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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情到风貌:孙中山人格达道     王 杰    2021年03月26日11:32

一个人的性格,影响毕生事业,左右治世功名,或至决定终生命运。喜怒哀乐者,人之常情也。如何于常情中彰显天下之达道,孙中山不失为先行者。

  对孙中山这样一位平民革命家,世人的评价颇高,国民党人尊为“国父”、共产党人敬称“革命的先行者”、西方学者誉之“中国近代化的先驱”。

  他以平民的行谊,做着为了平民的功业;他以独有的性情,展示了时代的人格和风貌。

生性倔强 孜求国事

  鲁迅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孜孜以求中国的自由与平等,致力国民革命近四十年。艰难险阻令他屡战屡败,而与生俱来之“倔强”,激励他屡挫屡起,百战不挠。

  1894年底,孙中山与海南籍人士宋嘉树初次谋面,顿感一见如故。宋氏向孙打听一同乡,孙答与该同乡有缘分却“不相生”,常为小事争得面红耳赤,有几次甚至动了手。宋嘉树觉得好笑,随口说道:“小心!说不定我也会和你打架的。”

  说干就干,孙中山说:“那我们就来一场‘檀香山式’的摔跤吧。”孙中山抓起一把湿泥往自己嘴上抹了一下,宋嘉树也在嘴上抹了泥。这种摔跤比赛的规则很有意思,不是以谁被摔倒定输赢,而是比试意志和忍耐力,以先发出声音者为输。

  孙中山少时干农活,身体硬朗。宋嘉树做过水手,身体素质更好。开始几个回合,孙中山敌不过宋嘉树,但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劲儿,摔倒了爬起来,咬着牙,就是不吭声。料想自己赢定了的宋嘉树,猛然发现孙中山背后有一个粪池,只要再退后一步就会跌到里面!他一着急,不禁脱口而出:“小心。”孙中山这才张开嘴,狂喜地叫道:“你输了!你先出声,是你先出声,我赢了。”

  走上职业革命道路,历经岁月的洗礼,孙中山愈发干练、成熟,不服输的志气与远大的革命理想相结合,铸成了“心坚则不畏大敌”的顽强意志。孙中山环绕地球,呼号革命,几乎每两年就绕地球一周,至武昌起义以前,大概绕过地球六七周。他一面考察各国政治得失和古今国势强弱的道理,一面做革命运动,先后领导了十次反清起义,每一年多就酝酿发动一次。

  奈何这些起义都失败了,有人问他:“清朝有二十二行省的土地,四万万人民,内有海陆军的镇服,外有列强的帮助,请问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推翻清朝呢?你不知道失败多少次了,为什么还不丧气,总是这样热心革命呢,这是什么理由呢?”孙中山总是信心满怀:“我不管革命失败了有多少次,但是我总要希望中国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总是这样奋斗。”

  民国建立,先后掌控政权的北洋军阀政府,挂着“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仍旧专制主义衣钵。执著追求民主、共和的孙中山继续战斗,个中之艰辛,能有多少人可以体味?1913年冬天,东京大雪纷飞,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刚刚失败,革命党人一下子从民国的“元勋”变成专制政府的“通缉犯”;及至流亡他乡,不仅无钱买衣服过冬,甚至连买木炭的钱都没有,一个个冻得搓手顿脚。所能做的,只能把废弃的书报,扔进火炉,以微弱的火苗取暖。一次次政治失利和军事失败,全然是身心的折磨。于逆境中,少数党人悲观失望以至相互诋毁,或消极,或隐退,或卖身……孙中山勉励同志说:唯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毛泽东赞誉孙中山:“他全心全意地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半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孙中山还有“奢求”——他赞同“鞠躬尽瘁”,但不主张“死而后已”!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帅府秘书长谭延闿将其父亲任两广总督时收藏的两方汉白玉古印呈赠孙中山。古印镌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字样。孙中山收到玉印,留下“鞠躬尽瘁”一方,命侍从将“死而后已”一方送回,并附书一函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诸葛亮对蜀后主刘禅表明心迹之言。我辈乃革命党人,‘鞠躬尽瘁’是其素志,但未竟之志,后死者当继之;吾人当以‘死而不已’为己任,庶几再接再厉,贯彻始终。‘死而不已’,党人之真精神也!”谭延闿读罢信函,不由惊叹:“孙先生真伟大!死了尚不肯放弃革命责任。我等望尘莫及矣。”(陈龙韬,《跟随孙中山先生的几点忆》)

情怀淡泊 秉公精神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可是,世间上有多少人能够主动放弃优裕的生活,甘愿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自身呢?

