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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党员、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为社会发出理性呼声!”         2019年10月22日10:56

出生于1945年的葛剑雄,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70年的亲历者。

“我从研究的中国历史中做了一个比较,我认为,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和以往的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相比。”在上海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一次活动中,葛剑雄这样感慨道,“我个人是幸运的,遇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遇到了这样一座充满希望的城市。”

葛剑雄在上海生活了63年,在这里,从小镇少年成长为历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你可以说,是这个伟大的时代、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成就了他;但你也可以说,正是千万像他这样满怀责任、孜孜不倦的探索者、实践者,推动了国家和时代的前进,造就了城市与乡村的美好。

1 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尽管这个江南名镇以藏书数十万卷的刘氏嘉业堂闻名,但葛剑雄的家庭却与书籍和财富无缘。直到上小学时,葛剑雄都从来没有在家里看到过什么“书”之类的东西,唯一见到的便是“假钞票”(贬值或作废的旧币)和印着不同图画的“香烟牌子”。上小学后,因为家境窘困,他每学期都要担心父母有没有交学费;有一次,直到正式上课的那天早上,舅父才替他交了学费。这样的家庭条件,反倒激起了葛剑雄对知识的强烈渴望。

1964年,他高中毕业时,因身患肺结核尚未完全康复,不能报考大学,于是留在上海市北中学接受上海教育学院的师资培训。第二年,他被分配到上海市古田中学担任教师、团委书记等职。1978年,他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留校工作。1982年春,国家开始试点招博士生,葛剑雄有幸成为在职博士生,师从著名学者谭其骧,并于1983年由教育部特批提前毕业,获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首批两位文科博士之一。

谭其骧治学,坚持求真求实、锲而不舍,这一点深深影响着葛剑雄。一次,谭其骧讲《汉书·地理志》,提到志中户口数字的价值,葛剑雄觉得很有意义,却找不到相关论著。于是,他决定自己钻研西汉人口。在谭其骧的指导下,葛剑雄写成了《西汉人口考》一文,对西汉人口数量的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也开启了他数十年人口史、人口地理研究的漫漫征途。

有一年,葛剑雄参加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来自纽约的B教授在其关于中国历史人口的数量和分布的报告中,公然声称从来不采用中国学者的说法和证据,并傲慢地以“或许我的学生可以与你们一起讨论”来回应中国学者的批评。这件事,让葛剑雄久久不能平静。自此,他愈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放诸世界潮流,以全球化视野来致力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

如今,这位浸淫历史地理领域数十年的专家已发表史学专著20余部、论文百余篇。他的《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不仅在学术上,在普通读者中也深受欢迎。作品获“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研讨会”论文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郭沫若史学奖”、教育部和上海市优秀社科著作一等奖等。

他还曾参加中国“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多次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高等学府进行学术交流。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在复旦大学任职数十年,从副教授到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重点研究中心主任到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特聘教授、资深教授,葛剑雄始终未曾忘记恩师谭其骧的谆谆教导。每逢谭其骧诞辰,他都会来到复旦大学光华楼21楼谭其骧的雕像前,为恩师献上一束鲜花。

2 提案建言,重在解决问题

葛剑雄有个人尽皆知的外号,叫做“葛大炮”,缘于其针砭时弊、直指陋象的种种尖锋言论。不过,他本人可不怎么喜欢这个外号。“只要是说的有道理,没触犯法律,怎么能叫做放炮呢?”

葛剑雄认为,既然是一个民主党派人士,就要敢于说真话、谏诤言,发出理性的声音,并不惧于放大。参政履职数十年来,面对外界的形色风语,他始终固守着这一人生信条。

葛剑雄加入民革是在1999年;但其参政生涯,在此二十多年前就拉开了帷幕。

1977年,全国各级人大尚处于工作恢复阶段。葛剑雄以人民教师的身份在上海市闸北选区被选举为市人大代表。他回忆说,当时的市人大,还是以学习为主,到处是喊口号和表态的声音,“审议”的概念远未形成。直到1980年,才开始有人提议案。但是,怎么写议案?怎样使议案产生效果?葛剑雄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葛剑雄首先想到的是,从身边实际出发。他了解到,在“文革”前,上海的电影院原本都设有一个学生专场,因其票价低廉,选片又有教育意义,很受师生们的欢迎,但在“文革”期间被取消了。于是就此撰写了关于恢复学生专场的议案。有理有据的陈述,让这份议案建议很快获得了采纳。这也是葛剑雄第一次通过参政建言解决社会问题,令其欣喜不已。

