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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琫瑛|因从事地下工作入狱的富家小姐         2021年01月06日15:46

在创建新中国、人民政协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民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一员,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在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

夏琫瑛(1913-2009),安徽六安人,1948年加入民革地下组织。1949年后,曾任南京市生产救济院副院长,南京市婴儿院院长,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第七届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南京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副会长等职。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江苏省委会第五届副主委;民革南京市委会第三至六届副主委, 第七届主委,第八至十届名誉主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2月15日夜,一群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闯到上海四川北路一户普通民居前,猛烈地敲击房门。屋内,一名女子毫不慌乱地打开了房门。一个身穿军服的军官,举着一张照片对她说:“你是夏琫瑛代表吧,我们是奉命来的,陈大庆司令(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请夏代表去谈话!”这名女子镇定自若地说:“现在已是深夜,夜间不办公,有事明天再说吧。”可这群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却一拥上前,不由分说,连推带架,把这名女子推进了挂着黑色窗帘的小轿车。当夜,将她带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二十大队,关进了一幢高楼里,门外是荷枪实弹的卫兵,第二天早上,她又在重兵守护之下被专机押送南京。

其实,这已经不是国民党军警第一次来抓捕夏琫瑛了。就在几天前,夏琫瑛在南京的家中突然闯进几个人,进门就问“夏琫瑛到哪儿去了”。夏琫瑛先是一惊,而后很镇静地对来人说:“先生出去办事了,你们先坐坐,我去给你们烧水泡茶。”趁机逃走,连夜逃到了上海。

夏琫瑛这名女子究竟是什么人,让国民党军警短短几天之内跨省追捕,非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将她抓住才肯罢休?她究竟做了什么事,让国民党军警如此紧张,严防死守,生怕她逃脱?

夏琫瑛,确非等闲之辈,六安人称她为“淠水女杰”,南京人称她为“钟山名士”。

 

不走寻常路的富家小姐

1913年11月11日,夏琫瑛出生于安徽六安,自小生活条件优越。年幼的夏琫瑛有感于她的母亲虽吃穿不愁,但在家中却毫无地位可言,曾问过母亲,如何才可以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母亲回答:“要读书,要自立,只有读书自立才可以不受气。”

夏琫瑛在家人的帮助下,排除万难上学读书,并把幼时所裹小脚放大。在学校里,她接触到了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的著作,使她开阔了眼界,受到爱国、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从而下定决心摆脱女子三从四德的命运安排,要自立于社会,同时也认定妇女解放将会是今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1937年,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与夏琫瑛联系,拟借她担任校长的六安私立海峰女子小学校部分校舍作办公用。夏琫瑛二话没说,当即腾出部分校舍给动委会使用。在与动委会同志接触的过程中,夏琫瑛深受动委会抗日爱国行动的影响,毅然辞去校长一职,加入安徽省抗日动员委员会,积极投入抗日宣传、动员民众的工作,带领一批安徽青年入川,在后方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后又被派至重庆,为日益增多的难童筹措救济金。在通过敌占区时,她女扮男装,几次险遭不测,最终在新四军便衣队的护送下得以渡过长江,越过日军数道封锁线,穿过几百里敌占区,到达重庆。但是款未筹到,回安徽的必经之地又相继失守,夏琫瑛欲返不得,便投考了北平迁往成都的朝阳大学。

在朝阳大学学习期间,夏琫瑛受到中共地下党员、朝大教授李续刚的影响,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为进步学生做掩护。国民党特务要查封进步书屋,她就事先通知做好隐蔽;学校要开除学潮的学生首领,她就挺身而出为他们作辩护;得知当局要逮捕李续刚教授,她当即帮他化装,然后护送其到成都郊外去延安的交通站,帮助他成功躲开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杀。

 

献身革命,守护民主

夏琫瑛代表朝大毕业生在朝大毕业生联欢会上的讲话中曾说:“我的人生观就是革命的人生观,朝大使我学会了与恶势力斗争的经验,使我坚定了爱与恨。”诚如她所说,夏琫瑛在之后的日子里,不顾自己的安危,努力守护着民主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奋斗着,坚定地守护着心中的大爱。