  孙中山一生平淡节俭。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说:若是为了帮助穷苦朋友们,或为了达到革命目的,孙先生是相当敢用钱的。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却非常朴素而简单,既不喝酒,不玩女人,更不花不必要的钱。有电车的地方,他一定坐电车;而就是坐小包车,也是算得很精,从不随便乱花。并且,不管天气怎样,他经常带着大衣和洋伞走路,这样,万一下雨,他还是一样可以去任何地方。

  1902年底至次年夏间,孙中山驻足越南,住入法国人开办的三等旅舍,条件简陋,床椅破旧,通风不好,时令炎热,让人透不过气来,房间透出一股霉味。陈少白看不过去,请他换间条件好的,孙中山就是不愿意,生怕多花钱。

  1907年,孙中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群岛来回奔忙,舍不得坐头等舱,觉得二等舱已够“阔气”了。同志劝他对自己好一点,以便为革命养精蓄锐。每每听到善意的建议,孙中山就说,二等舱有两个好处:一是节省费用,二是可不必像坐头等舱的绅士们那样吃得华贵,穿得笔挺,可以较为随便一些。

  在芝加哥,孙中山的日常费用,都由华侨负担,他不愿意入住大旅店。吃饭在华侨餐馆将就,饮食也不讲究,偶时上来一两碟好菜,他总是叮嘱不必吃这么好的菜,少点花销,既吃得高兴,心里也踏实。1905年初夏,孙中山出入东京。为省钱,寄宿于宫崎寅藏家里,把一小房间辟作读书办公,生活不雇佣人,全由宫崎夫人打理。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府设在前清两江总督衙门内。唐绍仪来小住两天,目睹孙中山居室简陋和生活节俭,不无感慨:“大总统无特别的浴厕,固是异闻;而孙先生以20年海外之习惯而能堪,尤可异也。”(李联海,《孙中山轶事》)

  是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8月应邀入京。袁世凯把“接待规格”定得很高,这可乐坏了一些专营礼仪服务的生意人。他们纷纷钻营,以谋在接待典礼上分一份美羹。可是,孙中山事事节俭,活动近月,包括随行人员在内,支用总额不过万元上下,闻者无不愕然称异,谁见过这么“抠门”的开国元勋啊!

  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入住东京一座破旧小楼。上楼开门见房,房里只有一张木板桌,三张破椅子,还有一张陈破的短榻。孙中山穿着一件棉布衣服,坐在那张破短榻上工作。吃的常常是两片面包,一盘炸虾,总共不过值两三角钱,比学生在小馆子吃的西餐还简单。

  1925年,孙科陪同父亲入京,黎元洪设宴接风。席上,黎元洪问孙科:“你老太爷在上海的时候,每月开支要多少钱?”孙科答:“所有开支,大概要千元左右吧。”黎元洪大出意料,自言自语:“孙先生不愧是平民本色。我每月开支,竟要五万元。”(李联海,《孙中山轶事》)

  忆及孙中山的节俭,竟然还生出一场风波。1908年,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到南洋,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回浙江发动起义。因手头拮据,孙中山没有满足其要求。陶氏十分不满,便在华侨中散布“孙某以运动革命之名,捐钱到他家里去了,他家里已经发大财了”。一时间谣言四起,不明真相的华侨就暗中到香港九龙孙中山的家里探询。原来,孙家为革命事业散尽家产,陷入贫困,孙眉曾到河内找弟弟,要求财力帮助。但是,孙中山正筹划在钦、廉、镇南关等地举行反清起义,用款正急,不能假公济私。孙眉只好向友人借了一笔钱,带着全家在九龙租下几间房子,自营一个小农场,种些瓜菜,聊以粗茶淡饭,连修缮房屋、耕种土地等体力劳动,都躬身自为。真相公布,谣言不攻自破。

  1922年,陈炯明的部属率粤军兵变,孙中山登临“永丰”舰避难,撤离“永丰”舰时,留下四个箱子。叛军以为必有金银财宝,谁知箱子里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草稿、几件衣服、几双拖鞋及华侨汇款的信件外,只有广东毫洋几百枚,计银币四十元!

