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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邦:我的父亲         2020年06月23日16:55

大学时代的父亲郑安飞

父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一生都过着平凡的生活。

说起父亲的童年和少年生涯,那是相当苦涩的。

祖母在他七岁时就病逝了,祖父是军人,在旧中国动荡的年代里,终年各地征战,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们姐弟三人实际上是于战乱中四处漂泊,长期寄宿在学校里,靠亲友们的照料长大的。

因而家庭的温馨生活,对那时的父亲来说只是空幻的梦想。

父亲郑安飞与母亲焦俊保的结婚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工作,以后与母亲相爱、结婚、生子,尽管生活条件比起原来在北京、上海的环境要差得多,但毕竟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小家庭。

由于父亲与母亲工作不在一地,父亲每个星期都要往返奔波,十分辛劳,却从不曾有过抱怨。

后来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笼罩在极“左”的阴霾中,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母亲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到了十年“文革”浩劫,他们终于在劫难逃,分别被关进“牛棚”,折磨得死去活来,几乎家破人亡。

记得那时我和弟弟都还年幼,母亲失去自由,也中断了经济收入。父亲在另外一个城市,有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没有音讯,不知死活。我们兄弟二人没有生活来源,又受人歧视,独自经历了一段最为难熬的时光。

直到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迎来了明媚的春天,父亲和我们的家庭才重现暌违已久的幸福生活。

祖父郑洞国(中)与家人在一起

1977年,组织上为了照顾年迈、孤独的祖父,将父母亲调入北京工作,父亲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长达二十年的安定、幸福的日子,直到1998年春病逝。

父亲为人老实、本分,甚至有些胆小、木讷。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向沉默寡言,诚实低调,做事循规蹈矩,小心谨慎,有时似乎也有几分迂腐。

听说母亲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为了与热恋中的父亲团聚,自愿离开北京去条件相对艰苦的东北地区工作。谁知到了沈阳,父亲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与母亲匆匆一晤便不见了踪迹,还是前来接站的同事们将人地两生的母亲接回了工作单位。

对父亲如此不近情理的做法,原本满心欢欣的母亲先是惊谔不解,继而大为愤恨,俩人关系几乎决裂。

其实父亲也有“苦衷”。

原来,他不太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在母亲来前早已囊空如洗,为避免相见后的尴尬,情急之下竟出此下策。

“文革”初期,母亲成为单位造反派的批斗目标。有人趁机落井下石,无中生有地诬陷母亲曾在私下谈话中对毛主席不敬,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嫌。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罪名,造反派头头们如获至宝,使尽各种手段反复威逼母亲招供。惊恐万状的母亲回到家中与父亲商议如何应对,岂知父亲沉思半晌,竟说别人不会凭白无故地捏造事实,劝母亲仔细反省是否有此言论,不要急于否认云云。

善良的父亲哪里晓得,在那人妖颠倒、人性扭曲的年代,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一般黎民百姓,有多少人被凭空捏造的罪名致于死地?有些人可以出于某种目的,把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道德统统抛到九霄云外,怎么会顾及别人因其卑鄙行为而受到的伤害!

父亲凡事认真、执拗,尽管在别人看来有些迂腐,不通时务,他却始终不曾改变自己的这种性格。

在极“左”时代,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父亲一面长期真诚地改造着自己的思想;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政治运动,以免招来灾祸,但他为人处世始终有着自己严格的是非标准和原则尺度。

1948年秋,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祖父兵困长春。

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父亲和叔叔于兵荒马乱中逃到台湾,但国民党官场的世态炎凉很快就教育了父亲,未及两月便只身返回内地。

建国后,父亲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了这段经历。遗憾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一个人的诚实与好运并不时时相伴。此后多年,父亲一直作为“内控”人员不得重用,甚至为此吃尽了苦头。

“文革”中,父亲单位的造反派私下授意他在一次会议上,以群众代表的身份为一位军代表歌功颂德。这在某些人眼中或许认为是表现自己进步、巴结权贵的好机会,父亲却“不识时务”,他素不满意此人在群众中制造派系斗争,也不齿于其私生活中的一些劣迹,故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

由此,父亲惹来他想躲也躲不掉的大祸,不久即以国民党特务嫌疑的罪名,被关押、批斗,几度被毒打得奄奄一息,差点丧命在造反派的皮鞭、棍棒下。

尽管父亲为了自己的诚实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从不为这些做法后悔。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诚实与自尊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父亲是学建筑学的,从事了一辈子建筑结构设计。他非常珍爱自己的事业,在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父亲一生为祖国绘制了多少建设蓝图,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只知埋头工作,仿佛只有工作才能带来最大的快乐。“文革”后期,父亲和同事们的许多设计成果,常常被别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建设成就”,敲锣打鼓地加以宣扬。父亲显然知道自己那时并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却毫不介意。对他来说,最值得珍视的是被恢复了的工作权利。

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到了退休年龄,不少朋友想高薪聘请他到社会上工作,但由于工作单位缺少技术骨干,他还是听从领导安排超龄“服役”,一干就是几年。父亲工作非常投入,即使过了退休之年也没有丝毫懈怠,每日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有时生病了,也不听母亲劝阻,硬撑着去上班。

由于父亲工作出色,几乎历年单位评选先进工作者,他都榜上有名。而父亲对这些似乎从不留意,那些大大小小的奖状、荣誉证书,他拿回家随手一放,便不再理会了。父亲倒不是不珍视领导和同志们所给予的荣誉,只是认为自己凭着良知做应该做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别人称道的地方。

父亲晚年身体一直很健旺,不料于1997年秋被检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到晚期。事实上,父亲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半年!

最初听到医生对父亲病情的无情判决,我的大脑一阵晕眩,简直难以承受这个严酷的现实。父亲从母亲和我们焦虑的神情中似乎读出了一切,却出乎意料地显得很平静,只是有点懊丧地叹了口气说:“唉,我很少生病,怎么一病就是暴病!”

我们一直期盼奇迹在父亲身上出现,医生为此想尽了办法,父亲本人也积极配合治疗,但他的病情还是迅速地恶化了。

面对死神,饱经人世沧桑的父亲始终十分理性和坦然,他镇定而自尊地迎接着命运的最后一个挑战,然后安详地离去了。

祖父郑洞国(中)与父母亲在一起

父亲一生都在默默地生活和工作,从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确实是太普通、太平凡了。

然而,不正是千千万万与父亲一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用他们普通而平凡的身躯,构成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么?我由此深深地感悟到,一个平凡的父亲同样是伟大的!

( 作者郑建邦,系著名抗日名将郑洞国之孙、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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