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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广:吃饱和吃好之间的粮食安全问题     张 栋    2021年03月26日10:50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我国在口粮上绝对安全,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但我国的农产品供给还存在着严峻的结构性对外依赖。这一问题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显得日渐突出。为此,我们采访了王宏广教授,请他分析阐述,以飨读者。

  记者:从口粮安全,到农产品供给安全,价格稳定,粮食安全在不同层次上拥有不同意涵,您如何理解阐释?

  王宏广:这个问题可以分成小粮食安全和大粮食安全,通俗讲就是吃饱和吃好的问题。国际粮食安全基准线是年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我们依靠自产,2019年就能达到人均470公斤。不出现极端情况,吃饱不是太大问题。我们每年还得进口1亿多吨粮食,人均七八十公斤。发达国家一般来说人均粮食消耗600公斤以上,我们的人均粮食消耗在540公斤左右,离发达国家吃好的拐点还有距离,那在此之前,我们的粮食消耗就还会继续增长。所以就吃好而言,我们的粮食安全还有问题。

  把粮食换算成耕地,这个问题就更好理解,我们国家养活14亿人口,让人民吃饱吃好,需要30亿亩耕地,我们自己大概有20亿亩出头,剩下的10亿亩缺口,要靠进口。

  记者:粮食进口对我国来说,基本是不可避免的,就平时而言,国际粮价低,进口粮食也是经济的,如何理解进口安全问题?

  王宏广:粮食进口大头是大豆。2019年,我国进口粮食1.06亿吨,其中大豆8851万吨,自产只有1810万吨,这还是在相比2018年播种面积增加11%,产量增加13%之后的情况。粮食的进口安全焦点就是大豆。大豆的问题归结起来,差不多是两个80%的问题,第一是我们的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第二是我们的进口大豆超过80%来自美洲,主要是美国、巴西。南美大豆的定价权和贸易也主要掌握在美国手中。

  这个格局下,风险在两边是极不对等的。对美国来说,这是个纯经济问题,其对我国一年130、140亿美元的大豆出口,在它将近2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盘子中,算不上多大的问题。但对我们来说,这就远不止是经济问题,而是食用油、饲料和肉类供应问题,是民生问题,是粮食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问题。如果大豆供给出问题,那肉禽蛋奶价格就大涨,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就没法吃好。中美关系好,这个问题就不突出,中美关系不好,这就是很大的风险。

  大豆的缺口,来自不同作物的比较优势,也来自我国的政策导向。首先,大豆是低产作物,一般地广人稀的国家和地区种植才有比较优势。其次,我们国家耕地总量相对于人民的生活需求,必然是不足的。总书记说,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那我们就必须通过政策引导把有限的耕地先用在主粮生产上,先确保吃饱的问题。大豆的生产和进口主要还是吃好的问题,是第二步的问题。实际上,在吃饱的问题上,在我国现有产能和储备水平下,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大豆对外依存度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粮食安全轻重权衡之下必要的代价。

  记者:大豆主要转化为食用油脂和蛋白饲料。食用油脂的来源较广泛,进口来源也相对分散,潜在替代品较多,但豆粕的缺口似乎更难有替代品?

  王宏广:大豆的问题,第一,是要把单产提上来,现在我们的大豆单产大概每亩270斤,美国的单产是430多斤,我们还有将近翻一番的潜力。单产差距主要是技术,进一步说主要是转基因的问题。关于转基因,专家都说没问题,疑虑的是老百姓。实际上所有的育种技术,都是转基因,优良性状怎么来的,都是基因表达出来的,不同的只是性状筛选、基因重组用什么手段,是靠杂交一代一代的尝试和选择,还是靠基因技术精准控制。

  第二,在播种面积上,大豆和玉米经常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大豆种植面积为什么减少,主要是转种玉米了,玉米是高产作物单产经常1200斤,我们讲粮食产量十六连增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粮食进口也是十二连增,其中原因很大一部分是高产作物把低产作物挤掉了,能不能把大豆的单产水平提高一些,把经济效益提高一些,让大豆的种植面积少被挤掉一点,或者还回来一些?

  第三,是发展替代品。大豆的需求实际是两个方面,豆油和豆粕。食用油脂的来源比较广泛,进口渠道也相对多元,问题相对小一些。有风险的主要是豆粕,也就是蛋白饲料,替代品也有一些,首先是豆科牧草,比如苜蓿,蛋白含量18%左右,比大豆低,但单产高,亩均干草产量能到千斤左右,单算蛋白产量还高于大豆,更重要的是苜蓿耐瘠薄、盐碱、干旱,种植不挤占耕地。与之相似的还有藜麦,也是蛋白含量较高,耐盐碱高寒,不挤占耕地存量。其次,还有饲用昆虫,也可以使用农产品废弃物生产蛋白饲料。再次,还有杂粕,但它们也都是其他油料作物的副产品,但很难称为增量供给。

  现在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超过80%,就我们的测算,降低到40%左右是有可能的。

  记者:耕地相对需求的不足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那么我们能否依靠投资海外农业缓解这个问题?

