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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来源:团结报    宗鲍    2018年04月12日14:47

《人民日报》刊登的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和给毛泽东的复电。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在政治上实现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转变,为各民主党派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与中共真诚合作、荣辱与共奠定了重要基础。今年是“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本版将连续刊文纪念,敬请留意。

194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五一口号”提出时的国内局势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继续发动攻势,并相继取得胜利。在华东,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一部解放了除济南、青岛、临沂等少数据点以外的山东全境。在陕北,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发动的宜川、瓦子街一战,为解放大西北奠定了基础。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在华北,聂荣臻等率领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出击察绥、保定以北和晋中,孤立了(北)平(天)津保(定)之敌,包围了太原。在东北,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冬季攻势中歼敌新五军等部15万余人,解放四平。在中原,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一部进行的豫东(开封、睢县、杞县地区)战役和襄樊战役的胜利,完全打乱了蒋介石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1948年3、4月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北岸,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形成强大威胁,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从人民解放军的整体情况看,经过两年的艰苦作战,共歼敌264万余人。解放军总兵力增至280万余人,其中正规军近160万人。解放军不但基本上形成了野战军、地方军、游击部队三者结合的完整体系,而且在军政素质、战术技术水平、装备方面有较大提高。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总兵力下降至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余人,用于一线的174万余人。虽然在数量上还占优势,但是,其内部固有的派系矛盾日益加深,士气更加低落。

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站到坚决反对美蒋反动派、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奋斗的立场上来,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些意见,立即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当年秋季。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被迫宣告解散。1948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中国民主同盟总部。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各民主党派纷纷表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客观上促成了“五一口号”的形成。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提出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起草与正式发布,在时机成熟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还缘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194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快到了,按惯例,为纪念这一节日,每年这个时候,新华社对外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革命战争迅猛发展形势下的1948年“五一”劳动节,自然也不会例外。当时担任新华社社长的是廖承志,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涉县的东西戌村。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他给中央发来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电文很快传到了西柏坡,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随即把来电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

廖承志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于是,“五一口号”初稿应运而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又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胡乔木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五一口号”一共23条,其中第4、5条内容如下:

(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五一口号”初稿进行了重要修改。第5条初稿内容为:“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拿起笔来,将“五一口号”初稿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第5条的修改提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

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主持盟务的民盟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毛泽东的这封信函,表达了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5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部署各地地下党与民主人士接洽,邀请并护送他们前来解放区。毛泽东还向香港、上海的党组织作了专门交代:欢迎民主人士进解放区来商谈,不管是团体代表或个人,只要表示愿意进来,就应与之直接磋商进来的办法,给予帮助。

“五一口号”的发布,切合人民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为中国指明了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

“五一口号”发布之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发表通电、决议和声明,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1948年5月1日上午,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李济深寓所聚会,热烈庆祝“五一”劳动节,响应中共“五一口号”。5月3日,李济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聚会,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来信的内容,共同讨论了中共的“五一口号”。民革中央委员梅龚彬也在同日发表了题为《建立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的文章。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其中写道:

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

5月8日起,在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对于团结各民主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5月23日,谭平山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一文说:“在这样有利于民主势力的形势下,民主党派再依靠保持现状,不作进一步要求的表示,是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的”,“中共的‘五一’节口号,就是适应人们要求的号召”。谭平山还在文中分析了新政协的作用,认为“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的会议。”这篇文章对于推动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促进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受“五一口号”影响,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谭平山这样描述到,受“五一口号”影响,“在一年以前,都市里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上层人物,表示并不反对国民党打共产党,但希望早一些打完共产党,快点给他们和平。现在呢?他们改变了。他们希望共产党早点打完国民党,快点给他们和平。”

6月4日,在港各界民主人士柳亚子、茅盾、章乃器、胡愈之、朱蕴山等125人发表联合声明,热烈赞同中共中央提议。

8月1日,毛泽东再电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等,作热诚表示:

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政协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之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

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

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民主党派一呼百应,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响应“五一口号”。

5月,民联在香港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表示“衷心的一致的赞同这个正确的号召。”民促也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表示“与我们目前的主张相符合”。

5月7日至6月28日,台盟等先后发表通电或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为召开新政协而努力。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响应“五一口号”。在这份告台湾同胞书中,台盟号召“同胞们!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此后,台盟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并推举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制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选举,为新中国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5月23日,民建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向世界宣告了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当时民建总会和黄炎培等领导人仍在国统区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写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到了上海,介绍了在港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赞同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民建发展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政治立场。

5月2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廿三条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的结晶,是今后中国政治运动航向的指标,中国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就是要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以奠定我们子子孙孙万世太平的始基,要不然,就要自暴自弃,甘为历史的车轮所辗碎。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第三条路径可循进的。

6月9日,致公党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高度评价“五一号召”是“富有变革历史意义的文献”,明确表示拥护召开新政协的建议,认为“政协是实现民主联合政府的首要步骤和基础”,并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部人民的宪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特为郑重宣言,完全同意中共‘五一’号召,忠诚地和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侨胞共同担负起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现阶段革命的神圣的任务,使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

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中表态拥护,并声称:“中共五一口号发布以来,各方纷纷热烈响应,足见政治协商与联合政府的主张,决非任何一党一派独有的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6月16日,农工党发表宣言称:“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主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是加速胜利有力的号召,亦即是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巩固和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必要步骤,实现新中国的正确途径。”

6月25日,在经过多次充分讨论,民革公开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明确表示赞同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公开表示要“以此号召本党同志、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在这篇声明中,民革对当时“第三方面”的倾向做出了有力的反应,指出“今日中国只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地。”民革号召各界人士,要想救国救人民乃至救自己,就要“站到人民阵营方面来”!

1949年1月26日,在北平解放前夕,九三学社在国统区的北平《新民报》上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投入到建立新中国的奋斗中

响应“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立刻投入到建立新中国的奋斗中。

民革公开发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后,民革中央政治委员会围绕新政协问题,连续召开了十几次会议,认为新政协已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其必然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力促新政协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包括民联、民促、民革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代表从这年的8月起陆续到达解放区,参与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中。

1948年8月,章乃器与孙起孟等同其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陆续奔赴解放区,与中共一道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着手准备。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五一口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的真诚态度,推动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拥护,也促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北平政治协商会议,经协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将《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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