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在香港
一
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确定实现三民主义，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之奋斗之目标，为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推翻北洋军阀之封建统治。更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争取国际上之反帝同盟军与扩大革命阵营之群众基础。经此改革，中国革命势力之发展，乃一日千里；仅历三年之奋斗，而三民主义已深入人心，北伐大业亦于焉告成。
斯盖总理于三十余年革命斗争体验中，洞见过去革命之遭受挫折，其主要原因，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观与客观条件之尚未具备。故中国同盟会所揭橥之四大纲领，其远大目标，愿为三民主义之彻底实现，即： (一)由脱离满族少数贵族之统治，以进于中华民族之对外独立与对内平等结合；(二)由推翻满清帝国之专制统治以进于反革命集团除外的普遍民权之树立； (三)由封建制度基础之摧毁，以保障民主政治之发展与巩固，而进于民族产业之自由发展。但此伟大的革命理想，卒因外遭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之联合压迫与分化，内受革命阵营群众基础薄弱与反革命分子混入之阻碍，未能随辛亥革命之胜利而实现。其结果，满清王朝虽被推翻，而中华民国空有其名，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奴役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统治之下则依然如故。
在此艰难环境下，总理坚决认定：欲达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三民主义彻底实现之目的，首须剔除反革命分子，重整革命阵营，并谋革命政党本身之新生，以获取中国革命运动之广大群众基础，次须争取中国革命之国际同盟军，以减削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之联合压力。恰于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资本主义国家内之劳工运动随大战之结束而发展，弱小民族更掀起强烈之反帝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我中国之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亦随五四运动之展开而普遍觉醒。凡此种种，对于中国革命均为新生之有利条件。故总理以革命先知先觉者之地位，独具远见，毅然决然，立即把握此等有利条件而实行本党之改组，建立党的基础于革命群众之上；更高举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军阀之鲜明旗帜，以示三民主义革命之正确性、彻底性、坚决性及与世界反帝运动之一致性。故本党改组之后，中国革命运动即迅速开展，虽改组后之翌年，不幸总理逝世，革命顿失导师，然而三民主义已不胫而走，中国国民党之政治影响已普遍深入全国各社会阶层，不久即汇为北伐时代之伟大革命洪流，斯殆非偶然者。
是故反帝反封建任务之具体提出，与三大政策之坚决执行，为本党总理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理论与实践一致之结晶，而两者复有辅车相依不可分离之关系。如无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之具体内容，则三民主义之理想，不易立即实现。如无三大政策以结集革命力量，则反帝反封建斗争，亦不易获致彻底之胜利，故中国革命之成功或失败，决定于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之能否完成，而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之保证，又在于三大政策之是否坚决执行。
二
然而二十年前本党领导下之反帝反封建革命，毕竟功败于垂成。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本党代替北洋军阀掌握政权，一党专政垂二十年，中国政治未见有丝毫进步，中国人民所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压迫之痛苦，较之满清王朝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兹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四方面概述之：
一、言政治：则训政其名，专制其实，人民之自由剥夺殆尽，政府之官吏贿赂公行；党政有内圈外圈之分，部队有嫡系杂牌之别；法律等于具文，特务密于蛛网，奸佞私亲盘踞要津，正人君子视同仇寇；是非不分，纪纲不正。遂致人民畏官吏如虎狼，畏党部如蛇蝎，乃形成普遍对政府离心之倾向。
二、言经济：则国家生产建设其名，豪门资本自肥其实；改革币制整理财政其名，吮吸人民膏血其实；征购征实之不足，复益以无限制之通货膨胀，独占国家经济命脉——大企业大金融机关之不足，复益以金融市场之操纵与国家权利之出卖。其结果乃造成“亲贵肥而天下瘦”，民不聊生。萑苻遍地之现象。