憎恶贪奢 尽瘁民生

  孙中山在不平等的环境中长大,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对官吏的贪污与奢华。

  陈炯明兵变,滇军将领杨希闵率兵入粤救援,孙中山得知滇军乘机大肆贪污,非常气愤。当场严厉申斥杨希闵:“你身为革命军人,却贪污人民财产,中饱私囊,你怎样对得住人民,如何对得起国家。”杨希闵很少见孙中山发这么大的火,吓得冷汗直流,一动也不敢动,不敢抬头看孙中山。(李朗如,《关于孙中山先生的几件事》)

  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要在第一公园(今广州市人民公园)举行婚礼,事前请孙中山作证婚人,获爽快答应。婚礼那天,赵氏礼堂布置得异常富丽堂皇,一切器物无不极尽时尚与豪奢。孙中山一看排场,顿时收起笑容,催促赵成梁快点举行婚礼。礼毕,“证婚人”即起身告辞,说:“我因公事极忙,不能参与盛筵了。”赵成梁恳求稍待,吆喝马上开席。孙中山语气坚毅:“不能,不能,公事急需处理,确实得先走。”第二天,赵成梁派人送来一百元席金,孙中山把钱扔在办公桌上,没有理会。过了一月,卫士马湘对孙中山说:“赵师长送来的席金还在台上呢。”孙答:“你拿去,我不要。”马湘又说:“先生用来加菜好么。”孙中山很不耐烦,言语中带着怒气回答:“你拿去,你拿去。”

  孙中山平常痛恨仗势欺人、飞扬跋扈的作风,并身体力行平等互动,力戒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权威样”“大官腔”。

  临时大总统任上,他没有自高自大的派头,一扫旧官僚讲排场、摆架子和繁文缛节的陈规陋习,开创了一种民主的新风。他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法令革除“大人老爷”等不平等的称谓,政府职员一律改以职务称呼,民间互称改用平等的“先生”或“君”,禁止使用跪拜礼。他出席会议,经常不置台上座位,仅坐在会场前列。张继回忆说:“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美]薛君度:《论黄兴与辛亥革命》)华侨仍可当面直呼其名孙文,他也不见怪,依旧亲切地招待他们。华侨们偶有争议,在大庭广众之前,可以放大炮,而他处之泰然,让他们心中有话能和盘托出。黄兴对孙中山平易作风极为钦佩,常在友人面前赞不绝口。

  孙中山自己不摆架子,也不喜欢他人抬架子。1912年10月8日,袁世凯颁令授予孙中山大勋位,并于11日电告。13日,孙中山复电辞谢,曰:“文十余年来,持平民主义,不欲于社会上独占特别阶级。若滥膺勋位,殊与素心相违,务乞鉴兹微忱,收回成命。”12月,袁世凯命人将大勋位证书送到上海,他再次谢绝。

  孙中山反对人们为他搞那些抬高自己地位的活动,不允许人们为他个人搞庆祝活动,尤其是什么总统就职周年纪念之类的典礼,也反感别人给他个人的特殊待遇。1924年初冬,一位乡亲老太远道来探孙中山,提起“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何香凝等人才晓得孙中山的诞辰原来是11月12日。按南方人计“虚岁”的习惯,算是六十岁,是大寿之喜!大家都想为孙中山贺寿,好好庆祝一番。但是,孙中山没有答应,认为为他个人铺张贺寿,是不应该的。结果只是由廖仲恺等几位老友张罗,在他公馆让厨子办了两桌简单的酒菜,算是办寿筵了。

  在广州,有一天,孙中山去黄花岗凭吊七十二烈士。一个年约三十岁的麻风病人,突然跪在孙中山跟前求乞。卫士见他太接近,急令他离远点。孙中山说:“不要吆喝他,你是人,他也是人,他患了麻风病,无法谋生,十分凄惨。”孙中山接着询问病人家庭状况,父母是不是也有这种病。病人答:“父母都在东莞耕田,家里还有弟妹,去年,我独自来广州谋生,结识了一个少妇,不料同居几个月,麻风病就发作了,哪曾想,我一患病就被她赶了出来。”说着,病人突然连叫肚子痛,并拉下破烂的裤子屙泻起来。孙中山没有嫌弃他,还想伸手替他把脉。卫士连忙阻挡说:“他脓血遍体,万万不能接触,否则要传染的。”孙中山听从劝告,即问卫士有没有带钱来。卫士说:“我只有两角子。”孙中山让卫士把钱递上,又关心地问他:“现在住在哪里?”病人答:“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只能在伍廷芳的墓门露宿。”第二天,孙中山嘱咐部下办理手续,把那个病人送到石龙麻风病院去治疗。(李联海,《孙中山轶事》)■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责编 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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