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设置的种种障碍，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排除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所窃据的席位。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对台政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中双方共同发表《上海公报》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1978年12月16日，中美签署《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元旦起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将与台湾“断交”、“废约”，并从台湾撤出其军事人员等等。

但这些变化都没有使台湾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20多年来，在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同时，美台实质关系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大大加深。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美国政府曾多次作出违背两国建交原则，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情。如：1971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作成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报告。据香港《明报月刊》透露，这份报告所提出的美国对待台湾的基本政策是：“首先推出一个‘得到美国充分支持的、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台湾化计划’，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建立一个‘由台湾人控制的代议制’政府，而台湾政权‘一旦掌握在台湾人手里’，美国就可以运用它‘设法就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国对话’，或者是‘台湾人接受在中国范围内某种形式的自治地位’，或者是‘造成一种政治局势，使中国人同意一个友好的台湾独立’。”(见1988年1月《明报月刊》文章：《台湾淡入‘后蒋经国时代’》)1979年4月10日，美国以国内立法形式，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决定在美台间互设名为民间实为享有各种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半官方机构。并承认1978年以前与台湾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相关规定外，一律继续有效。同时，华盛顿还声称，美国关于中美建交是“基于台湾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和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故其决定将继续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

再如：1983年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台湾前途决议案》(即74号“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由一向主张“台湾独立”的美国参议员佩尔、格林、肯尼迪等人提出的，它声称：“台湾的前途必须和平解决，其方式须免于强制，且为在台湾的住民所能接受的，并须符合国会所制定的各项法律，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签订的公报”。1989年7月19日，在北京一度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后，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由该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和参议员利伯曼、赫尔姆斯等共同提出的所谓“台湾前途”的285号“修正案”。主张：(1)台湾前途应以一种和平的、不带任何强制的、并且是台湾住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决定；(2)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取决于中国当局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前途或不以武力进行威胁的意愿。

第二，美国一些亲台势力千方百计介入台湾的内部事务，力图左右台湾局势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东欧局势发生骤变，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联(中)共制苏”的目标已经达到，“中国战略价值已相对下降”，主张要将下一个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因此，要充分发挥台湾的作用，即“以台制(中)共”，促使中国“和平演变”。在这种舆论之下，美国的亲台势力又开始抬头，煽动“台独”也更加起劲。如近年来频频抛头露面，不厌其烦地鼓噪“台湾主权独立”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主席索拉兹、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以及美国国务院前中国科科长费浩伟等人，都被“台独”分子封为“台湾人民自决的强有力鼓吹者”。众、参两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外交部门等，也被称作“台独机构”。

这些外国势力一方面鼓吹什么“台湾将符合国际法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所有条件：明确的领土和人民，以及一个愿意且有能力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费浩伟)；“台湾为一分离个体，美国将逐渐接受这个事实”，“台湾前途的归宿已成为国际问题”，要求国际社会给予台湾一个“国际的法律地位”(白乐崎)等；另一方面，不断鼓吹所谓“新主权论”，攻击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观念已经过时”，说什么“此种观念已不适用于目前国际社会，不应施用于台湾”(见1991年7月16日李洁明在“两岸民主化和统一前景”研讨会上的讲话)。李洁明还特别诬蔑中国“以‘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统一的唯一模式是一种霸道作法”。克拉克更亲自跑到台湾，公然参加“台独”分子发起组织的“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在街头当众煽动说：“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现在是台湾争取加入联合国的时候了”。关于我国政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对台方针政策，这些外国敌对势力大放厥词，进行诋毁。李洁明在一篇演讲中表示，武力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没有可以扮演的角色”。“随着中国仍然威胁动用武力攻台，台湾就应该拥有自卫能力，而且应该获得所有国家的国防支持”(见1991年9月6日《亚洲华尔街日报》)。索拉兹也多次叫嚣：“美国不能容忍中共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除了上述许多的“台独”言论之外，有“台独”理论家之称的陈明芳和美国宾州大学教授张旭成等，还为台湾岛内“台独”的孳生和蔓延进行辩护说：“台湾的权力结构长期呈现一种外省人殖民统治的特征”，这是“台独”产生的“最基本的原因”，“台独”就是“台湾人要出头天”。诸如此类的“台独”言论，无异于给岛内外的“台独”运动注射一针针兴奋剂，从而使形形色色的“台独”组织及其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地活跃起来。