三、言军事：则抗战以前，国防建设其名，扩张私人武力其实；抗战之时，则御外其名，防内其实；征兵形同绑票，征购类似强劫，竭国家预算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以应饷需。而士兵生活有如乞丐，举民族之权利以向外易取装备，而作战士兵常苦机弹之不给。尤复排斥异己，不余遗力；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诱惑与恫吓兼施，分化与兼并齐进，乃造成抗战惨胜、内战不息之局面。
四、言外交：则抗战以前，争取关税自主其名，媚敌互惠协定其实，掩护抗战准备其名，断送东北、华北主权其实；抗战期中，争取抗敌外援其名，储积对内镇压力量、巩固独裁政权其实。遂致今日之中国，名虽世界四强之一，实则已成美帝国主义之附庸，其地位殆与战败之日本不相上下，所不同者，惟一为有形之直接军事占领，一为无形之政治军事经济控制耳。
以上远较满清与北洋军阀时代更为恶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局势之造成，无可讳言，其责任应由执政之本党负之。而本党之所以造成上述恶劣情势，则由于本党之领导机关，在北伐时期为党中叛徒蒋介石所篡夺，早已放弃总理所手定之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两大任务，而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与封建势力之代表者。故近二十年来中国国民党执政所造出之罪恶，仅为背弃本党总理遗教的叛徒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反革命集团之罪恶，而非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员之罪恶。吾人始终认为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良方，吾人更深信在目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坚持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仍不失其革命领导地位。
三
远在蒋介石开始背叛总理、背叛革命之日，党内同志坚持两大任务三大政策之革命的三民主义者，即已与叛徒作坚决斗争。邓演达同志领导组织之中国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孙夫人领导组织之民权保障大同盟，李济深同志领导组织之民族革命同盟，冯玉祥同志领导组织之抗日大同盟，均为其最显著者。十九路军光荣的淞沪抗日战争，西北军有名的察哈尔抗日战争，西南之“六一”运动，西安之“双十二”事变，更为本党同志针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之英勇行动表现。迨至国共合作实现；庐山会议召集，七七抗战正式开始，蒋介石在全国民众一致督促之下，已稍有悔罪与补过之表示。而南京沦陷、政府迁都武汉以后，复有国民参政会之召集与抗战建国纲领之颁布。本党革命同志以为蒋介石或尚可与为善，故不念旧恶，相率入都，协助蒋氏，支援政府抗战政策，加强政府抗日信心，并督促政府实行民主，加强团结，以保证抗战之最后胜利。但对革命毫无信心而又狡猾自私之蒋介石，终究本性准移。当武汉弃守、政府迁都重庆之际，全国各地之抗日民众运动蓬勃发展，而各党派与人民对政府实行民主加强团结之要求，亦较前更进一步。蒋氏虽在全国民众一致督促之下，未敢公然放弃抗战到底之国策，但因害怕群众，又逐渐显露其维持个人独裁与破坏统一战线之阴谋。吾人根据总理遗教，即确认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之不可分性，则此两大任务具体表现于抗日斗争过程中者，为坚持抗战与民主团结两者之不可分性。吾人固须以全力协助政府抗战到底，尤须竭全力以督促政府实行民主，加强团结。为坚持抗战，吾人固不应因政府对于民主团结稍现懈怠倾向而愤然离开中枢，单独行动；但亦不应黑白不分而无条件地接受蒋氏把持下的党政中枢之指导。故党中革命同志为对重庆党中央的指导理论与政策保持批判的立场，在蒋氏对于民主团结开始疑贰之时，纷纷自动结合，以促进民主，巩固团结，争取胜利。继以蒋氏反对民主、破坏抗战团结之阴谋日益显露，党中央之政策亦随个人之意志以为转移。而党内不满中央指导，坚持民主与团结之同志，乃日渐增多，党内民主派之组织，更陆续兴起，遍布全国各地。吾人鉴于抗战结束以来，蒋介石及其劫持下的党中央机关与政府，其反动性与日俱增，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不能再缄默无所表示，同时更深切感到全国所有党内民主派组织与民主分子，有更进一步团结与提出共同行动纲领之必要，爰有此次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之召开，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组织。
四
吾人坚决认定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上之罪恶，均为蒋介石一手造成，蒋氏及其领导下的反革命集团，实为国内一切反动力量——大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土劣、流氓——之集合体。蒋氏在党为三民主义之叛徒，在国为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公敌。抗战结束以来，蒋氏之作恶程度，乃更变本加厉，兹举其荦荦大者：
