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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武与蒋经国的结拜手足情         2017年12月19日19:17

1988年1月13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因病在台北去世。第二天,蒋经国的遗孀蒋方良女士收到了一封自大陆发来的唁电:

“方良弟妹礼鉴:昨夜惊闻老弟病逝,悲痛无已,竟夕难眠。经国一生爱国,夙怀大志,正期再展长才,共竞祖国统一大业,不意遽尔长逝,痛惜何似!我与经国,两世交谊,情同手足。当年苏联同窗,溪口话别,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虽两岸睽隔,音问久疏,然思念之情,无时或已。近见台湾开放探亲,方庆把臂话旧有期,讵料经国先我而去,竟成永诀!遥望云天,不知涕泗之所从矣。谨电致唁,敬希节哀顺变,善自珍重。经国灵前,尚祈为我馨香祝祷安息。临电神驰,未尽欲言。”

这封唁电,情真意切,饱含深厚的感情,提到了很多往事,局外人不容易看懂。唁电的署名者屈武,时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是蒋经国早年的结拜兄弟。新中国成立后,屈武利用他与蒋经国的特殊关系,在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程中做了一些独特的工作。

异姓手足 革命同志

屈武(1898—1992),字经文。陕西渭南下邽人。蒋经国(1910—1988),浙江奉化溪口人。屈武与蒋经国没有血缘关系,两个人的出生地相隔2000多里,本来是素不相识的。

1925年6月,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时,五卅惨案发生,他参加了游行罢课斗争,结果被学校开除。蒋介石便让蒋经国去北京学习,并托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予以照顾。于右任发现,蒋经国与自己的女婿屈武(字经文)名字里都有一个“经”字,看起来很像兄弟,屈武比蒋经国大12岁,属相都是狗,两个人又都是满怀爱国热情的热血青年,惺惺相惜,很难得。就这样,蒋经国和屈武结拜为兄弟。

屈武(左)与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合影

这一年年底,蒋经国和屈武夫人于芝秀等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半年之后,屈武也到苏联留学,两个结拜兄弟在异国重逢,成了同班同学。他们同窗学习,朝夕相处,情同手足。

1927年夏天,正当屈武、蒋经国等200多名第一期中国留学生将要毕业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消息传来。屈武、蒋经国和同学们在校园里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罪行。几天后,17岁的蒋经国发表了书面声明,公开谴责父亲。声明中写道:“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们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这一宣言通过塔斯社传向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不久,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就在起义爆发的前一天,在南昌发表了由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22名委员签署的《中央委员宣言》,谴责反革命逆流,声援革命行动。屈武与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柳亚子、毛泽东、邓颖超等人都名列其中。

屈武与于芝秀合影

这两件事,使屈武和蒋经国瞬间成为全校的新闻人物,大家纷纷向中国留学生打听:“认识蒋经国吗?”“屈武是哪一位?”

毕业后,屈武进入苏联陆军大学学习,蒋经国到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大学学习。蒋经国因故提前结业,被分配到西伯利亚的一家工厂做工。他从列宁格勒动身,先到了莫斯科,与屈武共同生活了一个月。两人经常遥望祖国,促膝交谈。蒋经国离开莫斯科去西伯利亚之前,有些担心自己抵不过那里的酷寒。屈武赶紧安慰他不要发愁,并立即把于右任赠送给自己的一条很厚的哈尔滨毛毯转赠给他。蒋经国靠这条厚厚的毛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谁都没有想到,屈武后来被送到摩尔曼斯克劳动改造,所经受的磨难比蒋经国还多!蒋经国知道了屈武的遭遇后,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经文大哥,你受苦了!我真对不住你!这条毛毯对我来说,真是生死之礼,我是终生难忘的。”蒋经国经常对人谈起这条救命毛毯的故事。

政见出现分歧 溪口两次规劝

渐渐地,蒋经国不再是那个充满革命意志的年轻人了,而是对蒋介石亦步亦趋、唯命是从,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无形之中,屈武与蒋经国这两位异姓兄弟之间的政见分歧越来越大。

1949年初,蒋介石反动集团败局已定。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和平统一、避免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的伤害,中国共产党同意国共两党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张治中任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屈武任顾问。正式和谈之前,屈武曾两度陪同张治中前往奉化溪口,向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请示汇报。

