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台独”产生的国际背景

一、历史的回顾

祖国宝岛台湾物产丰富，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代以来，一直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早在1847年，美国就曾对台湾岛上的煤矿资源进行过有系统的调查。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半岛与东方汽船公司”与台湾岛上的住民签下合约，以7元钱一吨的价钱买下7千吨台湾煤。1849年7月，美国海军双桅舰“海豚号”在舰长奥格登的指挥下驶入基隆港。当地地方官员及百姓竭力阻止其勘察附近煤矿的企图，但这位舰长还是想方设法偷运出了一些矿煤样品，送返美国进行化验。后来根据一份正式的探察报告记载，基隆煤矿的质量比英国利物浦的煤质还要好。那份报告并警告美国政府说：“有了如此便利的煤源，可以减少美国对欧洲煤源的依赖。这将很快引起其他国家对台湾的注意。”(见1849年7月号《中国宝藏》月刊)

1854年，美国东方舰队司令伯里在美国海军部的催促下，亲率两艘军舰登陆基隆进行勘察。他在给华盛顿当局的报告中主张：“在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东方地区，极应建立一个美国的基地，作为保持美国在东方海上权利的手段，而且是绝对需要的一种手段。”他提出：“美国应单独在台湾采取机先行动”，“建立一个美国殖民地或居留地，作为美国发展其东方商务的中心”。这样，不但可以“掩护和控制”中国沿海的主要商港，而且足以控制“中国东北海面的入口”。这就是美国最早提出的台湾分离主义。

同年，出任美国驻日领事的美国贸易商哈里斯，又向美国国务卿马西提出了一项“购买台湾”的建议。他认为，台湾对于美国起码有五大好处：(1)可以作为美国商品输入中国销售的一个储运站；(2)可作为基督教的一个传播站；(3)可在海面上控制中国所属南北各省的贸易；(4)台湾几乎已成为美国西海岸对中国贸易所必经的门户；(5)从台湾向日本方面去寻求发展的领域。

1857年3月，美国驻华公使彼得·派克受命来续修《望厦条约》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最密件”报告，其中也谈到有关侵吞台湾的打算。报告写道：“……台湾作为一个煤补给的来源，是建立一条自加利福尼亚州延伸至日本、中国的汽船运输线的最有利条件。这个岛屿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旦台湾在政治上，一如它在地理上一般与中国分离的时候，美国应即刻占有台湾。这项行动对美国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台湾之人道、文化、航海及商业上之利益，今皆系于美国政府之动向而定。美国政府安能逃避此责。”(见参议院文件第22卷《彼得·派克书信录》)

1858年，美国政府与英、法、俄等国联合采取行动，胁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台湾，准许外国人居住和通商。随即，台湾的安平(今台南)、沪尾(今淡水)、打狗(今高雄)和鸡笼(今基隆)等港口先后开放为外国的通商口岸，美国等外国势力自此相继侵入台湾。1861年，西华德出任美国国务卿，首倡“太平洋帝国论”，进一步主张美国应向西太平洋扩张。但美国妄图独霸台湾的领土野心，终因各种原因(如比其他列强动手晚了，国内正陷于南北战争及黑人问题严重，等等)未能得逞。相反，美国对台湾的垂涎却大大刺激了日本的领土欲望，使日本在19世纪的角逐中捷足先登，终于从腐败的清政府手中攫取了台湾，并实行殖民统治。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扩张。美帝国主义鼓吹“台湾分离主义”，煽动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向来是其对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的对台政策则又是其对华政策和远东政策的一个要素。再说得明白些，美帝策划“台独”的真正意图，归根结蒂是要永久霸占台湾，并以此当跳板，进而维护和扩张其在远东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强权利益。

二、所谓“台湾问题”是美国一些反动势力一手制造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台湾遂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台湾归还给中国本来是毫无问题。但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五角大楼成立的“远东战略小组”成员柯乔治(日据时代任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的海军情报官，号称“台湾专家”)，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基于美国远东战略利益的考虑，建议美国在战后“托管”台湾，并在美军的“托管”下，进行“台湾民族自决”，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但这个计划被“开罗会议”所申明的关于战后台湾、澎湖列岛须归还中国的立场所阻止。于是，“远东战略小组”又考虑布置麦克阿瑟将军由澳洲反攻，从日本手中攻占台湾，然后由美军暂时统治，战后再成立“台湾共和国”。美国并为此特别培训了一批准备接管台湾的行政人员，现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即其中之一。但美军尚来不及攻占台湾，该计划又被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打乱了。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美军以接运来台接收的国民党人员及遣返日军和侨民为由，立即派海军舰队进驻高雄港。又把台湾作为美国空军不可或缺的中继站，迅速修复了台北、新竹、台南等地的军用机场，并在林口和松山建立航空雷达站，进驻美国第13航空队。因此，还在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之前，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1945年10月24日，柯乔治与美国陆军情报官摩根和陈仪同一飞机到达台北接受台湾日军投降。柯与摩一到台湾就鼓动分裂情绪，并利用《纽约时报》、《密勒氏评论报》等舆论工具，四处散布说：“假如台湾实行公民投票，台湾人首先选择美国，其次选择日本，绝没有人选择中国。”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之后，自诩在那次事件中曾“煽动不满的怒火”的柯乔治，又带着廖文毅到上海去见魏德迈，终于抛出了所谓“台湾问题处理意见书”，主张“台湾由联合国托管，争取公民投票自决”。当时参与策划所谓“托管运动”的美国驻华机构包括：美国驻台领事馆、台北美国新闻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以及“美联社”、“合众社”，等等。其中的“牵线人”除柯乔治之外，还有美国驻台副领事卡尔、情报组长摩根上校和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卡度等人。他们利用美国船只派人经常来往于台湾、上海、南京、香港和日本之间从事“台独”活动。

