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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与孙中山的社会理想     张昭军    2016年11月11日00:00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建立一种既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制度。

  “民生”一词出自儒家典籍《左传》。按照孙中山的说法,该词由他第一次用于政治领域,“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民生主义以实现人民的幸福为最高目标。

  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它是反思现代性弊病的产物。

  1896年,孙中山先后到达美洲、欧洲,这是他第一次深度考察英美等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令他震惊的是,英美的社会生产力虽突飞猛进地发展,但社会矛盾却异常尖锐,贫富悬殊日渐扩大,实行社会改革的呼声很高。近代以来,中国人醉心于学习西方,但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大大出乎了孙中山的意料。物质财富的高速增长与贫富严重分化的矛盾能否避免?这不可能不引起孙中山的深思。当时,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在英美十分流行,孙中山接受了该书所提出的从“单一地价税”入手、通过重新分配财富来实现社会公平的观点。

1905年0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尽管许多人并不理解,孙中山还是坚持把“平均地权”列入了同盟会的纲领之中。所谓的“平均地权”,不是采取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而是先核定地价、原价归地主所有,社会进步后土地涨价归公、由全民共享。他希望在中国还未发生西方式的严重贫富分化之前,采取一劳永逸之计,实行民生主义,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从而避免政治革命后再进行社会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年,孙中山还到比利时走访了第二国际执行局,要求接纳他的政党。他在阐述党纲时说:土地全部或大部分为公共所有,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采取机器生产,但防止欧洲已经发生的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现象。

  可见,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在醉心学习西方之时,他已发现西方不是理想世界;当其他革命家在专注于民族革命之时,他已在谋划社会制度的变革,建立一种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民国成立后,他的主要精力一度集中到了民生主义问题上来。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同一天,他提出中国应采取“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中国当下应当“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他主张把铁路、电车、银行、自来水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收归国有,利益由全民共享。据他的解释,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借鉴自德国俾斯麦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

  他甚至干脆把民生主义称作社会主义,反对资本家压制平民,大力提倡公有制,高度赞扬亨利的“土地归公有”和马克思的“资本归公有”,认为二者都得到了“社会主义之精髓”,可以相互发明。虽然他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并没有准确的理解,但却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倾慕之情。1912年10月14—16日,他应上海中国社会党本部之请,连续三天演讲社会主义。他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矣。”

  1913年,他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遭到了资本家的普遍反对。其原因之一,即在他提倡社会主义,反对资本家对平民的压迫。

  1910年代末2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取得较快发展,劳资矛盾显露,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解决民生问题的急迫性。他决定以俄为鉴,开始与共产国际密切接触,进行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对民生主义的内涵作了重新说明,明确提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其中,孙中山对“平均地权”有一重要发展:他把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公开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土地和资本两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本所在。

  有人或问,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实际上,孙中山本人对此的解释也比较混乱,对社会主义等概念并没有严格的界定。例如,他有时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有时又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简单说来,在社会理想,在反对资本家垄断财富、实现社会公平方面,两者存在较大的一致性;但具体到中国,他反对在中国马上实行共产主义,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当下最主要的问题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由此看来,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误解,并保持着一定距离。

  上百年来,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是私有制、公有制还是国有制,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其间的长短优劣,一直争论不休。实际上,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这一问题的关键点之一,实质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如何避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孙中山辩证统一地看待两者的关系,主张发展社会经济,但绝不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主张学习西方,又要超越西方;主张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要人为地使二者对立起来。他在《实业计划》结束处写道:“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这种吸收资本主义的成果以实现中国社会公平、富裕的思想,确实有其高明之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正是以此为基础,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方针。

  孙中山去世时,美国一家报纸将他与印度的甘地、土耳其的凯末尔、俄国的列宁、美国的威尔逊一道,并列为“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并不完备,但他所谋求的社会理想对于今人而言仍是一个待解的重大课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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