3月3日,屈武陪同张治中第一次到溪口。蒋介石派蒋经国去迎接他们。这一次,屈武在溪口住了八天。八天之中,屈武与蒋经国夫妇朝夕相处,所谈内容,从妻子、儿女、家庭生活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友等,无所不有。当然,谈论的中心话题是国共和谈。由于两个人的立场、地位等差异,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场面,在他俩结拜20多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

屈武苦口婆心劝说蒋经国:“古人讲‘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我把这句名言转赠于你,这是大哥对小弟的忠告。应当说,当年我赠送给你一条毛毯是微不足道的,而这忠告,比起毛毯来,包含的情谊更加深厚。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也’。”“假若你老弟还能像你初到赣南时那样,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拥护国共合作,我就马上走近你。何况,我接受张文白(张治中)将军盛情邀请,协助他参与和谈,从迪化(乌鲁木齐)到南京,又从南京到溪口,跟你住在雪窦寺妙高台,朝夕相处,畅所欲言,不是走近你了吗?正因为你我情同手足,所以我才这样掬诚相见,敢掏肺腑之言,望老弟三思。”蒋经国沉默了。半晌,他才对屈武苦笑道:“经文大哥,我说不过你!”

1949年4月8日,国民党北平和谈代表团一行在颐和园合影。前排右三为屈武,右四为邵力子,左三为刘斐。

3月29日,屈武同张治中第二次飞往溪口。因为代表团4月1日要飞赴北平,这次他俩只在溪口逗留一晚。尽管已经能预测到最后的结果,屈武仍不放弃一切机会,再一次与蒋经国恳谈,进行规劝,以尽兄长之责。在机场离别的时候,蒋经国和妻子方良,与屈武紧紧拥抱,不忍分手。蒋经国一直把屈武和张治中送到就要上飞机了,他又一次拥抱屈武,深情地说道:“经文大哥,我们会很快相见的。祝你成功!”屈武回答道:“经国老弟,多多保重,后会有期!”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

屈武加入民革 频频规劝蒋经国

和谈失败后,国民党代表团成员集体留在了北平,包括屈武在内的大部分人先后加入了民革。蒋经国跟随蒋介石到了四川成都,布置所谓“川西决战”。但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逼近成都,蒋介石父子只好从凤凰山机场起飞,离开大陆,退往台湾。兄弟二人再也没能见面,只能隔海峡相望。屈武这个兄长,心中始终牵挂着对岸的蒋经国。

1955年3月,所谓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为祖国统一蒙上一层阴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展示出了超凡的政治智慧,开始酝酿和平解放台湾,把两岸局势引向缓和。1956年,周恩来总理代表政府公开表示,新中国“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谈判。“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新中国的一系列主动示好的做法,引起了海外华人和民革同志的强烈反响。

为了加强对民革相关工作的具体领导,1957年2月18日,民革中央决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由张治中任主任,邵力子、黄绍竑、刘斐、屈武等当年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及有关人士为副主任,制定了会议制度,成立了工作机构,拟定了工作计划,统一了文件处理方式与程序,积极开展工作。在此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几次接见从香港回国的曹聚仁,商谈大陆与台湾接触事宜,屈武都在座。双方议定,先派代表在澳门接触,大陆方面的代表是屈武和徐冰,台湾方面的代表是蒋经国。十分遗憾的是,此事后来中断,未能取得结果。屈武失去了再次当面劝说蒋经国的机会。

1979年4月,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屈武与邓颖超合影。

1975年蒋介石病故以后,蒋经国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他虽然比屈武小12岁,但是健康状况不如屈武。屈武深知蒋经国内心是爱国的,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他十分担忧蒋经国的身体状况,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对蒋经国进行诚恳的劝说,希望蒋经国能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果断决策,打开台湾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新局面,在民族复兴大业上青史留名。

1979年4月,屈武随同邓颖超访问日本,向记者发表谈话,希望蒋经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为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作出贡献。1980年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55周年那天,屈武给蒋经国写了一封长信,忆及两人当年在赣南相聚、相期青史留名的情景,期望蒋经国能“顺应潮流,体察民意,果断抉择”。