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台湾殖民梦翻开早期帝国主义在东方殖民掠夺的历史，人们不难看出，日本当时并不是西方列强的强有力竞争者，在台湾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是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启发和影响了日本，逐步形成美日联手，加紧对宝岛的渗透和掠夺。如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美国亦公然派兵协助，并为其出谋划策及以军火、船舰供应日军屠杀台湾人民。1895年在签订《马关条约》过程中，美、日帝国主义又一唱一和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但当日本达到目的之后，就一脚踢开美国，独吞对台湾的殖民利益。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支持“台独”的日本人几乎都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总督府的殖民官僚、日寇侵华时期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务、法西斯旧军人、右翼团体头目等等。那时的日本政府是美国一手扶植和随意摆布的傀儡，台湾当局依靠美国政府。美国竭力想把日本和台湾联在一起，构成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威胁。相反，日本政界也总是企图效法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模式，一方面同台湾当局明来暗往，勾勾搭搭；另一方面又包庇、怂恿“台独”，为日本殖民主义招魂，致使“台独”分子以日本为大本营，活跃了20多年，至今仍是部分“台独”组织的根据地。

日本朝野与“台湾独立运动”的关系，虽不如美国那样表现得异常露骨，但从日本一些人的言谈话语当中也能看出个眉目。如1948年9月27日，有“智囊”之称的日本政治幕后人物滕泽亲雄就曾公开承认他与当时廖文毅等的“台湾再解放同盟”等“台独”组织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并承认在日本的美国人和日本人与“台独”组织有关系的很多。1956年2月28日，与台湾还有所谓邦交关系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专门选在“二·二八事件”纪念日这一天公开声明：“台湾并非中国的领土”，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宣言》所载日本自中国窃取东北、台澎的记载，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后来，他的谬论果然也成了“台独”分子“台湾不属于中国”主张的历史根据。

此外，日本某些政要和学者在美化当年日本奴役台湾的同时，还对台湾人民进行了忍无可忍的丑化和侮辱。1963年，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党魁岸信介曾经表示：“就历史和种族，台湾和大陆均不同，台湾人也不像外省人要急于回去，……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日本人，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对日本?这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较好的殖民政策的缘故，但我认为最基本的是台湾人的不同性格之故，他们易于被统治，因为他们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传统。因此，他们比韩国人温和。”1972年时，日本关西大学神学系主任小林信雄等也有类似的论调。他说：“今后台湾关系究将如何，即台湾本身之将来如何，此为引起吾等极大关切之问题。窃思对此等人之命运寄予深切之关心，乃吾日本人之义务。过去达50年之久的日本对台湾之殖民地统治，尽管是错误地充满了不实之处，但尚有多数台湾人对日本怀抱着深刻的依恋与亲切感，此等事实不容抹杀。”这些言论都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日本反动派对台湾和台湾人民的歧视。但日本反动势力与美帝国主义的另外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并不想因为台湾而得罪我国，也不想在台湾问题上投入太多的力量，而只是采取“乐观其成”的态度。如早在1957年时，日本外务省官员就曾毫不掩饰地道出了这种意思，他们说：“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代，台湾将成为另外一个国家，那时候日本将自两个中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和最小政治冒险。”

从台湾光复至今48年来，日本与台湾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随着中日、中美及日美间关系的不断调整变化，也经历了一个时断时续、或明或暗的演变过程。自1945年10月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奉天皇裕仁命令在投降书上签字，结束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到1949年12月蒋介石逃台之前，日台关系处于完全断绝的情况下。至1950年后，在美国的撮合下才逐渐恢复。1952年7月，“台湾日本经济协会”成立，张群、何应钦等鼓吹日台合作，经济上共同发展，政治上共同反共。自此，日本加速向台湾扩张，至50年代中期，日台经济关系已恢复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水平，台湾对日本的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一半左右。1972年9月，中日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日本虽承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表示将与台湾当局“断交”，今后将“在不损害日中正常关系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同台湾的经济贸易往来”。但实际上日本政府与台湾各方面的明来暗往一直不断。目前，日本的对台投资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投资者，垄断了台湾的本地市场和出口贸易，而台湾也依赖日本技术，俨然成了日本的加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某些当权者当然希望台湾保持现状，而不愿看到中国统一。因此，他们对“台独”活动的关怀和厚爱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前些年日本的一些“自民党”人在参加参议员竞选时，就公开要求日本政府明确表态支持“台独”，甚至提出“收复台湾”的口号。日本的右翼势力还悍然组织了“光复会”。1987年2月，民进党组团访日时，日本政界和“自民党”中有些人对之另眼相待，还专门就“住民自决”和双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1991年10月，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不久，在日本的“台独”团体又纷纷出来，为岛内的“台独”活动呐喊助威，而新当选为民进党主席的激进“台独”分子许信良，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日本去乞求奥援。所以，只要我们把诸如此类的蛛丝马迹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到站在“台独”背后的那个日本反动势力的黑影。

总而言之，上述所有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外国帝国主义从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一切所谓“台独理论”都是由他们“发明”的；一切“台独”活动都是他们在幕后指使和操纵。他们阴谋分裂中国，染指和控制台湾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美国系统的“台独”是为美国的亚太及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日本系统的“台独”是为延续日本军国主义在台的殖民特权以及当代日本资本家在台湾的现实利益服务的。尽管他们各怀鬼胎，但在妄图破坏中国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进而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美、日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华目标都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