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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视角下的中国政党制度初探     黄列    2016年01月12日00:00

有人认为,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各政党互相竞争、轮流执政,这样的政党制度是民主的;中国大陆的政党制度核心是共产党执政、其他八个民主党派参政,这种固定由一党执政的制度就是非民主的、甚至是专制的。这也是一些西方敌对势力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理由,一些不明真相的国人包括一些重量级的学者也受到影响,对中国政党制度产生了疑虑。因此,我们不能回避这一问题,并有必要作出理论上的澄清和解释。

一、西方政党制与民主的关系

民主的本义是人民当政,即人民当家作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政党制一直受到西方民主理论家的质疑,因为在他们看来组建政党是非民主、反民主的。卢梭曾经说过:“当人民中间自立宗派,有损大局地组织部分性协会时,那么,每个协会的意志对于其成员来说是公意,但对于国家来说则是部分特殊的意志……当这些协会的其中之一终于强大到压倒所有其他协会时,结果不再是小数目的差别,而是惟有一个差别。这时,不会有公意。占上风的意见,仅仅是一种部分特殊的意见。”(《社会契约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二卷?第三章《公意是否易犯错误》)卢梭这里所说的“自立宗派”、“组织协会”就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创建党派,他设想的民主社会,是每个公民都自由而平等、独立自主、不带党派偏见地发表意见,形成“公意”。而集“党”分“派”,直接危害了“公意”的形成,是以部分人的意志凌驾于全体人的意志,因而与民主势不两立,所以卢梭对于在公民中间组织“协会”深恶痛绝。正因为认识到组建政党是非民主的,所以雅各宾派的创始人之一列?霞白利,在制宪会议提出并通过一项法令,即著名的《列?霞白利法》(LoiLe Chapelier),严禁公民们集党结社,并将集党结社称为“反自由的犯罪行为”,这项法令自1791年颁布一直延用到1864年才废止。法国大革命正是在卢梭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一下子摧毁了所有传统的行会和民间社团。

在19世纪末的英国,政府需要选举产生,于是政党才作为一种为选举服务的工具而越发变得重要起来。因为据说“时代背景不再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公开竞争,而是一团混沌迷离、经常是无知的选民大众,突然进入了选举市场”(见Antoine de Bacque主编《欧洲民主史》(Une Histoire de la democratie en Europe),Le Monde Editions,1991,Paris,第38页),于是需要一种组织机构把民众组织起来,以保证议会制“民主选举”的运作。这种“服务”公众、服务选举的组织,使公众舆论得以更明确、更有条理地表达,应该无可非议。但是,后来英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像“伯明翰委员会”这样的有组织的政党,它不仅为部分民众表达诉求,而且事先作出政治决定,明显地误导、操纵选民团体。这种半违规、半合法的组织(政党)行为,当时就遭到政治学界的质疑,认为它破坏了选民独立自主、自由选择的权利。于是,政党本是一种迫不得已、一种权宜之计、一种为选民服务的组织,变成了操纵选民、赢得选举、夺取政权的“竞选工具”或“政治机器”,明显地违背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理想。

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制,无论一党还是多党,一开始只是出于一种现实需要、出于某种政治实用主义而逐渐被接受的。这种政党体制,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的政治家们基于法西斯主义给世界造成创伤的教训,以宪政的共同形式,将民主与政党制度联系起来。英美国家的这种宪政体制,“整个宪法结构都旨在化解大众意志的狂热影响,抑制政治家们的内在野心和多数人的专制倾向。”(考科兰《民主的理论与实践》Cambridge,London,New York,1983,第18页)这种宪政体制,与其说是民主,倒不如说是自由和法制。有人说“西方现代民主,高扬的是卢梭的旗帜,实行的是孟德斯鸠式英美自由主义”(见河清《民主的乌托邦》,第一章,第五节《多党制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此言千真万确!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特殊性和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依据