2000年,葛剑雄届中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他把提好提案和做好会议期间的发言,作为自己履行委员职责的两件大事,并给自己的提案定下底线:一不能违反宪法,二不能违反政协的章程。在此期间,有一个提案是他自己比较满意的。

当年的上海,由于缺少相应的厕所指示,经常有出租车司机到绿化地带或偏僻的路边“方便”,影响市容;而女司机更为窘迫,只能忍着,影响身体健康。葛剑雄建议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服务措施。让葛剑雄没想到的是,该份提案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反响:相关部门专门到民革上海市委会机关参加座谈会,听取葛剑雄的具体建议和意见;还有热心市民编制了上海公共厕所的电子地图和指南,免费提供给出租车司机;交警部门也表示,将根据实际情况为司机如厕提供方便,一部分公交站点的固定厕所也陆续向出租车司机们开放。

一份提案,就解决了当时出租车行业四万多司机的一块“心病”,葛剑雄可谓“功不可没”。一次在出租车上,司机认出葛剑雄后,坚决不肯收车费,葛剑雄笑着摆摆手,礼貌地谢绝了对方的好意。他说,他只是做了一个政协委员该做的事而已。

这个提案,所反映的是很现实的问题,也是通过努力可以解决的事。这很好地代表了葛剑雄的提案精神。2008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继而成为政协常委,提案的眼界更为高阔,但要“解决问题”仍是终极目标。所以他的提案,大都高瞻远瞩而又可操作性极强。

比如,在一份关于教育问题的提案中,葛剑雄指出,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义务教育均衡化。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做到合理分流,一部分人走向高校,一部分人走向工作岗位,而整个教育体制要为之服务。他在提案中提出了公布义务教育最低标准等若干具体落实建议,使之更富有操作的空间与可能。这个提案后来被评为优秀提案,中共中央相关领导作了批示,并被教育部列为工作重点。

像这样的建议还有很多很多:他批评高考改革“隔靴搔痒”,抨击“年底突击花钱”,呼吁“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建议加强地方政府重大建设项目的审议和审计……做全国政协委员十年,葛剑雄每年提的提案数量在委员中不是最多,但采用率一定名列前茅。对社会发展,他作出了一个建言者实实在在的贡献。

3 尖锐言论不是“放炮”

言为心声。与提案相呼应的,是葛剑雄在政协各类会议上的发言。

“我喜欢第一个发言!”葛剑雄毫不避讳地表达对“首发阵容”的热情。即使在传统观念里,这样显得太不中庸,太过锋芒,但他自有其乐此不疲的道理。“领导坐得比较全,听众思想集中,不要怕讲话内容重复……”而今,只要是葛剑雄在场,其他委员在自由讨论时,都会把第一个发言的话筒主动“让”给他,这已然成为了一项惯例。

葛剑雄还不爱念稿。他认为,写稿子免不了在头尾“穿靴戴帽”,而且自己讲话的语速比念稿子还要快,实际上在有限的时间内发言的内容会更多,达到的效果就更好。从另一个侧面来讲,这也是葛剑雄对自己言论底气的一种自信表现。葛剑雄的发言总能获得大家由衷的掌声。短短数分钟间,他以杰出的口才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痛陈弊病、申明主张,让人警醒和折服。

最著名的一次发言,是在2012年3月5日的教育界别政协小组讨论中。葛剑雄突然起立,“插话”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全国考研湖南泄题事件作出表态,并向全体考生道歉,给予补偿措施。许多人都为他的“大胆”举动而捏把汗,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其实,我早就和主持人说过要作个发言。”葛剑雄事后说明道,“只是他忘了,以为发言结束,请领导讲话,我才急着站起来发言。”

