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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李济深两广事变往来函电 来源:团结报    冯杰 白中琪    2018年07月12日14:02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的李济深。

1936年10月10日,陈诚和李宗仁、白崇禧合影于广西南宁。

陈诚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从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到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后的“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副总裁,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与中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诚非常重视个人资料的保留与整理,20世纪40年代特设“石叟资料室”,整理治军从政数十年间所搜集的各种档案文献。笔者最近检阅其中的“两广事件函件”,发现李济深与陈诚的几通信函很有意思,解读起来十分耐人寻味。

粤桂政潮,局势外张内驰

1936年5月,国民党两广地方实力派精神领袖胡汉民突然因脑溢血去世,蒋介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趁机要求两广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粤省政府。陈济棠一心维持广东半独立局面,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打出抗日大旗,以要求南京中央领导抗日的名义,出兵北上,以进为退,试图迫使南京继续承认两广半独立地位。这一事件通常称之为“两广事变”或“六一事变”。

事变刚一发生,蒋介石就接连致电陈济棠等,强调“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规劝两广派代表进京协商,任何意见均可讨论。事情发展至7月初,广东内部严重分化,先是粤军第2军副军长李汉魂通电服从中央;9日,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由赣飞京,毅然参加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表示一唯中央之命是听。18日,随着广东空军人员纷纷驾机离粤北飞,众叛亲离的陈济棠连夜出逃香港,通电宣布下野。

广东瓦解,广西便呈孤立之势。李宗仁、白崇禧愿意接受五届二中全会发表的人事任命,担任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此时,蒋介石变得不甘心,想要从根本上一举解决两广半独立局面,变更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也就是说,非把李、白调离广西老巢不可。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对桂,调李、白新命虽冒数分危险,但此命不下则李、白阳示和平,而中央军亦无机入粤,是则不仅桂逆不平,而粤事亦不能了也。”

撤换调令引起桂方轩然大波,李、白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姿态,邀请李济深来桂一起主持反蒋大计,同时帮助蔡廷锴、区寿年等粤军将领重组第十九路军。7月底,包括李济深在内的各路反蒋人士云集南宁,主张尽快组织独立的抗日政府,扬言要和南京大干一场。然而,时任李宗仁高级参谋的刘斐一语道破当时微妙局势:“蒋、桂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锣鼓打得很紧,同时电信往还,互相责难;但双方都有所顾忌,所以也互留余地,暗中寻找转圜的办法,遂形成一种外张内驰的局势。”

另据桂军总部宪警队副队长蒋文度说法,白崇禧交代他们去长沙、武汉刺杀日本人,制造能引起国际交涉的事件,蒋介石要应付日本人,则广西之围就自解了。“铁血团”团长祝子书选在汉口日租界下手,半夜里乘日本警察疲劳之时,对之连开两枪。日警(吉冈庭二)被杀事件果然引起一场外交风波,但白崇禧得到报告有些疑问:“这就难说了,张学良派去的人也说是他们干的。”蒋、祝心里揣测,“白之所以不认账,主要是想赖我们那一万元奖金”。

奔走斡旋,陈诚呼吁和平

陈诚早年在粤军担任过参谋、连长、营长,与粤省军政各界素有良好互动,蒋介石知人善用,派他协助余汉谋整理广东军务,并设法疏解广西难题。7月30日,陈诚得知李济深已从香港到达南宁,诚恳地写了一封书信:“任公赐鉴:诚于日昨抵粤,顷晤益能(邓世增)、幄奇(余汉谋)、翰屏(香翰屏)、庚陶(徐景唐)诸兄,均盼吾公莅粤,特请益能兄赴桂面陈种切。书不尽意,神驰无已。耑肃,敬叩钧祺。旧属陈诚敬叩。”

1923年春,陈诚南下粤军第1师发展,表现朝气蓬勃,得到团长邓演达和师长李济深双双器重。不久,邓、李联名介绍陈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如今两广政局动荡,陈诚奔走斡旋,放下姿态甘愿“旧属”,委托曾任李济深第八路军时代的参谋长邓世增充当“和平使者”。李济深很快回信,开头部分如下:“辞修吾兄勋鉴:大旂南临,方欲有所启奏,益能兄来,忽奉宠召,其为惊喜,何可言宣。然转念弟以待罪之身,又似于兄有所未便,惆怅何似。闻兄已将此事请示于蒋先生,或俟有报告,相见之时未为晚耳。”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之后,李济深等人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所以自称“待罪之身”,字里行间不无芥蒂。李济深在信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今之计,弟敢为国家民族请命于兄,即欲兄与幄奇兄去电中央,请收回德(李宗仁,字德邻)健(白崇禧,字健生)两兄调职之命,并一面停止向桂进迫之兵,则和平即可实现。不然困兽犹斗,蜂蚩有毒,不特非国家民族之福,抑亦非中央之幸与兄之愿也。”