1983年4月,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民革中央副主席刘斐逝世,屈武成为唯一健在的代表团成员。他在给蒋经国的告知信中,进一步敦促蒋经国及早决策,共竟祖国统一大业。1984年5月,屈武借第一次国共合作60周年、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的机会,发表了《与台湾国民党朋友谈第三次国共合作问题——并向蒋经国先生进一言》的文章,“我希望经国拿出足够的决心和勇气来,排除一切干扰,当机立断,作出正确的抉择。不世之功,千秋之业,就在一念之间。如果能在他的任期内,实现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就会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永远为中国人民弦歌丝绣,口碑不绝,希望经国三思”。兄弟之间的私谊,国家民族的大义,深深渗透进字里行间,凡此种种,难以一一列举。

弥补兄弟遗憾 专程奉化扫墓

蒋经国非常孝敬母亲。不幸的是,母亲在抗战期间惨死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当年,蒋经国闻讯后,不顾艰险赶回老家,将母亲安葬,并手书了“以血洗血”的石碑,立誓要为母亲报仇。在离开溪口去台之前,蒋经国特地到母亲墓前依依不舍地辞别。从那以后,蒋经国再也无法回乡亲自为母亲扫墓,随着自己迈入老年,内心的遗憾和愧疚感与日俱增。他通过台湾和海外的朋友,向结拜兄长屈武转达了问候和感激之情,还表达了他十分强烈的愿望:深以不能亲临溪口为母亲扫墓为憾!

为弥补手足兄弟的这一大遗憾,1987年6月,90高龄的屈武专程到奉化溪口,替蒋经国扫墓尽孝。

这时的江南,闷热潮湿。可是这位90高龄的老人,却坚持徒步登山前往蒋经国祖母王氏的墓,王氏墓在白岩山鱼鳞岙,要经过一条连年轻人也会走得气喘吁吁的崎岖山道。随行的人担心他吃不消,特地准备了滑竿,但屈武却硬是自己一步一步坚持走到了墓前。他深深懂得蒋经国的孝心:自己代表兄弟前来,如果借用任何交通工具,都有损孝道!接着,屈武又到蒋经国生母毛氏墓前,敬献花圈,行三鞠躬之礼。90高龄的老人,如此虔诚地替结拜兄弟扫墓,旁边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扫墓结束后,相关媒体进行宣传时,特地附上了屈武在蒋经国题字的毛母墓碑前的留影。

屈武祭扫蒋经国生母墓时留影

或许是屈武的这次扫墓触动了背井离乡近40年的蒋经国的心弦:自己虽然不能回乡扫墓,可是有结拜兄弟尽心尽力替自己完成,总算弥补了缺憾。那些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军政人员,他们不能回乡扫墓的遗憾谁来替他们弥补呢?

1987年10月,在大陆的积极努力和两岸民间的呼吁下,台湾方面宣布从当年11月2日起,允许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以外的台湾居民,经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分离长达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海峡两岸人为的樊篱开始拆除,无数的家庭得以骨肉相聚,阖家团圆。

没有想到,就在两岸交往形势一片大好之时,蒋经国突然于1988年1月13日离世。消息传来,屈武既为结拜兄弟的去世而伤感,又为两岸关系的走向深感惋惜和忧虑。他“悲痛无已,竟夕难眠”,第二天,屈武给蒋经国的遗孀、他的老朋友蒋方良女士发去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封唁电。

除了与蒋经国的交往外,屈武的一生还有很多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血溅总统府;后来三见孙中山,接受中山先生的命令赴西北鼓动革命;有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党员身份;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努力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与王昆仑等人参与发起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解放战争期间,屈武与张治中一起释放被盛世才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员,一同参加北平和谈;新中国成立后,他推动新疆实现和平解放,使新疆免受刀兵之灾。在那个多灾多难之秋,屈武为民族复兴作出了诸多的努力。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值得我们后人衷心地景仰,认真地学习。

在屈武等民革前辈的率先垂范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民革党员干部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利用自己与台湾军政人员的特殊关系,大力揭批“台独”分裂势力,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奔走呼号。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努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成为民革工作的突出特色和亮点。特别是近年来,民革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依靠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由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改名)、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等平台,在助推平潭综合实验区发展,举办海峡论坛、“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举办两岸与香港、澳门青年设计师“华灿奖”等工作中成效显著,形成了台湾高校杰出青年赴大陆参访团、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联盟、台生赴大陆实习、两岸青年和平发展论坛等诸多特色品牌,为祖国统一大业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本文内容选自《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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