在近代史上中国也曾想仿效西方实行多党制,一时间政党林立,都想以竞争的方式争取执政,不过很快以宋教仁被暗杀宣告中国实行多党制失败。这种西方式的多党制仅仅昙花一现,其他时间里中国的政党制与西方社会的政党制均大为不同。我们谁也不会相信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他们建立政党是为了竞选。从同盟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都是一些革命志士为了挽救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因此,中国的政党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治学所说的“政党”概念不完全相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政党不是国家的创建者,只是在国家的民主化、现代化转型中发挥了影响作用,而中国不一样,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必须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出发,彻底推翻旧社会的专制政体,以党建国,创建一个全新的民主共和政体。如果说西方政党把“权力”放在第一位,那么中国共产党则把“责任”放在第一位,一个是“权力本位”一个是“责任本位”,个中差异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既是新中国的缔造者,那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历史使命也必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主要功能是选举的政治机器,那么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且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等方面面临着更加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一个拥有几百万直至几千万党员的政治组织,又是一个超强的国家机构,这才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特色。因此如果我们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来类比中国的政党政治,“就好比用苹果的理论来看待橘子一样……一定行不通”(郑永年《中国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37页)。

中国共产党不是通过选举赢得执政地位的,那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如何体现?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赢得了胜利;也有人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支人民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赢得了胜利;还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是掌握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在政治上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而赢得了胜利……所有这些判断都不错,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共产党逐步取得领导地位、成功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稍有一点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白色恐怖年代许多穷苦民众为了共产党人的安全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牺牲家人的生命;在斗争残酷复杂的岁月,许多民主党派精英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硝烟弥漫的淮海战场,多少民众毁家纾难、用独轮车推出了战役的胜利。亿万人民用行动、用生命拥护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庄严自豪地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与任何西方国家通过选举赢得执政地位的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民意的可靠性和实践的效验性。

三、中国政党制度的民主内涵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这是“过去时”了,时过境迁,现在再坚持一党执政是否有违民主精神呢?

其实,民主与“一党”还是“多党”实无太多关联,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执政党的合法性只能来自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执政的合法性,不是因为它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功勋,也不是有人赞誉的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中国共产党坦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在于它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法宝。

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发展不平衡、多党派、多民族的国家,西方那种民主方式需要特定的文化内聚力和社会稳定性,在中国推行西方式民主不仅会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还会内耗大量时间精力,这对我们这样一个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多党竞争不可能拿出一个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全方案,只会造成社会混乱、四分五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一个开放型的政党,会采纳社会各界的好思想、好主张,也会吸引社会各界精英成为党内骨干。因此说中共“一党专政”其实是个伪命题,中共权力体系并没有被哪个人、哪个家族、哪个团体所垄断,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如果说西方多党制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开放的一党制便是内部多元主义。”(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5月13日,郑永年《中国要建设自己的民主模式》)这就是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所说的中国的民主模式。不要以为两党制、多党制就自然而然地民主,如果这种两党、多党只是少数人甚至少数权贵阶层的集权组织,那么再怎么轮流执政也与普通大众毫无关系,因而它是不民主的、专制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社会各界精英只要足够优秀都能申请加入党组织,这样的一党执政怎么能说不是民主的?再说,人民的拥护既可以体现在投票选举上,也可以体现在国家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如今中国人民紧紧跟随着中国共产党正奔驰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这一点连西方一些政界、学界人士也不得不表示认同。前不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在一次演讲中感慨地说:“我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及其政治体制保持高效的原因知之甚少。”(转引约翰˙奈斯比特《中国特殊的民主模式》)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宣告确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进行政治分权式的竞争,而是进行民主协商。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有许多学者作了这方面论述,笔者只想强调的是:民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选举外,协商、参与、监督、自治等都是实行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政党制度本身就是协商民主的产物,蕴含了协商民主丰富的内涵。这样的政党制度具有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的叠加效应。这样的政党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多元、利益多元、价值多元日益凸显,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群众利益的难度增大,执行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需要系统性转变,也许社会共治是做群众工作的基本模式。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各民主党派也应该主动担当起参政党的责任,增强社会多元治理、社会共治的主体意识,与中国共产党一道,组织各自联系的群众,为群众服务,更好地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样才能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作者为民革江苏省委会宣传处处长、学习与理论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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