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班开办初期，甘培根亲自在校门口迎接他的学生们

创建研究生部，即声名显赫的“五道口”，人称“中国银行家的摇篮”

说起自己在工作上取得的成就，甘培根总认为教书育人是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他说最喜欢听别人叫他甘老师，因为能在中国最急需金融人才的时候，他有幸承担起了为金融系统培养中高级人才的工作，其中包括20年来为中央电大与人民银行总行合作创办的电大金融专科培养出成千上万名大专生和本科生。

在甘培根为国家培养金融人才的故事中，最令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创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坐落在北京西郊五道口的一个不起眼的旮旯，原东升公社卫生院的旧址上。那是铁道旁一座工字型的二层红砖楼，占地仅16亩，简陋而寒酸。1982年初，它迎来了第一批共18名硕士研究生。当时的教学设施也非常简陋，教学资料更是严重短缺。但甘培根和他的同事们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教学、科研、业务三结合的道路。为了使学生们的学习不与国际金融发展脱轨，人民银行总行专门聘请了北大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人大的黄达担任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顾问和教授。经过甘培根多方联系，研究生部还找到许多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卓有成就的燕京大学校友担任导师或帮忙讲学。如：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赵靖、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林志琦、费近仁，匹兹堡大学教授周舜莘，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为研究生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还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来专家讲学，并长期聘请美国专家。由于教学上的成功，研究生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许多国内外报刊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誉为“中国银行家的摇篮”、“中国的哈佛商学院”。

1986年11月，被称作“华尔街老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来到北京，参加中国证券市场研讨会第一次会议。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并接受了他赠送的徽章。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回赠范尔霖先生一张淡绿色的“飞乐音响”的股票。这个被称作“中国与股市握手”的历史镜头揭开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序幕，迈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则报道，但他们或许还不了解就在此前一天，约翰?范尔霖先生曾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位于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那些貌不惊人的中国学生用英语连珠炮式的关于股票和期货的提问让他惊愕不已，他毫不犹豫地断言：“中国未来的金融家必将出现在这里！”

不出约翰?范尔霖先生所料，从这里走出的96%的毕业生在金融系统工作，21%在银行系统工作，更有三成活跃在证券市场上。许多活跃在金融一线的精英人才都曾是甘培根的学生。如：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第一任班长；胡晓炼，新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魏本华，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刘自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监事会主席；穆怀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金琦，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20多年过去了，如今桃李满天下的甘培根提起他的学生，仍然如数家珍，脸上浮现着欣慰的笑容。甘培根记忆最深的是研究生院的第一批毕业生。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各个机构。那时正是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启动的时期，没过多少年，这些学生就碰上了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在金融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1987年，刘自强成为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1993年，夏斌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事实上，如果把视野再放宽，可以发现中国金融领域的很多“第一”都是“五道口人”写就的：刘渝（82级）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廖熙文（82级）担任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戴志康（85级）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王令芬（82级）担任中国第一家外汇经纪交易中心的总经理；万建华（82级）组建了中国银联推出“一卡通”……

1995年4月9日的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上的一段话，可以证实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价值：“在美国，如果研究生能够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一张通向商业成功的通行证；而在中国，这个通行证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硕士学位证书。”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20多年里先后培养出800多名硕士生、50多名博士生。从“五道口”出来的我国金融界精英们都不会忘记当年创办时的艰难，更不会忘记他们可敬的老师们。 无论他们如今已经做到了多么高的职位，当年与同学们同吃同住，探讨金融话题至深夜的老师那和蔼的面容，常常浮现在眼前……在一次由历届毕业生发起组织的校庆上，同学们自豪地在黑板上写道：欢迎你回到中国的哈佛——金融的黄埔——中国金融企业家的摇篮！如今的“五道口”——研究生部早已蜚声海内外，并且还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助。

大胆抒发观点，积极建言献策

自1988 年起，甘培根的社会职务逐渐增多，他先后当选两届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协第六七届委员、民革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在参政议政上，他发挥自己的业务所长，积极建言献策，他的许多提案与意见，受到有关单位的重视。

1995年4月，王宝森等人长期隐瞒财政收入，挥霍浪费国家资产的严重经济犯罪案件被揭发。此案不仅暴露出法律和权力监督存在的缺陷，而且也表明北京市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有着比较大的漏洞。

当时，北京市政协正在召开大会，会上，委员们要求加强对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的呼声很高。而市政协能不能在民主监督上迈出步子，采取措施加强对市财政预算展开民主监督，也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甘培根在与多位北京政协常委交换了意见后，认为在当时北京市财政预算严重失控的特殊环境下，应该进一步发挥市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加强对市财政预算收支情况的监督。他们建议北京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实施对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

但是当时建立市政协财政监督小组的难度很大。在既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也无史可鉴的情况下，如果做不好就可能越位，甚至像人们所说，给政府添乱。但是，出于政协委员的责任感，大家仍然热情不减。在北京市政协第27次主席会议上，经科委提交了《关于对本市财政收支情况加强民主监督的设想》的报告后，得到了第26次常委会的批准，“财政预算协商监督小组”正式成立了，其中有民主党派成员4位，无党派人士2位，小组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是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税务和法律工作的委员。甘培根被推选为财政预算协商监督小组组长。这个小组在十几年里发挥了积极作用，准确地行使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并得到了有关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