这些经历和学习,使夏琫瑛深知想要救国救民,必须求得人民的彻底解放,包括妇女解放。为此,她加入了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通过妇救会组织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斗争,抗战胜利后,又继续组织妇女们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群众组织。日本投降后,邓颖超随毛泽东主席的代表团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妇救会专门为邓颖超举行了欢迎大会。欢迎大会上,邓颖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夏琫瑛参加了这次大会,亲眼看到邓颖超衣着简朴、精神抖擞,听到邓颖超介绍延安朝气蓬勃的革命生活风貌,使她备受鼓舞。

1946年1月10日,旧政协会议开幕,应人民的要求,国共两党代表每晚在沧白纪念堂召开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向群众报告当天会议进展情况。民众大会共召开八次,夏琫瑛每会必到,暗中保护中共同志和民主人士的安全以及维持会场秩序。

1月18日晚,第六次民众大会在沧白堂举行,李公朴任主席,共产党代表王若飞出席。国民党代表在会上提出“军队国家化”。共产党代表当场反驳。此时,会场民众群情激奋,高呼: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这时,有人持一小锣,一阵乱敲,顿时木棒石块齐向王若飞、李公朴砸去,嘘声叫骂声充斥于耳,全场一片混乱。许多进步青年挺身而出,奔上讲台,救护王若飞等人,夏琫瑛等女青年顺势排成人墙,进行护卫,将王若飞等人送上了轿车,安全撤离。

2月10日上午,较场口广场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为防止发生意外,夏琫瑛等一批女青年早早来到较场口,提前做好接应工作。会议开始,李公朴刚走进台口,一伙预伏在台下的特务围住主席台狂呼乱叫,将砖头、石块扔向主席台。一些人手持铁棒,一窝蜂拥向主席台,见爱国人士就打。许多进步青年奋不顾身奔向主席台,扶起受伤的施复亮、李公朴等向外冲,夏琫瑛等女青年快速接应,将他们二人扶进早先准备的小汽车内,送到医院抢救。

国民党特务殴打民主人士、破坏民众大会,尤其是校场口惨案,使夏琫瑛痛恨不已。她常和友人商谈,认为民主的道路还很艰险,必须做好准备。

经爱国民主人士劳君展女士的力荐,夏琫瑛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妇女委员会总干事。夏琫瑛在任总干事期间,一方面把广大妇女的冷暖放在心上,努力解决当时妇女就业困难等社会问题,一方面认为要与国民党政府操纵的妇女团体做斗争,也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团体作武器。于是,1947年春,夏琫瑛参与筹组了中国妇女生产事业促进社,后又创办了南京第三缝纫生产合作社。

 

加入民革,当选“国大”代表

随着时局的急剧变化,夏琫瑛意识到,谋取妇女解放的斗争方式也要相应改变,只凭经济手段,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为此,她积极地投身到政治斗争中。1948年1月1日,民革成立,接着南京也成立了民革分会,夏琫瑛毅然加入民革组织,进行反蒋斗争。

当时,民革南京组织领导人孟士衡曾说:“民革南京组织,是在国民党当局心脏里拎着头闹革命,特务多如牛毛,务必警惕。”夏琫瑛时刻关注着当时上层妇女的情况和有关机关动态,并以第三缝纫合作社作为江北来人的秘密联络点、交通站,组建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在夏琫瑛第三缝纫合作社的掩护下,民革南京组织接待过很多江淮解放区来购买药品的人员。民革南京组织如需召集会议,也大多由夏琫瑛传递消息,采取聚餐、宴会、访问等多种形式掩人耳目。解放区同志缺少路费或者需要就医,夏琫瑛也会想方设法尽力解决。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为了扭转失败的命运,召开了“国民大会”。由于夏琫瑛符合国民党颁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的人选条件,为了取得更好的身份作掩护,从而更好地开展反蒋斗争,她在民革组织的支持下,参加了“国大”代表竞选,并当选为“国大”代表。

蒋介石为了继续实行独裁统治,在选举副总统上搞鬼作弊。就在“国大选举”前夕,两个衣冠楚楚的人来到夏琫瑛住处,要她签名盖章,保证选孙科。原来,国民党为了确保孙科当选,采取了所谓的“保甲制度”,即要一个国民党的“国大”代表监视其他十个代表,以便确保其投孙科的票。夏琫瑛丝毫不为威胁所动,按照民革的指示,投了当时被认为比较开明的李宗仁的票。