当时,泄题事件发生后,就有不少学生找到葛剑雄表达内心的委屈。全国两会召开后,葛剑雄一听说教育部部长将参加联组讨论,便与其他全国政协委员商量,直接对话教育部。“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 葛剑雄言辞咄咄,甚至有些尖锐,表达的却是来自普通考生最真实的叩问。

后来有媒体就此炒作,硬是给他安上了一个“葛大炮”的帽子,并渲染成“炮轰”社会乱象的当代“侠客”。但这并非是葛剑雄愿意见到的。“我所提的正当建议怎么能叫放炮呢?”也有人“善意”提醒他言论不要那么尖锐,会“惹事”的。他回应道:“在两会期间,比我发言更加尖锐激烈的委员还有,但是他们的意见媒体不能报道,因为只有理性的声音才能放得更大、传播得更广。”

2013年3月,全国政协换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第一次给常委开会,谈到“政协的功能就是讲话,说了以后人家不听还要继续说。”葛剑雄听后十分激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大炮或者小炮,关键在于如果是炮的话怎么打得准,发挥作用并掌握住分寸,才是重要的。我们的发言不是一味讲究尖锐,应该还要讲究实效。”

2016年8月18日,在中南海紫光阁,葛剑雄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从李克强总理手中接过聘书。这个新身份,对葛剑雄而言不仅仅是荣誉。“我们的意见建议,可以由文史馆向国务院领导反映,所以又多了一个建言的渠道。”

4 知识分子与入世之道

与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不同,葛剑雄十分乐意与媒体打交道,几乎来者不拒。

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曾说他“入世心很强”,想改变这个社会;而且有行动力,不会只是私下抱怨,推崇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这与葛剑雄对于自己“知识分子”的定位是相吻合的。

“大学毕业或者拥有博士头衔都不能叫做知识分子,顶多算个专业人士。”葛剑雄认为,“知识分子应是冠有‘公共性’符号的,不仅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还要关注专业以外的事情,用个人的专业知识来解决社会问题。”他还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论要摆脱权力、利益和金钱的引诱,比较超脱。”

那么,如何拿到更多的“知识分子”话语权,提出解决问题的专业性意见和建议?善用媒体,或许是个不错的方式。

多年的参政议政生涯,让葛剑雄十分了解哪些言论会获得媒体的高度关注,从而最大限度地放大言论效应,但也十分清楚其边界。“宪法的范围、法律的范围、政协章程的范围,这是批评建议的边界,不能超过它。在这个范围里面,我是理直气壮的。”

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找他,访谈、做节目、写专栏,一度让葛剑雄分身不暇。为了应对,他坚持不用手机,不用微信,只收发电子邮件,但每封邮件都会及时过目,认真答复。

除了在媒体发声,撰写社情民意,也是他一个重要的建言渠道。仅通过民革上海市委会,自2012年以来他报送的社情民意就有44篇之多,其中不乏举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惩治贪腐应重视赃款追缴等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的建议。小小的社情民意信息,在他的手中,就如神奇的杠杆,推动国家和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积极“入世”挤占了葛剑雄很大一部分的科研时间。但他固执地认为“一篇论文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的观点、你的知识能够推动社会进步,能够成为国家领导人考虑问题的依据,甚至能够影响到国际上,贡献不是更大吗?”

几十年来,葛剑雄始终保持着游泳的习惯,游过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泳池,锻炼出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这让他即使每天忙到凌晨一二点才能睡,第二天仍能以清醒的头脑,作出中气十足的发言。

爱运动的人,多半乐观豁达。如今已从全国政协常委、图书馆馆长等职位退下来的葛剑雄,觉得人生有更多新鲜的事可以做:地方文化发展等着给建议,统战部等着要听意见……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中,还要穿插各式演讲活动。

演讲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葛剑雄总觉得,自己走过的弯路,不要让别人重蹈覆辙。所以,他最热衷的,还是给年轻人作报告,告诉他们要珍惜现在的大好环境,多读书、行万里路。

“你们要抓住机遇,在可以发挥自我作用的范围里,尽自己最大努力,为这个社会发出理性呼声!”这是葛剑雄对于青年一代的寄语,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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