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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在香港创建民革始末     李筱桐    2017年12月13日10:50

李济深

回想起民革创立的历史和那段时间我家在香港的日子,真是感慨万分,思绪万千。

1950年,李济深与家人合影。

李济深(左一)与家人在北京李公馆。

和蒋介石决裂,到香港筹建民革

1946年1月10日,中国各阶层人民盼望已久、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但2月10日,蒋介石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公开撕毁了政协决议,旧政协宣告流产。3月2日,为阻止内战,我的父亲李济深去重庆参加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但国民党反动势力控制了会议,李济深和平建设国家的愿望完全落空,使他更清楚地看出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反动本质,也更坚定了联合国民党内民主力量,开展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决心。他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留在重庆,积极进行活动,另一方面他让在广州的蔡廷锴等人加紧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筹建工作。

1946年底,在庐山会见了蒋介石的李济深对蒋已不抱什么希望。他以送儿子去美国作借口到了上海。在上海李济深分别秘密会见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上海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在他们的支持下,他决心到香港团结国民党内民主分子与党内反民主势力进行斗争。从此父亲与蒋介石决裂,走上反蒋反独裁为中国实现民主、大联合而奋斗的道路。

1947年2月,父亲从上海经广西老家带全家到了香港,专门从事创建有更大影响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在香港我们得以和父亲团聚。

受到“重点保护”的罗便臣道92号

在香港我们一家住在位于半山腰的罗便臣道92号一个旧式的三层楼的房子里。这幢洋房是父亲在20世纪20年代末购置的。何香凝一家也曾在这里住过。1931年发动福建事变时,李济深、陈铭枢等常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这次李济深来港后,这幢洋房又成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举行秘密会议的场所。

由于李济深曾任北伐军总参谋长、四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广东省省长等职,在国民党军政界有极大影响,加上父亲在此时,曾任三个民主党派的主席(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父亲是在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中影响最大的人物。蒋介石派了许多暗探对他的行动加以监督。此外,香港当局把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予以“保护”,派警察在李宅门前守卫。香港总督府政治处主任王翠微也经常到李宅聊天,就近观察李济深的动静。

由于父亲拒绝担任蒋介石委任的参议院院长的职务,家庭没有固定收入,人口又多,经济拮据,全家生活十分艰难。生活费用除了靠朋友接济一些之外,父亲还把楼房租给别人补贴家用。楼房的一层租给了一个由内地跑到香港的国民党军官(后知道他是国民党特务),三楼租给一家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夫妇,他们讲普通话,像是从北方来的文化人(1949年到北京后才知道他们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带着三四个小孩,经常和我们一起玩。

我们家最多时十几口人就只能挤住二楼。为了便于父亲在家接见记者,与在港的其他党派民主人士联系及召开民革领导会议,就留了最大的一间房子作为客厅。香港的老鼠又多又大,晚上出来找食,经常在我们的被子上跑来跑去,甚至还咬我们的脚趾头,我们极怕而不敢叫。由于无钱雇人帮我母亲料理家务,所以从买菜、做饭、交水电费都由我母亲和一个乡下来的小女孩帮忙料理。记得那时母亲经常带领筱薇姐和仅有五岁的我从半山腰的家走过很多台阶到山下的市场去买便宜菜,到中环的银行去交水电费。家里经济是如此困难,而父亲却把在离开南京时典房子得的20万港币作为在香港开展工作的活动经费。为了出版香港《文汇报》作民革机关报,他又将桂林一所房子卖了,得到一万港币作为股款。由于父亲高举反蒋旗帜,在港期间,不仅香港政府,国民党的特务时刻也都在监视父亲的行踪。在我家对面一个旧车房里,特务在长期监视,并准备实行暗杀。而我家周围还经常被我们戏称为“叉仔佬”的印度籍警察在走来走去“保护”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和无人身安全保证的环境下,时年62岁的父亲精力充沛,夜以继日地为了中国实现民主,联合建国而努力工作。

在香港李济深给了蒋介石一记重拳

1947年2月26日李济深抵达香港。3月9日他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对时局意见》的长文,文中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是违背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撕毁政协决议、实行内战独裁的政策。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迅速公开了反蒋的旗帜,从侧翼向蒋介石出一重拳。发表这篇文章之后,蒋介石第三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出国民党。

为了培养革命人才,父亲积极支持中共南方局倡议,在香港成立了达德学院,父亲任校董事长,聘请了一批民主教授和中共党员任教。从1946年至1949年间,学院成为中共地下党和民主党派开展各种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有用的革命人才。

宋庆龄建议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在公开举起反蒋旗帜之后,李济深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联合国民党的民主力量,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除民促外,还有民联。民联是1945年10月在重庆成立的,全称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6年李济深去重庆,他们找到李济深当指导员,希望李济深来领导。因李不在重庆常住,未成。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请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在寓所聚会进行讨论,大家建议由李济深和何香凝联名写信给上海的民联负责人来港共商大计。李、何两人为防止警察特务搜查,将密信写在巴掌大的绸巾上,缝入衣服衬里。信写给民联负责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由朱蕴山专程送往上海。后得知上海各方正在搜捕朱,于是送信任务改请高僧巨赞法师进行。另外一路由即将赴欧洲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的朱学范绕道美国,联络正在进行反蒋活动的冯玉祥,请他回国建立革命组织。后冯表示完全赞同,并决定回国。

10月初在上海民联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人陆续抵港。筹备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将建立的这个组织叫什么名,由谁当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征求宋庆龄和冯玉祥的意见。

宋庆龄建议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有些人表示不同意,因为当时国民党早已臭名远扬。何香凝说: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们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存孙先生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为了广泛号召,就不能不保留“国民党”三个字。李济深也曾指出国民党本来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孙中山留给我们三民主义是根据民主原则所创立起来的救国主义,是救国、救民的思想。于是最后决定就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右一)与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民革主席谁来担任的问题,大家都同意推举李济深担任。李建议由民革中老国民党员六人联合写了一封信请宋庆龄来领导民革的《上孙夫人书》,请孙夫人任民革主席,由朱学范设法交给孙夫人。后宋庆龄通过中共地下党转告,她赞成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但不能前往。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确定请宋庆龄担任民革名誉主席,由李济深担任民革主席。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下,民革筹备工作排除了干扰,并于10月31日正式成立了民革筹备委员会。12天之后,即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大会在香港开幕,大会由李济深致开幕词,他深情地说:“今天适好是总理诞辰,我们来开会,就是象征本党再生之意义”。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民主派与反动派的彻底决裂,是中国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在国内外立刻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受到中共的重视和欢迎。(2015年11月9日 作者系李济深女儿)

1957年,毛泽东与李济深合影。

这是李济深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投票。

李济深故居,内有胡耀邦亲笔题字。

1993年中国邮政为纪念李济深发行的邮票。

李济深书法。

(作者系李济深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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