为了更加直接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丑恶行径,顺应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1949年1月,夏琫瑛和余精一、曲绍卿、胡笳声四位“国大”代表,向“国民大会联谊会”提交了“为满足全国人民对和平之迫切需要,亟应撤销‘戡乱令’,宪法和法规亦不应坚持,接受中共的和平主张……”的议案。在国民党政府压制下,该议案被拒绝审议和公布。后经余精一活动疏通,1月23日《中华时报》全文刊出该议案。

夏琫瑛等人提出的议案,直指国民党政府的痛处,提案人自然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余、曲、胡三人为了避免迫害立即撤离了南京。夏琫瑛不顾个人安危,依然留在南京,奔走于妇委会与第三妇女缝纫合作社之间,在孟士衡领导下继续开展反蒋斗争。

 

铁窗牢房,誓死斗争

孟士衡曾问夏琫瑛:“你怕不怕死?”夏琫瑛笑了笑,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求死得其所。干革命就要视死如归。”

1949年初,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解放军大军席卷长江之北,国民党军队军心不稳,毫无斗志。但在国共和谈中,国民党当局仍然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迎接解放军渡江,夏琫瑛所在的民革南京地下组织悄然酝酿一场可能改变历史的京沪起义计划。

该计划主要分为六个部分:一、控制南京明故宫飞机场,防止国民党要员潜逃;二、策动南京国民党军警起义,切断南京各主要干线的交通及对外联系;三、扣留国民党重要头目,包括代总统李宗仁、总司令汤恩伯等人;四、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五、成立南京人民政府;六、接应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

由于敌人破坏,京沪起义失败。那段时间国民党当局疯狂逮捕参与计划的成员,被称作“飞行堡垒”的红色大囚车在京沪等地频频出动。

夏琫瑛,正是因为参与了京沪起义的筹划,才被国民党军警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短几天之内多次跨省追捕。

夏琫瑛被捕后,坚持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在狱中视死如归,展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她在狱中不断抗议当局违宪,用自己的行动撕下了国民党伪装的民主面具。

夏琫瑛在牢中曾进行绝食斗争,绝食四天后,生命垂危。后特务冒充民革组织名义送来食物,劝其进食,她才停止了绝食。敌人对夏琫瑛搞过几次秘密审讯,妄想从夏琫瑛嘴中套取有用情报,但都没有成功。她在被审讯时,义正辞严斥责主审官:“你们在‘国民大会’上高谈民主,还政于民。言犹在耳,你们就背道而行。这种卑鄙的、违法的丑恶嘴脸终究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的假面具一定会被戳穿,你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遗臭万年,传遍全世界!”

4月4日,特务们把夏琫瑛等参与京沪起义的九名同志集中押送上海审讯。在押送途中,孟士衡利用敌人严密监视的间隙,对夏琫瑛嘱托道:“我死后,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把民革的事担起来。要联系民众,多写宣传文章。团结同志,紧跟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夏琫瑛小声却意志坚定地说:“从被捕那天起,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他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一个字!”

5月9日下午,孟士衡、吴士文和肖俭魁三人在宋教仁公园被杀,为国捐躯。夏琫瑛等几人被判了15年到30年徒刑。这时,因京沪起义被关在牢里的几百人,均被特务处死,到上海解放时,只剩下28人。

夏琫瑛后来在中共组织和友人的帮助下重获自由,在上海休养数日后,即回南京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由于经历了94天(2月15日至5月19日)的牢狱生活,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患上了严重贫血和胃病。

 

一场特殊的战斗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很重要,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为拯救孩子,政府会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要做到一个孩子不能死。”这是1951年春中共南京市委领导授命夏琫瑛接收南京圣心儿童院时对她的嘱托。

南京圣心儿童院是外国人在南京创办的所谓“慈善事业机关”,有宗教背景,号称是慈善机构,但实际上,管理者利用庞大的死亡数字(当时圣心儿童院的婴、幼儿死亡率达到了65%),欺骗国际社会对儿童院儿童的怜悯之心,以获取更多的捐赠,中饱私囊。