1948年3月，南京当局为了弄清“托管运动”的来龙去脉，特地派行政院长孙科到台进行实地调查。孙科一到台湾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点名谴责美国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使卡尔、卡度等人都遭到了撤换。但卡度等并不甘心，离台后继续勾结廖文毅等“台独”分子搞分裂中国的活动。

继卡度之后出任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的是康理嘉。据资料记载，康理嘉到台湾的第三天就开了一个全台“情报员会议”，以检讨过去“托管运动”的失败原因，并制定新的方针。其新方针为：(1)今后不再提“托管”，因为台湾人排外性强，不能接受。(2)台湾人大多数反蒋，但又不愿受外国统治，所以可以利用他们的反蒋情绪，煽动“独立”。(3)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在蒋政权垮台后不致使台湾落入中共之手。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培养亲美势力，以控制将来台湾的政权。（4）以“台湾独立”为号召，组织民众进行反蒋运动，但在反蒋运动中，必须同时进行制造反苏、反共、亲美情绪，等等。(见台湾《海峡评论》杂志社编印的《台湾命运机密档案》)

除此之外，在美国国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上将等亦频频叫嚷什么：“中国情势日恶，台澎各岛之形势关系日本与马来半岛间的航线，亦控制菲律宾与冲绳之间交通。如果落在不友好国家之手，美国远东地位将受损害。故美国无论如何宜用一切外交及经济手法，使其长属于对美友好之政权。”(见《台湾命运机密档案》第229页)

1949年1月10日，当淮海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后，美国决策机构就立即动手策划如何将台湾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防止中国军队解放台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1月19日提出的《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立场报告》称：“美国基本目标是不让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群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标，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岛屿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至于采取什么措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策划了四种方案：(1)与国民党谈判，由美军直接占领台湾；(2)与国民党签订协定，让美国在台湾拥用“租界和基地”；(3)“支持在福摩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残余，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4)“支持当地的非共产党人继续控制福摩萨”，“不使福摩萨成为国民党政府残余分子的避难地”。此外，该报告还提出，为了分离台湾，美国应采取支持“台湾自治”政策。“要尽可能施加影响，不使大陆人再大批流入，为使今后能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美国还应周到地考虑与福摩萨当地未来的领导人保持接触。”

但是，中国大陆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打乱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分裂台湾的一切部署，使它最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1号文件也不得不承认：“若由美国占领福摩萨，不可避免地使美国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而在世界舆论的被告席上严重影响美国的道义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制定的《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的第28号特别命令称：“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它被日本当作‘台湾’统治了50年，然而从历史上，它是中国的，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见1982年时事出版社出版《台湾大事纪要》)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称：“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使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在此同时，美国停止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但事实证明，杜鲁门的声明只不过是应付时局的一种宣示，并不意味着美国已放弃霸占台湾的企图。在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曾经在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应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两份国际协定上签字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发表声明说什么：“台湾未来的地位须等到太平洋地区安全恢复及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决定，或经由联合国予以考虑”(这就是台湾主权未定论的滥觞)。并借口阻止中共可能“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随后，又恢复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全面扶植其在台湾的统治。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把台湾作为它包围中国大陆的西太平洋岛屿防线中的一环，目的在于实现“分而治之”，控制台湾，最后使台湾脱离中国。同年10月，美国再次抛出所谓“台湾未来地位问题案”(又称“福摩萨问题案”)，重弹“台湾地位未定”的老调，主张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或暂时交给联合国“托管”。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美、英等国在旧金山召开所谓“与日媾和”会议，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当时，由于英国、苏联等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坚持承认所谓“中华民国”，因此，邀请哪一方参与对日和约的订定遂发生了争执，最后决定两方面都不邀请。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美国要求日本承诺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再与国民党当局订立和约，为国民党当局统治台湾和“代表”中国留了后路，也为迄今为止的“台独”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和约”仅仅规定：“日本业已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但对其主权归属却只字未提。

1952年4月28日，美国又迫使日本政府和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所谓《日华条约》。“条约”仍然没有明文规定台澎归属中国，只说该“条约”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但根据国际法的实际占有原则，这就等于承认了台澎的主权归属于“中华民国”。该“条约”直至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时，才由日本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宣布终止。

1953年、1954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又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直接用武力侵占了台湾，把它完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随后，美国当权者着手酝酿“两个中国”的阴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企图迫使蒋介石自金门、马祖撤军，搞与大陆“脱离接触”的“划峡而治”。在这一时期，海外的“台独”组织一般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控制之下。据一些材料透露，帝国主义势力不但为这些“台独”组织及其活动提供经费和各种便利条件，有的还亲自出马参加活动，成为这些组织的急先锋。

1959年10月2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又公开声称：台湾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有40多个国家“承认福摩萨独立”。10月31日，美国参议院发表《康隆报告》以支持美国政府立场，和盘托出了美国企图把台湾省从中国版图分割出去的阴谋。即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一个受美国保护的所谓“台湾共和国”同时参加联合国的荒谬方案。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他更变本加厉地散布所谓“两个中国”论，企图尽力使分裂我国国土的阴谋成为既成事实。其“两个中国”的构想是：(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支持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2)同时承认台湾为“独立共和国”或所谓“中国福尔摩萨国”，并支持其在联合国的席位。肯尼迪此一谬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反对。但无庸置疑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插手，使本来纯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掺入了复杂的国际因素，它一方面成为台湾当局偏安一隅，拖延统一的现实资本；另一方面，也给海外“台独”分子造成了有机可乘的外部条件，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破坏统一、制造分裂的罪恶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