一、反对民主：抗战期间，必须实行民主改革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抗战胜利，更须实行民主改革以保障和平、推进新中国之建设，此为全国人民一致之要求，亦为遵奉总理遗教之信徒所应努力实行者。乃蒋介石始则陪奉阴违，声言开放政权，召集国民大会，而一延再延，直至御用国大开会为止，始终未见诸实行；允诺给予人民以诸项自由，而箝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始终未见撤消，继则公然反动，政协决议之墨迹未干，即唆使二中全会全部推翻，随着特务横行，重庆校场口事件之后，继以李、闻之被暗杀，杜斌丞之被惨害，更大批屠杀青年，开除学生，解聘教授，滥捕记者，查禁民主书报，绑票勒索，无所不为，甚至一向以和平合法手段争取民主与和平之中国民主同盟，亦遭其强迫停止活动。屠杀与迫害之外，又肆其分化与收买投机分子之伎俩，使社青两党参加政府，合开违反政协决议之伪国民大会，制定违反攻协决议之伪宪法，而美其名曰： “还政于民”，其自欺欺人，实与袁世凯之筹安会，曹锟之贿选，初无二致。
二、破坏和平：和平与民主不可分，无民主即无和平。蒋介石既已决心走希特勒、佛朗哥之旧路，自不会体念到抗战八年来人民转徙流离之痛苦而诚意与全国民主党派共谋和平。远在抗战期间，彼既早已采取所谓“攘外同时安内”之政策，则在抗战胜利以后，自更无觅致国内和平之打算。故抗战结束后之国共和谈，只是蒋介石掩护其内战准备的一种缓兵之计。其始则借和谈以掩护军事部署，继则一面继续和谈，一面不宣而战，终则和谈随蒋方条件之故意提高而破裂，正式的大规模内战全面发动矣。故今日全中国因内战而造成贫穷、饥饿、转徙流离，死亡载道之惨状，其责应由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反动集团负之。
三、出卖国家：蒋介石既为维持其独裁统治而决心与人民为敌进行内战，为保证军事之胜利，在部署战争之时，即已乞援于美帝国主义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为交换。如丧权辱国的中美商约之签订，对日贸易之开放，美国海陆军与顾问团之留驻中国，海空主权之赠让，皆为其彰明较著者。但内战军事的发展，并不如蒋介石及其爪牙所预期之顺利，人民之反抗力量，不仅远超过蒋氏之估计，且已威胁独裁政权之存在，于是乃不得不更进一步乞怜于美国反动派，为了大量物资援助之获得，即美国派遣监督亦可接受。此与满清帝国之“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之卑鄙行为，有何相异之处?蒋介石真是全国人民之公敌，中华民族历史上之最大罪人!
五
故吾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此不仅为本党一党之要求，亦为全国人民一致之要求。虽蒋氏之反动独裁政权，仍内有封建势力、外有帝国主义的共同支持，但其抵抗革命之力量，已较二十年前之北洋军阀政权，更为脆弱。为今日之国际形势之发展与国内革命环境之演变，因已有利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蒋介石反动独裁政权之走向崩溃，殆羁必然之理。
兹先言国际有利情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资本主义，更显现其日薄崦嵫。六大帝国主义国家，毁灭于反法西斯战争者，有德、日、意三国；复国后之法兰西，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势力决斗中，而社会主义正显示优势之发展；大英帝国在工党执政之下，温和的社会主义，亦在漫步向前推进之中。唯一的积极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之国家，只有政权操于华尔街金融巨头手中之美国，彼以资本主义的最后保卫者自居，与缓和自身的生产过剩危机，而积极进行其世界扩张政策，企图借金元与原子弹之威力，以镇压全世界的民主运动而维持垂死的资本主义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却说明变相高度繁荣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正走近恐慌的边缘，而破碎的西欧资本主义，亦非金元所可起死回生，腐朽的欧亚两洲的法西斯政权，亦只是美国的一种负累。故今日之美帝国主义，实陷于内外困难重重之极度苦闷中。反观国际民主势力，则在向上健全发展之中。战后苏联之强大，东南欧民主国家之兴起，法、意民主势力之发展与社会化政策推行之卓著成绩，英国劳动运动中进步势力之增长，中国、印度和全世界诸弱小民族民主运动之展开，以及美国内部劳工运动之发展与华莱士领导下的进步势力之增大，均说明今日世界之民主与反民主斗争，民主方面获得极大之优势，纵令美国反动派积极支援蒋介石独裁政权甘与中国人民为敌，但吾人亦有更强力之民主友军。今日国际局势之发展，将保证中国人民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权之必然胜利。