夏琫瑛心中明白,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列强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持有怀疑和敌对的态度,而接收圣心儿童院又是一场涉及宗教、外事,政策性极强的特殊战斗,绝不能掉以轻心。接到任命后,夏琫瑛当晚便率领4名干部抵达圣心儿童院。

为了做好接收工作,一方面,夏琫瑛带领工作人员研究方案,深入调查,逐个谈话,团结争取院内中国勤杂人员及多数中国籍修女,请她们揭露、控诉圣心儿童院负责人的罪行。在南京市人民法院因为圣心儿童院的高死亡率,对院长兰义德(爱尔兰籍)提起公诉时,夏琫瑛在法庭上与兰义德等人进行对质,据理力争,迫使修女白洁贞不得不把法文本《领洗人名册》交出来。后来,夏琫瑛亲自撰写了《南京圣心儿童院接办前后》一书,真实地再现了圣心儿童院残害中国儿童的历史原貌,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另一方面,夏琫瑛精心救治和护理福利院的孩子们,将他们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在夏琫瑛赴任的第二天早晨,她就赶到婴儿室巡视。当时的婴儿室死一般沉寂,孩子们不会哭、不会笑,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夏琫瑛看到这些孩子悲惨的境况,提出“一切为了孩子”,请求南京市政府给予帮助。在南京政府的协调下,各大医院共同参与抢救孤残儿童。

送走一个个黄昏,又迎来一个个清晨,夏琫瑛带领工作人员不分白天和黑夜忙碌在孩子身边。开始时,这些孩子与接管人员格格不入,不肯接受教育,夏琫瑛就带领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接近他们,带着他们玩游戏、讲故事、听广播、看电影,组织他们参加控诉大会、联欢会,帮助他们理发、剪指甲等。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及身心健康在短短的时间内,有很大的改善。

与此同时,夏琫瑛加强了院内的管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规章制度;建立了游艺室、学习室、医疗室、儿童食堂、宿舍和卫生等设施。圣心儿童院的工作受到南京各界群众的称赞。

1951年,英国访问团专程从北京来南京,参观南京婴儿院,他们说:“在欧洲盛传‘圣心事件’是65%的死亡率,你们接收后死了多少孩子?”夏琫瑛说:“一个没有死,个个都健康。”他们还参观了儿童食堂、宿舍、游艺室、学习室等设施,临别时连声称赞。陪同访问团参观的著名作家丁玲,握着夏琫瑛的手说:“我下次专门来采写儿童院。”

 

献身社会改造工作,力做民众“贴心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政工作千头万绪、面广量大,任务繁重,生产自救是当时迫在眉睫的重中之重。夏琫瑛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结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市生产救济委员会工作。从此,她积极献身于南京的社会改造工作。

当时,南京市生产救济委员会承担安排30多万闲散人员的任务。对这些人员既要做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又要发放救济粮款,保证这些人的生活,不要冻死饿死一个人。在工作实践中,夏琫瑛真正体会到“人民政府为人民”不是一句空话,从而更坚定地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当时,夏琫瑛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几乎南京所有的街道,访问干部群众,做社会调查,宣传党的政策。对待贫困救济户,她采取只做不讲的方法,在她手上为多少户解决了困难,已无法统计。

1951年8月,夏琫瑛又担任了南京市生产救济院副院长的职务。生产救济院的任务是组织社会闲散人员从事生产,下属十几个单位,有缝纫社、制鞋厂、砖瓦厂、盲人厂、哑人厂、儿童教养院、孤老院、婴儿院等。她四方奔走,八面兼顾,出色地履行了应尽的职责。

夏琫瑛曾说过,“我这一生做的都是妇女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她一直从事妇女工作,就是竞选“国大代表”,也是妇女界代表当选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一直在全国、省、市妇联挂职。许多素不相识的妇女,都慕名找来,有被逼婚的女青年,流落街头的尼姑,无工作的残疾女工……夏琫瑛无不以妇联代表的身份,热忱相助,为她们多方奔走,直至问题解决。

◎ 主要参考文献

1.《穿行在风云人物之间续集》,夏从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

2.黄慧英《风雨话同舟——记民革南京市主委夏琫瑛》,《上海档案工作》,1994年第6期。

3.严艳《风雨同舟 与中共并肩奋斗六十余载——记民革南京市名誉主委夏琫瑛》,《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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