1996年3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甘培根就当时我国金融形势问题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了问题和建议。他说：通货膨胀问题，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15%，老百姓还是承受不了，要继续治理下去，靠行政手段和财政补贴的办法是不能持久的。去年老百姓存款增加了8000亿元，目前广义货币供应量（现金+企业活期存款+储蓄存款）共达6万多亿元，是我国年财政收入的10倍。这样大的潜在购买力虎视眈眈地瞄着商品市场、股票、房地产和国债市场，是很危险的。“八五”期间积累的通货膨胀压力还相当大，因此“九五”期间必须要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出现经济上的大波动。现在各省市都感到资金紧张，企业也感到资金紧张。但实际上去年信贷总量并未减少，为什么企业还感到资金紧张呢？原因之一是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自有资金，全部流动资金都靠银行贷款，有的企业贷款几千万、几个亿，利息负担就不得了。二是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了“泡沫经济”，使大量资金都陷到里面去了。不少企业也把资金拿去炒股票和地皮，结果泡沫经济一破产，资金全被“套”在里面了。三是有的企业产成品不适销对路，卖不出去，资金积压在仓库里了。以上情况说明，治理通货膨胀是必要的、应当的，但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张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非解决不可，否则可能出现大的波动。因为现在有的工厂基本无法生产了。

自从1993年5月与民革中央的有关专家一起调查研究如何治理当时已经十分明显的通货膨胀问题以来，甘培根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已分析了解得很透彻，他的这一番话当然是有的放矢。

接着，甘培根又提出如下几点建议：第一，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我们已经治理两年多了，再治理一年还可以，如果“九五”期间5年都用来治理通胀，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国家只有在通胀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才会采取“双紧”政策。一般是半年、一年，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随时采取放松或松紧搭配的政策。像我们这样长期执行适度“双紧”政策，可能带来较大的副作用。因为现在各省市和企业对这5年经济到底怎么上，心中无数，有些人会感到经济与金融市场繁荣是没有盼头了。第二，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力度”是一个关键问题，多少才算是“适度”？中央一定要慎重考虑。第三，在控制货币和信贷总量的前提下，应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进行不同的支持。在信贷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该支持的一定要大力支持，实在扶持无望的，就让它们破产或改组。第四，今年之内，或下半年开始，对外可仍继续执行适度“双紧”政策，但对内应当是紧中有松。不然，长期在资金上绷得太紧，对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第五，除了货币发行和信贷控制以外，还可以通过大量商业票据的贴现，或对商业票据的担保等办法，向企业提供资金。第六，“九五”期间，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应当逐步加大。现在我们强调的都是通过银行贷款，即间接融资。有人说，日本经济起飞就是靠间接融资。日本跟我们不一样，它们的银行、企业都是私有的，有自我约束机制。我们的银行与国有企业都是公有制，大量间接融资只能使企业过于依赖银行，三角债、银行债务将进一步加深。我认为，“九五”期间可在加强监管之下，把我国的证券市场扶植起来，使之规范化。现在股票市场长期低迷不振，老百姓已对股票失去信心，中国的证券市场一旦崩溃，要重新建立就很难了，老百姓已经没有信心了。这样的话，整个经济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就不太可能，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搞公司，真正的股份制公司的最大好处不仅仅在筹措资金，而在于它能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

甘培根的这个发言被全文刊发在两会的《简报》上，一位政协委员的发言占用了刊登整个民革小组个人发言“简报” 篇幅的一半，这在政协简报史上是破天荒的。

甘培根就是这样一位敢于大胆抒发自己观点，积极建言献策的政协委员。在我国治理第一次通货膨胀时期，民革中央的一份建议曾多次受到国务院领导的表扬，那份建议就是由甘培根亲自执笔写就的。甘培根戏称自己是老金融，他尽职尽责地发挥着老金融的作用，他真诚地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能量。他先后以个人名义或与他人合作，提出了建立京津大金融区、建立环渤海发展银行等建议。据2005年1月17日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在天津组建渤海银行。

2001年甘培根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每天通过报刊电视，通过网络，这位80岁的老金融家仍然时时刻刻关注着祖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他还在不停地思索着……

，“九五”期间，我国直接融资的比重应当逐步加大。现在我们强调的都是通过银行贷款，即间接融资。有人说，日本经济起飞就是靠间接融资。日本跟我们不一样，它们的银行、企业都是私有的，有自我约束机制。我们的银行与国有企业都是公有制，大量间接融资只能使企业过于依赖银行，三角债、银行债务将进一步加深。我认为，“九五”期间可在加强监管之下，把我国的证券市场扶植起来，使之规范化。现在股票市场长期低迷不振，老百姓已对股票失去信心，中国的证券市场一旦崩溃，要重新建立就很难了，老百姓已经没有信心了。这样的话，整个经济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就不太可能，现代企业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搞公司，真正的股份制公司的最大好处不仅仅在筹措资金，而在于它能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

甘培根的这个发言被全文刊发在两会的《简报》上，一位政协委员的发言占用了刊登整个民革小组个人发言“简报” 篇幅的一半，这在政协简报史上是破天荒的。

甘培根就是这样一位敢于大胆抒发自己观点，积极建言献策的政协委员。在我国治理第一次通货膨胀时期，民革中央的一份建议曾多次受到国务院领导的表扬，那份建议就是由甘培根亲自执笔写就的。甘培根戏称自己是老金融，他尽职尽责地发挥着老金融的作用，他真诚地为祖国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能量。他先后以个人名义或与他人合作，提出了建立京津大金融区、建立环渤海发展银行等建议。据2005年1月17日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在天津组建渤海银行。

2001年甘培根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每天通过报刊电视，通过网络，这位80岁的老金融家仍然时时刻刻关注着祖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他还在不停地思索着……（文／韩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