  王宏广:通过各种方式,或租或购,在外国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弥补我们自己的耕地缺口,提升我们在国际粮食贸易、生产中的参与深度和掌控力度肯定是有必要的。虽然在极端情况下,比如战争条件下,海外农业也不可靠。但在战争条件下,我们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需求也会退到吃饱的层面上。我们对于粮食安全的基本需求是,平时吃好,战时吃饱。而我们所面对的主要粮食安全问题,还是在平时,确保供给安全,价格稳定。所以,农业出海,增加我国在国际粮食生产贸易中的话语权很有必要。

  投资海外农业,实际上我们国家也一直在开展,已经完成投资的已经超过了3亿亩,离我们的10亿亩缺口还有距离,但也是可观的规模。站在他国的立场上看,耕地的出租出让给外国,还是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很多外国对我国,尤其国有资本存在相当的戒心。在农业出海问题上,我国还是应该大力支持,帮助民营企业去开展。

  记者:粮食储备是粮食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但粮食储备也是一项庞大的经济负担,您怎样看待粮食储备的合理规模?

  王宏广:如果算经济账,粮食储备永远都是亏钱的。首先是庞大的资金沉淀造成的利息损失;其次是粮食本身的耗损和陈化,粮食也是活的生物,每年呼吸作用就会消耗掉2% ̄3%,再加上陈化、霉变风险;第三,粮储系统本身设备折旧、运营开支、人员开支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虽然储备粮有时高抛低吸,平抑市场波动也可能带来收益,但远不足以平衡亏损。

  既然存粮经济上不划算,那能不能少存粮,多存钱?粮食储备肯定不是越多越好,但一旦出现危机,很可能也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的时候,粮食储备即使亏损,也必须达到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线。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粮食储备安全线是年消费量的17%~18%,我国的储备水平肯定远远高于这条线。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一直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上,这得益于党中央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公司,那么肯定不是每一个部门都是用来创造效益的,粮食储备也是这样,它亏损是为了国家整体安全,是其他部门创造效益的保障,这个钱必须要花,花得也是有价值的。

  记者:储备的作用在于应急,是国家在面对短时冲击能够平滑市场,挺到情况好转或者产能释放。在您的观察中,我国的粮食生产还有多少产能潜力?

  王宏广:我们的粮食产能潜力还有很大。

  比如复种指数问题。耕地一年不只可以种一季,在不同地方,随着农作物不同而不同,有的地方可以一年两季、三季,有的只能一年一季。整体上我们国家复种指数至少可以达到150%,但现实中只有123%,中间至少还有27个百分点的潜力。这个数据在不同口径下有不同数值,但还有很大潜力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种地不挣钱,老百姓种粮积极性不高。但在必要条件下,国家加以一定的经济刺激,复种指数还能提上去。

  再就是粮食单产。以前,小麦单产到700斤、800斤,我们都觉得差不多到顶了,后来,小麦单产到1400斤,一开始大家都还不敢信,2019年,我国小麦单产记录已经到了1680斤。像水稻,1997年,当时“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关注,当时袁隆平院士的超级稻亩产才1400斤,现在已经达到2200斤,增加了50%不止。同等土地和气候条件下,科学家能种出来,老百姓也能慢慢跟上来,但技术的扩散是有梯度的,袁院士今天做到的,老百姓可能要七八年后才能做到。横向比较,按产量除以播种面积,玉米单产,中国800斤出头,美国1500斤;水稻,中国900斤出头,美国1100多斤,差距也很大,美国土地资源条件比我们好,但主要还是技术差距。总的来说,我们的单产潜力还有很大。

  记者:提升种粮积极性,就需要提高种粮效益;提高单产,就需要强化技术推广,这两者都存在一定困难,您怎样看?

  王宏广:提高种粮效益,要么是提高粮食价格,要么是降低种粮成本,要么是提高单产。粮食是最基础的民生物资,提高价格需要慎之又慎,不是能够轻易为之的;降低种粮成本,主要还是靠补贴,我们现在的补贴水平已经不低,继续提高也有难度。主要的还是应该提高生产水平。

  提高生产水平,规模化经营是必由之路。小地块经营,收益很少,但劳力投入并不少,相对于进城打工,农民机会成本太高,种粮积极性低是必然的。同样技术推广,面对规模化经营者和小农户,难度和成本也相差极大,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但是我国的土地格局,就是小地块、小农户经营的底子,对此,我们也有很多尝试,鼓励土地流转、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发展等等。成效很大,问题也很多。土地流转,经营者和分散的小农户交易,交易成本太高,土地经营权预期也不稳定,经营风险缺少有效合理的分摊机制。我比较看好的模式是在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土地股份化,兼顾规模化经营、为农民创造财产性收入、经营风险合理分摊的需求。但农民的土地股份化能不能搞好,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基层治理问题。如果农民和农村基层组织和经营者之间,不能相互信任,乃至矛盾纠纷频发,那也是巨大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不论采取怎样的路径,都离不开基层治理的探索和进步。

  记者:很多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论述,也会涉及种质资源问题和农资化肥供给问题,您怎样看?

  王宏广:关于种子问题,我觉得大家的担心可能有点过。我们的主粮种植用的基本都是自己的种子,外国种子没有明显优势。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粮食单产水平已经翻了好几番,靠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种子,这是我们农业科学家的功劳,相对于其他领域,我们在农业技术上自给率是比较高的。不如人的主要是大豆,但也不必过于担心。

  在肥料上,氮肥和钾肥我们自给无虞,可能有问题的主要是磷肥,我们主要是从澳大利亚进口,但分散供给也不难,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责编 刘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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