中国的重要性有时未免夸张，自1989年以后，至少我们的立场变得实际了。”(见台湾《中华杂志》第337期)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夏夫在他的《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的恐惧》一文中预言：由于“中国对国际法中国家主权与普遍人权(包括承认自决的权力)，在眼前所起的新变化视若无睹”，“中国和西方在世界政治中会出现更深的裂痕”。(见1991年11月1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另外一些对中国“定位”的提供上，也能够看出美国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更加敌视中国的苗头。如1988年前美国情报局副局长克莱恩在其《超级战略》一书中提到中国时，还只是说：“中国对美国来讲，永远是一个潜在的敌人。”到了1991年，美国《纽约时报》等大报就公然宣称：“中国已成为西方头号敌人的角色”，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敌人”，等等。(见1991年9月22日《纽约时报》)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的转变，这些人的反华活动也逐步升级。这些活动包括：(1)在经济上制裁中国；(2)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攻击和污蔑；(3)挑拨民族关系，制造分裂，妄图“拆散中国”，如1991年10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所谓《美国国务院授权法》，声称西藏、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地区是被占领国土，其合法代表是达赖。(转引自台湾《海峡评论》杂志1991年第12期)；(4)把台湾作为美国“潜在的战略基地”，投放更大的力量，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政治渗透和“和平演变”。这一切都给“台独”分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使其更加无孔不入地从事卖国求荣的分裂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