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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传承(中)     吴克峰 董颖波    2021年03月26日10:58

在南北两宋300多年间,人才辈出,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成群结队而来,他们使得两宋的天空,群星闪烁。

 被誉为“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和胡瑗,赓续韩愈的传统,并承接范仲淹,以儒学排斥佛、道。但面对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批评却显得力不从心。宋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亟需构建一个足以和佛教相抗衡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于是,周敦颐、张载、邵雍和程颐、程颢兄弟应运而生,而由朱熹集其大成而成理学。他们在孔孟之后,把儒家思想转进为一个严密精深的体系,开创出理学的新天地,并从元朝开始,历经明清,成为一千年中一以贯之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此间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思想。

 私意以为,宋朝理学家们的最动人处,在于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哲学的大哉问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使得认同他们的文人士大夫,以“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篇》)为其终极关怀。

 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建构出儒家的宇宙观,回答了宇宙万物从何处来,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在《通书》中,周敦颐认为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认为“诚”由“太极”所派生,“纯粹至善”。因而以“诚”为内容的人类本然之性亦是完善的,它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并进而提出“主静”、“无欲”的道德修养论。所谓“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在周敦颐的论域中,无极、太极与人极同源,人们只要通过学习和修行,就能够“自易其恶,恢复善性”,达到不仅超越现实生活,也超越个人生命限制的“诚”的境界。这种境界,在汉唐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而张载则庄严宣告儒家读书人的抱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这四句话回答的是“我是谁”且“往哪里去”的问题。

 《康熙字典》说,“果核中实有生气者亦曰仁”。程明道说,“心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如果把天地当做一个果实的话,那它的核心是什么?张载说,只能是人,只能是人的仁。因此,“为天地立心”的含义,就是要求士大夫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把仁这种价值树立于天地之间。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张载的“为生民立命”是说,士大夫的使命在于通过教育而使得民众都能保持自己的性体全德,无愧于天,不怍于人,活出人的体面与尊严来;“为往圣继绝学”是说要把孔孟之道继承下来,传播开去。而为万世开太平”则是前面三个命题的结果。张载自信已经找到“为万世开太平”的钥匙。

 在哲学层面,周敦颐、张载和后起的邵雍、二程、朱熹,认为理、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万物一理。这个理,乃是天理。它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在现实世界中,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又断言“理在先,气在后”,“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把“一理和万理”看作“理一分殊”的关系。提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事物“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朱熹,《朱子语类》)这一思想,对于君王来说,就是他们的统治必须建立在对理的遵从上。理高于君王。君王受命于天,需要得天理、行天道。而对于理的解释和阐发,则在儒家士大夫。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所谓理想的生活就是理直气壮的生活、心安理得的生活。据此,思想家们认为他们找到了通往万世太平的道路,这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他们强调通过道德的修养和锤炼,成贤成圣,达到人格的圆满,天下的太平。这一路径,强化了文人士大夫自汉朝以来重视内在修为、强调气节与德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凛然风骨与文化性格。它也使得浸润其间的两宋文人,活出了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自在的面相。

  我们且通过范仲淹和苏东坡二人来领略一下宋朝士大夫的风貌。

  范仲淹(989—1052年)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被认为是理学的开创者。他27岁经科举步入仕途,因直言敢为,在1029~1036年间曾三次被贬。但每被贬一次,他的声望就提升一次。在他看来,降级、降职乃至罢免、流放是你朝廷的权力,但据理力争却是我的操守。在世俗生活之上,一定还有一种道义的生活需要追求,所谓“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锺君恨即销”。(范仲淹,《睢阳学舍书怀》)

  晏殊曾经向朝廷举荐过范仲淹,对范仲淹有知遇之恩。但当范仲淹直言进谏之时,晏殊十分担心,责备他沽名钓誉并且可能会连累到自己。范仲淹回答说:“我正是因为每每担心配不上您的推荐而令您蒙羞,才直言进谏。没想到今天您却因为我的忠诚正直而责备我。”(楼钥,《范文正公年谱》)随后,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说:“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范仲淹,《上资政晏侍郎书》)。

  梅尧臣也曾作《灵乌赋》劝范仲淹:“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要他闭嘴,别自寻烦恼,别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范仲淹回复说,“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我的言论“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所以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灵乌赋》)其凛凛风神,千年以下,如在目前。

  1045年,47岁的范仲淹因庆历新政受挫而自请出京,由参知政事出任邠州,继而改任邓州、杭州。在邓州,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写信来告诉他重修了岳阳楼,要求他“作文以记之”,范仲淹写下了传诵至今的《岳阳楼记》。他说: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才是儒家士大夫应该选择的生活。范仲淹最后“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深沉感慨回应的正是1500年前孔子那句:“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回应的正是孔子那句:“德不孤,必有邻!”

 《宋史》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这篇充满了入世精神、忧患意识的《岳阳楼记》,一经写出,即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传诵至今,成为哺育中国知识分子心智结构的重要精神食粮。范仲淹影响的又岂止是一时一世?!

 苏东坡(1037—1101年)是天才、全才,宋仁宗赞誉他有宰相之才,但他的仕途却并不顺畅。

 1057年,20岁的苏轼进士及第后,先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1080年,43岁的他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正是在黄州,生活困顿的苏轼因衣食不充受地于东坡而自号“东坡居士”,为后世留下了“前后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等一批不朽之作。而《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所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旷达超脱,如果不是悟透了人生三问,又如何能够“一蓑烟雨任平生”?如何能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094年,苏东坡再次被贬至充满瘴疠之气的惠州,他却写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1098年,朝廷三贬已是62岁的苏东坡至蛮荒之地的儋州,但苏东坡“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把他乡做故乡。在儋州,花甲之年的苏东坡不仅带领民众修路、筑桥、挖井、制衣,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传授给当地民众,并且建学校,兴讲堂,讲授儒家文化,践行儒家君子士大夫的内圣外王之道,从而成为儋州文化的拓荒者和播种人。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人们对苏东坡的缅怀之情。不错,苏东坡是远离了政治中心的东京汴梁,也远离了儒家文明浸润千余年的中原,但谁又能说,苏东坡的这些作为远离了政治?

  在苏东坡43年的仕宦生涯中,除去他为父母守丧的6年,37年中,他辗转于京师与16个州府之间,平均每2年多就换一个地方,最后客死常州。在如此的颠沛流离中,苏东坡可曾意气消沉过?可曾失望过?可曾后悔过?

  脱脱说,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虽然曾经被仁宗、神宗所赏识,但终于不得大用。有人说,只要“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列传》)但如果是这样,苏轼还是苏轼吗?

  而苏轼之所以是苏轼,借用陆游的话来说,是“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借用他本人的一句词来说,在困顿流离中,苏东坡坚信“此心安处是吾乡”。■

 (吴克峰,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董颖波,瑚琏簠簋(天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职员/责编 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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