邓世增马不停蹄,带着桂方意见返回广州,陈诚立即把往来情形电呈蒋介石,建议采取政治方式解决广西问题,具体办法:李宗仁继续主桂;白崇禧调离广西。8月3日,蒋介石复电陈诚,“对桂谋政治之解决,本为原定之方针,一遇机缘,即当进行”。原则上同意李宗仁以行营主任名义留桂,但必须是在白崇禧离桂以后方可发表。6日,邓世增、香翰屏带着陈诚的信函二度前往南宁,苦劝李、白“无取于一时一地之介介,而努力千秋后世之勋名”。陈诚认为“年来国力所以不竞,外侮所以日深者,实由于国家不曾统一。而究其所以致此之故,中央措置容有未当,地方分立似亦责无可辞”。真诚希望桂方能够换位思考。

另一封信,陈诚嘱咐邓世增当面交给李济深,强调中央更换李、白新职之意,“实为共同努力于整个对外之设施,以期完成一致抗敌之阵线”;期盼李济深就近敦促李、白“速下决心,为国珍重,作今后一致对外之地步,此桂民之幸,国家之福,亦我公爱人以德之义也”。

信使往返,难解蒋李积怨

百粤政潮汹涌,两广信使往返。9日,李济深函复陈诚,“藉悉吾兄斡旋大局苦心,以敬以佩”,旋即质疑李、白之调新职,显然是蒋介石企图解除广西地方兵权,“而所以必欲解除德健两公之兵权,则因曾督促中央抗日而已”。接着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吾人思之,以为唯有整个媚日设施与完成汉奸阵线,乃需如此处置耳。与对外抗敌,有何关乎?”走笔至此,李济深话锋一转,“回忆吾兄四年以前,固亦曾忠勇奋发,而有请缨抗日之义举矣。当时全国人士以吾兄一鸣惊人,乃亦有介石部曲不乏志士之感”。

遥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陈诚请缨抗日,慷慨激昂,“职等份属军人,责在卫国,愿率所部与倭寇决一死战,成败利钝,概不暇计。宁可致死于亡国之前,不愿偷生于国亡之日”。蒋介石当时幻想国际联盟制止日本侵略,反而要求陈诚“坚忍沉毅,力持镇静,取稳健团结态度,务须避免轨外行动,致滋口实,贻害大局”。

结合过往历史,李济深提醒并反问陈诚:“今日德健两公所遭遇,与兄实先后相辉映也。盖介公之不能抗日,固已为铁定之事。五年以来,介公一手遮天,对外为无限度之降服,对内为最残酷之屠杀。德健诸公此次目击民族之危机,已至最后关头,而梦想介公抗日,无异俟黄河之清,因此一方通电督促,一方出兵为倡,如果介公有一分抗日诚意,则正可乘此时机领导全国抗战,使兄等部向南而指北,不仇内而攘外,全国人士谁不愿沥血誓日以拥护中央乎?”

由此可见,李济深强烈不满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妥协,对于蒋介石更是厌恶至极。但要说蒋介石没有半点抗日之心,恐怕亦不尽然。面对日本步步紧逼,南京抗战准备按部就班,仅就苏浙沪境内的抗日国防工事来说,截至1936年已经完成相当规模。而在1935年底,蒋介石也曾表示“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

难解蒋李积怨,陈诚心里五味杂陈,他在给夫人谭祥的家书中感慨万千:“桂事屡经交涉,结果可谓凶多吉少。此次中央所下新令,固有令其难堪者,但最近之种种委屈,彼辈应当以国家民族为重,不应专争意气。而我对于李、白,私情公义,亦只能至此。如战事开始,恐须两月方能了结。”

令人欣慰的是,两广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在国民党元老居正、程潜、朱培德等人调解之下,广西当局的态度渐渐软化。黄绍竑与李、白并称“广西三杰”,后来不再参与内争,改至中央任职,黄劝慰李、白:“此次纠纷,已将月余,何如适可而止,在兄等立场,面子、实力皆风头十足,亦可谓不战而胜。故弟劝兄等,得好休时便罢休,不必再过于争持也。”9月5日,蒋介石下令撤退西江驻军,先示和平诚意。李、白随后就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省主席仍由黄旭初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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