再言国内有利情势：蒋介石之反动独裁政权，虽外倚美国反动派之支援，内得国内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资本与流氓无赖之支持，挟其新式武器与优势兵力以进行内战，更以其凶狠的特务政策，虐杀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大众。然而两年来人民反独裁斗争的英勇胜利，与民主运动浪潮的继长增高之事实，正说明蒋氏的所谓“戡乱”政策，不论其为“军事戡乱”“政治戡乱”或“经济戡乱”，都已完全失败。言军事“戡乱”，则蒋氏的战略主动权已由全部主动转为局部的主动，更由局部的主动转为整个的被动，到处挨打，大有无法继续支持之势；部队装备与数量之优势，亦由相对的优势转为相对的劣势，更由相对的劣势转为绝对的劣势，捉襟见肘，几已丧失其战斗能力，此无怪外国舆论机关，狂叫蒋氏的军事优势已四去其三，蒋氏的独裁政权已濒于崩溃之命运，言政治与经济“戡乱”则全国各地学生普遍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上海及各大都市的工人店员的反内战与要求改善生活运动。后方各地乡村普遍的反内战反三征运动，以及各民主党派地下活动之发展与反独裁宣传之普遍深入人心，均为蒋氏的特务与刺刀政策已失效果之有力证明。同时，物价随经济管制而狂涨，走私随外汇管制而盛行，官吏纳贿事件随经济警察的活动而增加，官僚资本随金融投机之取缔而扩大，尤为对政府的“经济戡乱”政策之有力讽刺。
此外，尚有一更重要之事实，说明蒋氏反动独裁政权之动摇已达非常严重之程度，即中国国民党中，吾人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团结之民主派势力，已日渐扩大。吾人争取当前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之政治号召，已在蒋氏劫持下各级党部中发生极大之影响。过去吾人仅为党中之小派别，今则党中干部与党员志愿参加者日多一日，吾人已逐渐取得党中多数派之地位，是即证明蒋氏自倚为支柱二十年来一手包办之中国国民党，其干部与党员已对蒋氏之信仰发生动摇。同时，更有一部分党员对于总理之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虽尚未能全部理解，但对于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反动集团之恣意排除异己，包办一切，则咸感不满，已渐呈对蒋政权离心之倾向。故今日党中之志愿继续支持蒋介石独裁政权者，特务爪牙之外，唯余极少数之腐化顽固分子而已。
六
概观上述国际与国内局势，可见以打倒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为具体目标之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其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殆无疑义。今日之革命任务，即辛亥以来尚未完成之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革命任务。故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三大政策仍为实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手段，所不同者，今日之三大政策，已随国际与国内革命环境之演变，必须加以充实与发展耳。因此，吾人认定：
总理二十余年前针对当时革命环境而手订之三大政策，其内容为联俄、容共与扶助工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吾人之国际反帝同盟军，苏联以外，尚有许多的新兴民主国家，与进步政党执政放弃帝国主义政策之国家。故今日之联俄政策，应依照总理临终遗嘱，扩大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政策。今日中国国内之革命环境，亦与从前不同，中共已发展成为独立革命政党，中共以外更有民主同盟及其他革命的民主党派，故容共政策，亦应扩大为联合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之政策。同时在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之时，国内工农大众，其数量虽占全国90%，但其政治觉悟的程度不高，本党之扶助工农，不得不采取渐进的促其政治觉醒之政策，所以总理虽提出“耕者有其田”主张，而未立即付诸实施；蒋介石篡党以后，更将遗教弃而不顾。今则全国工农，已随二十年来革命运动之发展而觉悟程度大为增高，农民更有强烈的获得土地要求，且已自动起来进行解决，故吾人今日之扶助工农政策，必须具备实现总理“耕者有其田”主张之内容，并保障劳动者“免于失业、饥饿”之权利。
同时，革命的三民主义既昭示吾人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之不可分性，又昭示吾人以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之不可分性。此原则应用于吾人目前反对独裁，争取独立民主与和平运动中，即为倒蒋与反帝之不可分性，倒蒋与联合国内革命的民主党派之不可分性。盖只倒蒋而不反对美国反动派的破坏中国民主与和平之帝国主义政策，则蒋氏之反动独裁政权纵被推翻，美国反动派支持下的第二个反民主政权，仍有成立之可能。辛亥革命与国民革命时代之前车，可为殷鉴。倒蒋而不同时与国内革命的民主党派联合，则不仅违反总理之三大政策，即欲顺利达成推倒蒋氏独裁政权之目的亦不可能。此为吾人所必须坚决信守者。
吾人基于以上之共同认识，谨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发布行动纲领，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谨此宣言。
选自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一月五日香港《华商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